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前 言
我们的祖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在地球上居首位。自从清代闭关自守以后，养成“妄自尊大”的习惯，开口就是“地大物博”来炫耀自己。但是，改革开放多年以来的实践证明：我国山多水少，矿产贫乏，科学技术落后，物产按人口平均，个人占有的资源有限，与先进的欧美国家比较，确实是亟待发展的国家。
“知耻近乎勇”、“过则勿惮改”是我国先圣留下的至理名言。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遵循这样的传统，向先进学习，取长补短，不断地勇往直前来鼓励自己、改造自己，使我们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之林。
我国地域辽阔，一般来说，东富西贫、南水北旱。可是，长江流域却得水独厚，富甲全国，经久不衰，沿江两岸在历史上有很多美誉，如“天府之国”、“鱼米之乡”、“湖广熟，天下足”、“江南粮仓”等等。
进入新世纪后，大城市的建设轰轰烈烈，旧江山的面貌焕然一新，民族的优良传统有时会被无意中削弱。“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必须传承社会历史和前圣先贤的遗训，承先启后，继续让我们的民族屹立于世界，将国史再来一个5 000年！
随着科学的进步、电脑信息化的普及，历史文化的传播虽然多、快、好、省，但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历史的精华与糟粕同时暴露，真实、完美、善良、优秀与虚伪、造假、丑恶、炒作也将同时存在，让我们睁开眼睛，细察毫末、明辨是非，来分清真善美与假恶丑。
真实的历史，来源于真实的社会背景、群众的实际生活、传统的思想方法和秉笔直书的作风，与虚伪、炒作的假象大不相同。研究历史，不是编排有趣的故事。以幻想、假设来虚构，若遇梗阻，就借以妖魔鬼怪来搪塞，这只是神话、鬼话，不是历史。不过，真实的历史也有其缺点，那就是传教式的、干巴巴的、枯燥无味。要克服这些缺点，又能广为流传，那就要学习“班马”的手法来写史。
班固的《汉书》在汉武帝以前的篇幅，大都采用司马迁的《史记》原文，经过了一番精心的修整和补充，更加严谨，正如刘知儿的《史通》[1]所云，“言皆精炼，事甚赅密”。因此，《汉书》文学价值很高，读之可以引人入胜。《史记》也是一样，并且所述古史相当可靠。可是，近代疑古之风盛行，对《史记》所述史实多有怀疑，最明显的是《殷本纪》。司马迁自序《殷本纪》说：“维契作商，爰及成汤；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说，乃称高宗；帝辛湛湎，诸侯不享。”司马迁没有明确指出引文的出处，在现存的其他古籍上又无旁证，致使后人怀疑，甚至有些学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些历史学家，干脆将我国的历史从周武王建西周算起，以至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就只剩下3 000年了。
19世纪末，河南安阳发现商都殷墟的甲骨文，又经王国维[2]先生考证并撰文，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述殷商帝王名称和世系与出土的甲骨文所记相符，并得到学者们的共识，对《史记》的信任增加了，但对《五帝本纪》和一些年代错误仍深持怀疑态度。
像《殷本纪》一样，有了甲骨文的出现和学者们的考证，怀疑自释。至于时间错误，也需要岁月逐步更正。近年来，我国列入“九五”计划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确定了我国三代更近似的年代值，为研究我国古代史提供了可靠的共识年代。从这一工程所进行的过程来看，司马迁一人编年表是多么地艰难，表中所出现的错误，不可能避免，也是情有可原的。
最早全面叙述楚史是司马迁的《史记·楚世家》，据《太史公自序》云：
“重黎业之，吴回接之；殷之季世，鬻子牒之。周用熊绎，熊渠是续。庄王之贤，乃复国陈；既赦郑伯，班师华元。怀王客死，兰咎屈原；好谀信谗，楚并于秦。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第十。”
司马迁撰《楚世家》的动机和内容提纲，只用了60多字来概括。《楚世家》自帝颛顼高阳起至公元前223年止，共约2 200年，全篇约14 000字。再加上《史记》中其他《年表》、《本纪》、《世家》、《列传》等，所列举的一些有关楚史及其文化的零星片断，其总字数约2万宇。以此小篇幅叙述二三千年的楚史，只能数清各代楚王的世系和重要战役，至于详细史迹和文教、哲学、风俗、地域、山水及其来源和始祖等，或及皮毛，或只字不提。《史记》纪事，开始于黄帝，终止于汉武帝太初（公元前104—前101年，《太史公自述》自谓），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共526 500字，书于竹帛上，已经是篇幅浩繁了，不可能更详细。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说：“一般认为司马迁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一千年以前的史料来写历史，可是当人们从无可争辩的真迹——安阳甲骨文中清楚地找到三十个帝王的二十三个帝王的名字时，大家可以想象，许多人该是何等的惊异。由此可见司马迁一定确实拥有相当可靠的史料。”[3]
我国古老的历史并没有全部记载在《史记）中，悠久的文化也不可能全部保留下来，灿烂的古代文明大多深藏在泥土之下。为了探究历史的真相，西方兴起了独特的考古学，这一门崭新的学科距今还不到200年。而传到中国来也仅及百年，考古理论和方法都还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
20世纪初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是我国科学考古的开始，为我们解读我国5 000年的文明史提供了打开历史之门的金钥匙，尤其是对我国长江流域的考古，仅半个世纪的发掘，出土文物已经证明：长江也是中华民族发源地之一，楚史和楚文化也是我国古史和古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物资料补充并证明《史记》的史实，互相印证，才能恢复古史的真面貌。
作者晚年
新旧世纪交替之时，社会上已公开发行很多有关楚史及其文化的书籍，诸如史、志、史话、新论等，还有《楚学文库》、《楚文化知识丛书》等大部头的丛刊研究楚史及其文化，可谓空前发达、硕果累累。但是，研究的范围多限于楚中心地区，很少涉及邻近的地区文化，研究的时代多为楚国兴亡的春秋战国时期。本书试图扩大范围至长江流域地区，时代延伸至上下五千年（自太古三皇起至秦灭楚止），书名定为《楚魂》，既避免与其他专著雷同，又符合楚亡于秦已经2 000多年而其文化却飘扬在长江流域的上空，好像是“精神不死”、“灵魂不散”，“视倏忽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屈原《远游》），“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九歌·礼魂》），“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九章·抽思》）。我们大声疾呼：“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乎四方些？”以《楚魂》作为书名，寓意求索悠久的长江古史和崇高的楚文化精神。
上下五千年的楚史及其文化，遍及长江流域，仅以这一本书来叙述，遗漏一定很多，加之笔者年老体衰，错误一定很多。长江后浪推前浪，希望来者补充、指正，在此抛砖引玉。
郑昌琳 夏安本
2002年10月
【注释】
[1]刘知儿（公元661—721年），徐州人，世代书香儒业，一生精力主要花在史书编撰上，现存有《史通》语出卷一《六家》。
[2]王国维（公元1877—1927年），浙江海宁人，字静安，号观堂，清末秀才。留学日本，1903年起任教于湖北农业学堂和通州、苏州等师范学堂。致力于甲骨文、金文等研究，生平著述60余种，留有《观堂集林》和《遗书》等。
[3]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1分册），中国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