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

第二节　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

作为文学创作活动的客体对象，社会生活的整体才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在文学创作中，无论是侧重于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还是侧重于社会精神生活的揭示，无论是侧重于作家内心生活的抒发，还是侧重于外部生活的描绘，归根结底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关于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这一表述，吸收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的相关观点，笔者将其完整地引出，以做分析。毛泽东提出：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承发扬者之一，毛泽东所谓的“社会生活”，是吸收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的社会生活的科学认识的内涵的。他将文学艺术的源泉确定为社会生活，从文学艺术活动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原理上来说是成立的。撇开革命文艺的意识形态成分，他强调人民的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也是符合文学史的发展规律的。他分析了文学艺术活动的“源”与“流”的关系，有助于避免文学艺术活动向故纸堆中钻营。因此，毛泽东关于人民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的认识，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仍然具有指导作用。

明确了文学创作活动应向社会生活吸取源源不断的活水和取之不尽的养料，这对于一个立志于文学创作的人而言至关重要。

一、社会生活为文学创作活动培养了创作主体

社会生活是人因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需要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在与大自然和人的现实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人不仅仅解放了双手，更是发展出了惊人的想象力、深刻的理解力、无限的创造力。可以说，没有社会生活，就没有人自身的进步，也不可能有文学艺术家。(https://www.daowen.com)

二、社会生活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切必须的符号媒介及载体

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发展出了不同的语言文字系统及其他符号系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人类的语言文字及符号系统也在不断地流变，无论是诉诸口头的语言，还是诉诸书面的文字，离开了社会生活，它们都不可能产生，也不会有存在的价值。社会生活还为文学创作生产出了书写工具、传播载体，人类的文学活动才得以在世界、作者、读者、文本之间达成沟通与对话。

三、文学创作的大量艺术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馈赠

我国古代的诗体，如五言体诗、七言体诗、文人词等，大都起源于民间歌唱，它们很早就确立了“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鲁迅先生曾对此有形象的说明：“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是‘杭育杭育’派。”^[7]《吴越春秋》中记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相传是黄帝时代产生的一首民间歌唱，它用了四个二言体的短句，简括地描述了原始狩猎劳动的全部过程。载于《易经》中的两首歌诗：“女承筐，无实；士圭羊，无血”，用二、三言相杂的句式表现了上古时代田园般的男女剪羊毛的劳动场景。《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采自于十五个诸侯国及京畿地区的民间歌谣，它所创造的篇章复沓的咏歌形式，也已成为后世诗歌创作形式的典范。这些都说明，文学的艺术形式，从根本上来说，也不可能与社会生活毫无关系。

四、社会生活为文学创作准备了无穷无尽的文学材料和题材

这是社会生活成为文学创作活动的客体对象，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的根本原因。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创造了人化的自然，创造了社会历史，也创造了自我。在这创造的过程中，人们惊异于大自然的奥妙无穷，惊异于现实世界的复杂多变，惊异于人自身的丰富性，而这一切，都在随时准备着被创作主体所关注、所体验、所吸收，时刻准备着被艺术性地再造。

离开了社会生活这一丰袤的母体，文学创作是不可能诞生的，不少文学家对此深有感触。古往今来有很多文学家，都注意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的规律，积极地将目光投向社会生活，置己身于社会生活，不断地观察、参与、实践、体验、感悟，既从社会生活中感受时代的变迁、社会的风云，也从社会生活中发现美与丑，还在社会生活中感受广大民众创造的生动的语言及丰富的艺术形式。以“大墙文学”闻名的中国当代作家丛维熙在《创作与生活——致青年学习作者》中说：“假如把生活比作为土壤，文学不过是它体躯上的花草和庄稼。一个辛勤的农民，一个培育花草的园丁，如果离开了土壤，无论他有多高的耕耘技艺，也将无所作为。”他还认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体现为依存的关系、筛选的关系和镜子的关系。所谓依存关系就是说创作如同鱼和水的关系，筛选关系就是作家对生活也需不断的筛选，镜子关系就是好的文学作品必然是社会的一面镜子。^[8]著名文学家巴金在谈《家》的写作时也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我也说过：‘书中人物都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看见或者亲身经历过的。’的确，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象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憎恨和诅咒。”^[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