德国最近的教育学研究方法及其反映
伏见猛弥教授以《德国最近的教育学》为题所介绍的教育学研究法革新的论文值得我们关注。对于那些死心塌地墨守旧式教育法的教育学者们来说，这恐怕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感官冲击，因为它毫不掩饰地介绍了通过新式研究法从根本上对现行教育学进行颠覆的现状。其要旨如下：
“德国的教育学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作为哲学的副产物发展着，所以许多先验哲学的研究方法都可以直接适用于其中。但先验性的演绎法最初是规范科学所特有的方法，针对这种直接将其适用于教育学的做法，德国各界都提出了反对的看法。相对于以往的先验性演绎法，以梅伊曼[1]为代表的实验教育学通过实验归纳法的导入，为德国教育界开拓了全新视野。可是先验性演绎法作为自然科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将其直接应用于教育学，从教育学的学术性质来看确实是不太合适。原因是教育学的对象既包含着实际存在的物质，也囊括了抽象的思想意识，就像单纯依靠先验性演绎法无法把握全体一样，单纯依靠实验归纳法，恐怕也无法掌握全局。究竟用哪种研究方法才能够从整体上把握好全局？世界大战后德国教育界尝试了种种方法，希望解决这个难题。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种是从把握现实出发，并附之以理念的领会式方法。
“第二种正好与第一种相反，站在理念构成的立场上，再通过构成的理念来把握现实的辩证式方法。
“第三种是现实把握与理念构成两者同时实行的现象学式方法。
“当然，这些方法还属于尚未完善的半成品。因此，采用这些方法来组织的教育学到现在为止也还未能摆脱试验阶段。这些都只是局部性的尝试而已。
“如果站在以领会式方法来处理教育问题的精神科学即心理学立场上，按照斯普朗格[2]的观点，对某种事物所做的说明，也可以看作是从现实出发的一种归纳法。但在其与全体所对应的关系上，把握有意义的事物，即把赋予的对象看成综合价值体系中的一个构成部分来把握，它与实验性归纳法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此，在现实把握的同时也兼顾了价值构成的任务。
“辩证式方法指的是将矛盾综合起来的一种思维形式，是通过概念性方法来获得真理的一种手段，也是一种价值创造的方法。但同时如果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的话，思维方式本身也是把握现实的一种形式。(https://www.daowen.com)
“现象学方法通过分析现实对象，从中发现以意识形态存在的对象的性质。从分析实在性与对象性这点来说，它与辩证式方法有些相似，但对各自之间关系的把握没有侧重点，仍停留在均衡对待的层面上，和辩证式方法一样也没能抛弃概念图解的方法。”（《帝国教育》1931年10月）
通过本文的介绍，我对德国教育界的情况有了些了解，印象最深的是教育学者们的研究对象不明确，他们对“在教育学的研究上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一价值观的认识不够充分。换句话说，在教育学研究的结果到底对多少人产生了实质性的效果这一点上没有明确的认识。虽然离实践家所期待的那种能对教育方法直接加以指导的要求还很远，仅仅是教育学的基础工作而已，但已从根本上对以往的研究法感到怀疑，并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来推行改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正因为学者们漫无目的地为了学问而做学问，胡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让实际教育者在死胡同里囫囵吞枣地学习，只顾埋头于和日常职业相隔甚远的精神现象的探究，对于解决疑难问题却不得要领，这样一来，就不去考虑指导工作法则的演绎问题了。以这种方式来研究改革方案的话，通常都会对教育上的新发现不闻不问，仅仅是从偶然的经验出发提出教育改革的诸种方案，这即为证据。夸美纽斯也好，裴斯泰洛齐也好，其他所有的改革家也好，最初并非因为受了学者们的照顾才有了自己的发现。这种情况至今也一样，爱伦·凯[3]和帕克赫斯特也是如此。
虽然也有单从经验出发的灵光一闪或发明忽然间在全世界受到欢迎的例子，但能在实际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的少之又少。即使赫尔巴特主义极度盛行，实干家们却几乎完全无法理解透彻，只在形式上模仿并弊害百出，随着时代变更也会被人遗忘在脑后，直到现在世界还受着这种影响。
综上所述，哲学家们在大学里担任着职位，教育学的课程内容却与教师的实际生活无任何关系，仅是理解这些内容就已经让教师们疲于奔命了，要想使他们在工作中真正加以运用就更是天方夜谭了，所以才导致了今天这种局面的出现。这就是不对教育学到底能真正地造福多少人这一价值观进行反省，只顾研究而对对象观察不充分的恶果。
然而，那些所谓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呢？全世界各国的教师们教授着活泼的儿童，他们不知如何下手的令人焦头烂额的问题是“如何启发乃至陶冶精神”，而不是哲学家们所讲的教育本质和教育学性质之类的问题。虽然不能无视那些问题，但也不能为了探究它们而过分求索，我们并非为了探究本质而做本质的研究。倘若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的核心是方法，而又能将教师们燃眉之急的问题明朗化的话，作为得到它的手段，就应将人类本质的认识演绎为教育本质的认识。比起在探究上走弯路而最后才研究方法观的做法，这样做应该能走些捷径吧。与迂回曲折的漫漫长路相比，这种做法不正是现存的一条捷径吗？这一点还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条将其他所有自然科学的研究途径都排除在外的捷径，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有什么理由忽视对这条捷径的研究，转而去绕弯道，走远路呢？
日本教育界又是怎样的呢？一如既往，不过是追随着德国教育界的影子罢了。学者们不将教育技术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比较观察，不进行批判式的研究，教育实干家们无法将宝贵的自身经验理论化，依然只把欧美的原文书籍当作学问的唯一来源。我们要反对这种毫无具体观念的虚妄概念和无法上升到抽象概念层次的盲目观点，但是仅凭这一点，永远也无法形成科学的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