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生活的价值判断
第三节 对社会生活的价值判断
社会生活的整体是文学创作的客体对象，而这个整体显然是非常庞大的。在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对从社会生活中获得的一切材料和感触、思想、情思，都有一个筛选、提炼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对社会生活做出价值判断，决定了文学创作材料的选取是否得当，意蕴的提炼是否深刻，作品的创造是否合乎情理，文学作品是否能引起共鸣并产生积极的影响等。
对社会生活做价值判断，也是一个处理好主客体关系的问题。清代诗学家叶燮在《原诗》中，曾对此问题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叶燮把创作分成“在物者”（创作客体）与“在我者”（创作主体）两个方面，又把创作客体分为“理”、“事”、“情”三个方面，把创作主体分为“才”、“胆”、“识”、“力”四个要素，提出“以在我者四，衡在物者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的重要诗学观点。创作客体的三个方面：“理”指事物的本质（即事物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事”指事物的存在，“情“指事物的情态，都要经由创作主体的“才” （审美表现力）、“胆”（自信力）、“识”（审美判断力）、“力”（艺术功力和气魄）来衡量。从主客体关系上说，“才”、“胆”、“识”、“力”是表现“理”、“事”、“情”的，这种表现必须要“当乎理，确乎事，酌乎情”，即要与表现对象的性质特点相符合。在主体的四要素中，“识”是最重要的。在文学创作中，对社会生活做价值判断，最需要的就是“识”。正如叶燮所说：“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鲁莽，为无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足以误人而惑世，为害甚烈。”（《原诗》）
那么，创作主体对社会生活应做怎样的价值判断呢？可从两个角度来解释这一问题。
一、以“真”、“善”、“美”的价值标准来认识、选择、提炼社会生活
所谓“真”，在文学创作的领域是指“艺术真实”，关于艺术真实的问题，在本书第一章中已有说明，此处不赘述。
所谓“善”，在文学创作领域里是指进入文学作品的社会生活应合符人们的伦理观念和情感评价。进入文学作品中的事件、情节、形象、场景，都尽可能应是读者能够接受和能够理解的，完全悖离常理常情的文学作品，以及建立在错误的人生观和社会历史观上的文学作品，不仅难以得到读者的共鸣，还会引起不良的负面影响。文学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提升人类的精神生活的质量，使人类能够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而不是教人们弃绝人生或仇视他者。读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即便是批判现实、揭露丑恶的作品，其着眼点，都是立足于“善”，而不是立足于“恶”。它们可以让读者怜惜“善”的毁灭，痛恨毁灭“善”的刽子手，可以让读者被“善”而打动，受到“善”的感召而更积极地面对生活。
所谓“美”，在文学创作领域里是指进入文学作品的社会生活应能体现人类生命的自由自觉的本质，展现崇高与优美，展现宏大与精微，展现一切能触及人的灵魂，感染人的心灵和情绪的那些美的本质。在文学作品中，也存在着大量“丑”的内容，但创作者对于“丑”的认识是辩证的。比如，形貌的“丑”只是外观，外观的“丑”中，或许包含着最动人的“美”。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就是一个外形丑陋而内心美好的人物，相反，作品中的副主教克洛德，生得道貌岸然，内心却充满邪恶，至于吉卜赛少女爱斯美拉达，则集内外之美于一体。文学作品中的“丑”的事物，往往代表了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消极面、落后面，对于“丑”，要站在“美”的角度对其进行批判，这就是“审丑”。
二、围绕具体文学创作过程中的题材内容的选择而展开的价值判断
作者通常会判断可进入文学作品中的生活材料是否能表现丰富的人性，是否包含了时代精神，是否展示了民族精神，是否具有地域特色等。法国文学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提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10]他把种族、时代、环境视为艺术的三个动力要素，并把这三者在艺术作品中呈现的程度及效果视为判断艺术成就的标准。这对笔者多角度思考文学创作主体对社会生活的价值判断标准具有启发性。
（一）将表现丰富的“人性”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这在小说的选材中尤其常见
文学是人学，小说更要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活在小说中的人，都应有自己的性情。性情单纯或性情复杂，分别构成了所谓的“扁平人物形象”和所谓的“圆型人物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好人或坏人的概念，有时并不是可以直接下定论的，因为所谓好人，也会有性情的弱点，而所谓坏人，也并非全无是处。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塞罗》、《李尔王》、《麦克白》，都在揭露人性的复杂性上做出了表率。《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显然是曹雪芹刻意塑造的一个敏感多情、性情忧郁、体弱多病的少女，她的美丽与她的冰雪聪明，都足以令人爱慕，但她爱使小性子，心眼比较小的性格弱点，又的确让人对她心生敬畏。贾宝玉是个天生的情种，他对林妹妹的情是深入灵魂的，但在行动上，他的确又喜欢四处留情，惹得林妹妹泪雨不断。小说家对题材内容的选择，从展示丰富的“人性”的角度来衡量，就会选择那些冲突性较强、意义较为重大，有助于表现人性的丰富性的生活材料。
（二）创作者对社会生活进行选择时，也会考虑时代精神的因素
杰出的作家往往都会立足于时代的背景，抓住时代的主动脉来思考社会生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伟大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被誉为“再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著”，它以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孤独，来抗议整个拉丁美洲被排斥在现代文明世界的进程之外的苦难历程，如果没有对拉丁美洲命运的思考，也就没有《百年孤独》的诞生。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茅盾在谈《子夜》的创作时说：“在我病好了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转向新的阶段，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得激烈的时候，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的三个方面：（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11]正是由于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时代精神的精确把握，才有了茅盾的《子夜》。
（三）出于创作题材和表现主题的需要，创作者也会以是否表现了民族精神，是否具有地域特色等作为衡量社会生活的价值判断标准
在民族精神方面，关于“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理论命题的讨论可谓不胜枚举，而事实上也可以从大量的文学作品中看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承载了独特的民族精神，不同国族和族群的文学，据此得以区别开来。中国文学的整体是由多民族文学构成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之间，正是在其民族精神的主导下，构成了不同的民族风格和民族面貌。创作主体的民族身份，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和选择，有助于表现民族精神的，能够彰显民族特色的社会生活，就更容易得到关注和提炼。同样的道理，文学地理学十分强调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像老舍、沈从文、张爱玲、张承志这样的作家们，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再现了鲜明的地域风物、地域历史、地域文化因素。当代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在这方面非常注意突显文学创作的地域标识，让自己的文学作品扎根于千千万万个“地方性知识”（吉尔茨《地方性知识》），这是一种地域文学创作的自觉。(https://www.daowen.com)
当然，还有一些更微观、更具实用性的价值标准也会在对社会生活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比如，选取有助于增广读者的见闻、陶冶读者情致的生活材料，其价值标准体现为“雅趣”。中国古代大量的笔记小说、今人的小品文、文化散文等等多有如此的选材倾向。另外，选取有助于娱乐、放松读者情绪的生活材料，其价值标准体现为“快乐”。大量曲艺作品、说唱艺术、笑话故事，均有此选材倾向。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之心，增强人们的探索欲望，则会以“奇幻”为标准，选择那些有助于创作成玄幻作品、科幻小说的生活材料。
总之，将社会生活的整体，作为文学活动的客体，确定其为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目的是为文学创作活动奠定深厚的基础。而社会生活整体是庞大的，必须对其进行价值判断，才可能选择出可进入文学作品的社会生活材料。价值判断的标准是可以多元化的，根据具体的文学创作的需要来判断社会生活，选择社会生活材料，才是最根本的。
【注释】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1页。
[2][法]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选自《巴尔扎克论文艺》，艾珉、黄晋凯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8—259页。
[3][法]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选自《巴尔扎克论文艺》，艾珉、黄晋凯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页。
[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7]鲁迅：《门外文谈》，选自《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第96页。
[8]李犁耘、吴怀斌：《中青年作家谈创作》（上），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62、65—79页。
[9]巴金：《谈〈家〉》，选自《长篇小说创作经验谈》，高彬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10]［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傅敏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11]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选自《长篇小说创作经验谈》，高彬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