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环境，刻不容缓
保护环境，刻不容缓
随着人类的发展进程，环境的污染与资源的破坏日益国际化、全球化。人类的生存、生活都遭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这种状况还在一天天不断地恶化。大自然一次次向人类敲响了警钟，保护环境，已经是刻不容缓的紧急事情。
正在失去平衡的地球
人类借助于各种科学技术手段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了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自然界的生物（包括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之中，他们的活动受着环境及其自身内部规律的制约。人类对大自然的每一次索取和改造都会遭到大自然强烈的抵抗。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自从18世纪开始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加速了对地球的索取，致使地球的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生态系统正在失去平衡。
人类在地球上不能单独存在。他们离不开空气、水、土壤，总是在自然界的一定范围内，与一定种类的动物、植物、微生物通过各种方式彼此联系，互相依存，共同生活在一起，组成“生物圈”。科学家们也称它为“生物社会”或“生物群落”。人们对此早已有研究。
达尔文
亚里士多德在他所写的《动物历史》一书中就曾断言：“当动物占据相同的空间和为了生存而利用相同的资源时，它们之间就会发生战争”。
18世纪瑞典植物学家利诺伊则说：“自然界是个虚弱的体系，每个组成部分都是相互支持的”；“在自然政府中，人是最高的侍从”。
19世纪，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创立了进化论。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作为达尔文的追随者，将希腊语中的“住宅”与“研究”两个词结合在一起，创造了“生态学”这个词。
1895年丹麦哥本哈根植物学教授沃明提出了“生态学是生物学根源”的著名论点。他的《植物生态学》被看成是创立“生态学”这门新兴科学的标志。
进入20世纪，植物学家席姆佩尔第一次研究了环境在生理方面对植物的影响。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创立了生态体系理论，他认为，在生态系统中，以人为代表的生物同其生存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利用和转化生存环境中的能量和物质，也无时无刻不在释放一定的能量和物质。因此，其中一个因子的运动变化，必然影响其他因子的运动变化，形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实质上是能量流动和物质交换的过程。
1942年，美国人雷蒙德·林德曼在对明尼苏达州一个湖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将有关生物与环境之间物质与能源转换的结论推广到所有陆地与水中的生态体系。“生态体系”变为一种基本概念，“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宣告确立。他指出，人类应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然。
关于生物与环境之间的能量转换，实际上是生态系统内，由非生物环境经有机物，再到生态环境间的一系列能量传递和转换过程。这些能量最初来自太阳；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贮藏在有机物质之中，这些能量沿着生物系统的食物链和食物网流动。
食物网
“食物链”是有生物以来就客观存在的现象。“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滓泥”，生动地反映了生态系统中植物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如同一条一环扣一环的锁链，所以叫“食物链”。食物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叫做“营养级”。
在自然界中，一种生物完全依赖另一种生物而生存的现象是极少的。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单纯直线式的“食物链”，而是一张复杂交织的“食物网”。正是这种食物链和食物网，为所有的生物提供了生命延续所必需的能量，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平衡。
在食物网的能量转化过程中，每传递一次就要有许多能量用于一系列生命活动，转化为热能散发出去，只有少部分蓄贮在机体里构成自身物质。所以，能量沿着食物链的营养级流动，必然逐级减少。复杂的食物网是使生态系统保持稳定的重要条件，一般认为，食物网越复杂，生态系统抵抗外力干扰的能力就越强；食物网越简单，生态系统就越容易波动和毁灭。
据统计，每年投射到地球上的太阳能总量为2．1×1024焦耳左右，而地球上每年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可形成的生物量为1．7×1011吨（干重），相当于3．1×1021焦耳的能量，其中陆地生态系统生物量占2／3，即1．4×1011吨干物质；水生生态系统占1／3，即0．56×1011吨干物质。绿色植物的光能利用率平均仅为0．14%，大田农业生产的光能利用率平均为0．5%，高产田仅达到1%～2%。
能量流动逐级递减规律决定了生物系统能量流动呈现底部宽、上部窄的“生态金字塔形”：最底层是植物；第二层是食草动物；第三层是食肉动物；最后是在金字塔顶尖上的人类。
而人类对生态的破坏，比如对植物的毁坏、对动物的过度捕杀，就等于破坏了食物链和食物网的平衡，就会引起生态系统的崩溃。而人也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生态失衡，人类也必被殃及。
物质交换是非生物环境中各类参与合成和建造有机体的物质，在环境与生物之间进行反复循环的过程。这些非生物物质是生物生命所必需的。有些是生物大量需要的，例如碳、氢、氧、氮，被称为基本元素，也叫能量元素；有些是生物的营养元素，虽然在生命过程中所需量较少，但却是不可缺少的。这些元素全部是由地球供给的。植物通过空气、水、土壤等吸收各种能量、营养元素，将简单的无机分子转化为复杂的有机分子，使其沿着与能量流动相同的渠道——食物链流动。在这过程中，动植物的排泄物及其死亡的尸体被微生物分解，将有机分子转化成无机分子归还给环境，以供植物再吸收。这就是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它主要包括水循环以及碳、氮的循环。
生物圈是由无数个小的生态系统所组成。它们各自的物质和能量转换汇合成生物圈总的物质和能量循环。根据人类干预程度可以划分为：自然生态系统，如海洋、湖泊、森林、草原、荒漠等；以人为主体的人工生态系统，如城镇、工矿、宇宙飞船等；介于前两类之间的农业生态系统，是驯化了的生态系统。生物种群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单位。
不同物种、不同类型或不同品种以及它们之间的量比关系，构成了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又称主体结构。同时，构成生态系统的各生物种群在时间上的演变和在水平空间以及垂直空间上的组合与分布，构成了生态系统的形态结构。另外，生态系统中由各种生物成员通过食物营养联系起来的食物链和食物网，是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
正是这些结构决定了生物系统的功能，形成生态资源。它为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提供活动场所、劳动资料、劳动对象。
如果没有生态资源，现代工业所需的厂房不能建造，交通运输无法进行，原料难以获得，商品的流通也会受到影响，现代工业只是一句空话。人类一旦拥有生态资源，就能在历史的舞台上导演出一幕一幕伟大壮丽的戏剧来，创造出物质丰富的现代文明。
正如艾伦·科特雷尔在《环境经济学》中指出的：“能源是最基本的自然资源……有了充足的能源和消费者的需要，原则上就可能开采出所需的全部原料，如果必要的话，甚至把低级物质，如海水、普通岩石和旧工业城市的瓦砾堆转变成人们需要的任何商品，如人工纤维、铬钢、合成金刚石、人造塑料、淡水、沙漠绿洲、清洁的空气，甚至蛋白质食物”。
生态资源对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也是极为重要的。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空气、阳光、土地、水、动植物等，而且人体的构造、生长、发育、繁衍等生理活动所需的能源不能靠人本身从太阳能中获取，只能来源于生态系统中动植物体内贮藏的化学能。因此，作为自然界长期发展产物的人类，没有生态资源，就不能生存和发展，也就不能进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当然，生态资源对社会性质和变革不起决定性作用，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然而生态环境是脆弱的，生态资源的污染与破坏导致了生态平衡的失调。
生态平衡就是生物与环境在长期适应过程中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它主要表现在生物种类的组成、各种群的数量比例以及物质、能量输出与输入等方面处于最佳功能的状态，包括结构平衡、功能平衡和物质平衡。
影响生态平衡的因素很多，例如自然界发生的火山爆发、地震海啸、泥石流、雷电火烧、干旱、台风、大雨等都可能影响到生态平衡。例如，风暴的袭击和火山的爆发，就可以在几分钟内毁掉维持了几个世纪的生态平衡。
火山爆发
从9世纪到14世纪，湿冷的天气导致西欧的小麦发生麦角菌枯萎病，人们吃了由这种面粉制成的面包，普遍传染上惊风、妄想、坏疽性的疾病。急性患者，其症状是腹部剧烈疼痛、惊风，很快死去；慢性患者，打寒颤、发高烧、四肢发黑萎缩、皮发脱落。这种病使西欧许多村庄覆灭，成为废墟。
然而更严重的是人类的活动引起的对生态平衡的破坏。长期以来，人类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大规模毁坏森林、草原，导致植被破坏，生态系统中的水循环、大气流动、矿物质循环等正常结构遭破坏，进而使水土流失，气候异常、动植物种消失等。
灭绝于1989年的金蝉
最典型的是，战后非洲国家为发展工业，大量砍伐森林，气候随之恶化，撒哈拉大沙漠不断扩大，旱灾经常发生，粮食作物不断减产，许多非洲国家由粮食出口国变成粮食进口国，当地饥馑、病患横行，非洲大陆陷入“生存危机”。
因此，生态系统内部、外部因素的不断变化，尤其是人类作为地球的主人，其数量、科技水平、改造自然的能力、消费结构、生活方式的变化等，对生态系统的平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生态系统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处于不断运动之中，其平衡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人们只能认识它，掌握其运动规律，积极地建立一种适应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相对稳定的有序结构。
生态系统之所以能保持相对平衡状态，主要是由于其内部具有自动调节的能力。生态系统复杂的网络结构是这种调节作用的基础。如果其某一部分出现机能的异常，就可能被其他部分的调节所抵消。例如，在原始森林中，生长着许多动、植物，它们长期共存着。倘若某一原因导致害虫增加，树木生长受到危害；害虫的增加必然使食虫的鸟类由于食物丰富而迅速繁殖，结果，害虫的蔓延受到抑制，树木的生长逐渐正常，昔日的生态平衡随之恢复。因此，生态系统的种群越多，结构越复杂，其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越畅通，调节能力也就越强。科学家们将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称为“负反馈效能”。
正在消失的森林
但是，这种自我调节能力不是无限的。超过这个限度，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就会不起作用，引起功能的退化和结构的破坏，最终导致生态系统的混乱。这个数量限度被称为“临界值”。
在资源方面，人类取得生态资源的最高量不得超过生态系统的固有调节机制得以维持时的自然再生产量，即对生态系统的干预不得超过临界值。例如，畜群的发展不得超过草原牧草生长所能承受的最大负荷；森林的采伐量不得超过林木生长量；水产品捕捞量不得超过鱼类自然增殖量等。
在环境方面，人类及其生产活动排入生态系统的废物量不得超过生态系统的承受力，即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如果超过自净能力，就会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生物资源的破坏，反过来影响人类及其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如果超过环境的分解、吸收能力，就会导致环境被破坏，在此环境中生长的动植物被扼杀。例如，农田中化肥和农药使用过量，不仅影响农作物生长，而且未被分解的化肥、农药流入江河，影响鱼类的生长，甚至通过食物链的积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已成荒漠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总之，生态系统的平衡是脆弱的。尽管生物的再生能力很强，保证了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但是，地球上生物和非生物之间，即生态系统的内部相互依赖是如此密切，以致任何一个环节都潜藏着由于受到冲击而难以恢复的危险。一旦那种微妙的平衡被破坏，就有可能造成预料不到的、有时是毁灭性的后果。更为严重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对地球和生态系统的了解很肤浅，还有许多东西未被认识。地球的许多惊人而复杂的力量一旦迸发出来，如同蛋壳似的脆弱的生态平衡，就有可能在一瞬间被打破。当然，也有的要经过几十年、几百年乃至上千年，才能导致失衡。
正是这种脆弱的生态平衡被打破，给人类社会文明带来了严重后果。从土耳其发源的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之间，原为肥沃之地，亦为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曾经哺育了巴比伦文明。后来，由于植被受到破坏，丰腴富饶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变成了片片沙漠，巴比伦文明随之衰落、消失。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塔尔平原，曾是印度河流域的农业富庶地区，由于上游植被遭破坏，水土流失加剧，风沙紧逼，形成了65万平方千米的塔尔大沙漠。我国的黄河流域，曾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由于同样的原因，已变成光秃秃的黄土高原。前苏联帮助埃及建设的阿斯旺水坝，目的用于灌溉和发电，却使尼罗河水文等生态条件发生很大变化，农田土壤盐渍化，坝内水中的营养物减少，水质变差，鱼类产量锐减，血吸虫的寄生蜗牛和疟蚊增加，严重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加剧了对人类健康的危害。
黄土高原
如果说，古代几大文明的消失仅是地球生态系统局部受到冲击的结果，那么，自产业革命以来，地球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对整个生态系统已形成严重威胁。
蒸汽时代
18世纪60年代，英国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掀起工业革命，最大特点是变手工操作为机器生产，并从工业部门扩展到交通运输、农业等部门。它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以更快的速度进入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出现在人类面前的再也不是中世纪的风貌，田园诗般的宁静和安逸已成历史；代之而起的是喧闹的机器声和城市的繁华景象。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以其庞大的财富作为后盾，成为统治阶级，自由平等、竞争已成为其时尚的道德观念。无限的贪欲，残酷的竞争，像两个不断运转的车轮，推动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向前发展。
到19世纪下半期，世界进入了以电力广泛使用为特点的电气时代，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如同魔术师，流到哪里就使哪里的面貌迅速改观。同时，内燃机的发明、化学工业的兴起、钢铁工业的扩大、运输工具的现代化，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使产业结构重工业化，从而完成了工业化过程。
随着工业化的完成、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加强，地球的环境就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地球污染、生态平衡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密集的人口
地球正在失去平衡的另一个原因是人口迅速增加。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和医疗技术的提高，人口的死亡率下降，人的寿命延长，人口增长率居高不下。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目前达到年增长率2．5%左右。据统计，世界人口每增加10亿需要的时间，第一个10亿为近300万年，第二个10亿约为130年（1800～1930年），第三个10亿为30年（1930～1960年），第四个10亿为15年（1960～1975年），第五个10亿为12年（1975～1987年）。目前，世界正在以每秒钟3个人的速度增长，每天大约要出生25万人。据美国人口咨询局预测，2010年，全球人口将超过70亿。
人口迅速增长首先增加了对食物的压力。从1946年算起，世界粮产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世界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的幅度愈益缩小。全世界按人口平均的粮食占有量增势由此呈递减状，1950～1960年从251千克增加到285千克，10年增加了34千克，1960～1970年10年里只增加24千克，1970～1980年只增加了15千克。其中，发展中国家粮食形势更为严峻，许多地区由于发生自然灾害而粮食减产。更为严重的是，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为发展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大量占用了农业耕地，使人均耕地面积急剧下降。
粮食危机
同时，由于滥砍滥伐森林，围湖造田，不合理开垦草原，不少国家的土地沙漠化愈益严重，每年都有大片耕地被沙漠吞没。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撒哈拉南部非洲国家和非洲南部国家因而发生严重旱灾，粮食生产遭到毁灭性打击，几百万人饿死荒原，几千万人营养不良，非洲大陆陷入空前的“粮食危机”和“生存危机”。亚洲、拉丁美洲有些国家也由此从粮食输出国变为粮食进口国，有些国家虽然农业发展较好，粮食产量年年增长，但它是在“传统工业化”理论指导下，粮食增长靠的是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因而其对土壤肥力、结构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十分严重的。
人口迅速增加还对自然资源造成巨大压力。人类是在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自然界为人类的劳动提供原料，人类劳动又把这些原料加工成财富。在人类历史上，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关系，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人类的生活资料主要靠大自然的恩赐；第二阶段，人类一方面靠自然界恩赐，另一方面开始按自身需要，利用自然资源；第三阶段，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制造新的合成材料。在第三阶段，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环境能力的提高，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更为广泛、更为深入。尤其是从18世纪的工业化开始，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加速，消耗量猛增，开发和利用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能源、矿藏资源等已日益成为影响人口和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
二次大战后，世界人口空前增长，地球上自然资源的空前消耗，已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专家学者的重视。除前面提到的土地资源减少外，淡水资源的缺乏和被污染、世界森林面积急剧减少，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更使经济学家们不安的是，由于人口迅速增加，资源消耗量已越来越接近其储量和潜力。例如，1900年世界人均消耗的标准燃料为0．46吨，1960年增至1．66吨，预计到2000年将猛增至3．4～4吨。铁矿石现在每年开采量为6亿吨，可靠储量仅1000多亿吨，用不了200年就将开采殆尽。
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学者W·福格特在《生存之路》一书中就提出了“地球资源有限论”，60年代末出版的P·埃里希的《人口爆炸》一书，使悲观论达到顶点，断言地球必遭灾荒，亿万生灵涂炭。1972年罗马俱乐部也在《增长极限》研究报告中认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空间是有限的，但人口增长、粮食需求增加、自然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加剧都是不可节制的和无限的，说“人类和地球已经走到了增长的极限”。
的确，上述“资源枯竭论”、“增长有限论”是形而上学的，毫无根据。但是，它反映了战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资源大量消耗、环境被严重破坏的客观事实，应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不能因为由于“资源枯竭论”、“增长有限论”形而上学而放松对世界人口增长的控制，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节约和合理使用。持盲目乐观的态度，也是错误的。
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造成环境污染。战后，全球人口城市化趋势加快，特大城市猛增，城市群大量涌现，城市郊区日益扩大，城市内部建筑区分工愈益明显，城市功能日趋综合化，越来越多的工业设施兴建在城市和城市周围地区，使城市变成了自然环境最大的污染源。随着人口的增加，由煤、石油、光化学造成的空气污染，由污水造成的水污染，由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造成的固体污染，由现代交通工具和工业设备造成的噪声污染，由火力发电站和原子能电站造成的热污染，以及核能工业废弃物造成的放射性污染，都对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也严重制约着社会经济发展。
总之，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它的生存和发展受着自然环境的制约和限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但是，人类对自然环境也有利用、改造的作用，使生产工具演变为机器、自动化设备，穴居变成高楼大厦，茹毛饮血变成营养丰富、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然而，正是这种利用、改造大自然的活动却污染和破坏了自然环境，甚至使生态失衡。战后，由于人口迅速增加，形成“人口爆炸”，使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的这种消极影响越来越突出，导致地球负担加重。
地球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活动场所，正在失去平衡。地球只有一个，如果不立即行动起来拯救地球，那么总有一天，地球将成为不毛之地。到那个时候，人类将随之消失。
环境问题的全球化
人类对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已越过国界，将世界各国居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一百多年前，世界最大的工业城市——伦敦烟雾弥漫，空气混浊，被称为“雾都”。查理·狄更斯的著名小说《荒凉之屋》对此作了深刻的形象描写：
“处处弥漫着雾。从绿洲和草原流出的小河上，笼罩着的是雾，雾还掩盖着河的下游，那里聚积着由肮脏城市和停泊小船所倾出的污物。雾罩在埃塞克斯的沼泽上，罩在肯狄旌的高地上；雾覆盖在车场上，还飘荡在大船的帆桅四周；雾飘进格林威治退休老人的眼睛里和咽喉里，使他们在炉旁不断地喘息。”
1992年记者马乔里·米勒报导了烟雾缭绕的墨西哥城污染状况：“安娜·路易莎·比利亚米尔早晨在叫醒4个孩子的同时关掉了整夜为卧室过滤空气的空气净化器，然后打开收音机收听早晨的烟雾预报……早晨她向窗外眺望的时候，看到的常常是阳光穿不透的灰色烟雾。尽管墨西哥城坐落在山谷海拔7000英尺，但污浊的空气中常常散发出浓烟和臭鸡蛋味儿，使得几个街区以外的高层建筑的影子模模糊糊。烟雾致使眼睛发炎、鼻子流血和头痛，连健康人都不能幸免。对有些人，例如比利亚米尔的孩子，则导致慢性呼吸道疾病咳嗽、气喘和哮喘，这种病曾使她的女儿安德烈亚只有10个月就住进医院”。
酸雨的破坏
显然，现在空气的污染比18世纪严重得多。但是，更为严重的是污染已越过国界。例如，1972年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瑞典代表团在调查报告《偷越国境的大气污染》中揭露，战后西德工业发展较快，排放到大气中的毒气占世界总量的1／5。为了减少二氧化硫对当地居民的危害，西德极力把烟囱拔高，利用强风把污染送到1000千米外。二氧化硫遇湿成雨，形成特有的“酸雨”。据统计，西德每年送往瑞典随酸雨降到地面的硫酸有100多万吨，致使瑞典冬季下雪呈黑色或茶色，造成木材损失每年达450万立方米，农田土壤变酸，不得不大量施用石灰。
海洋污染越过国界的事例也不胜枚举。这是因为海洋具有统一性和互相牵连性。它像大气一样，互相混杂、互相转移负担，互相洁净或毒化，在不断的海流中和不测的风浪中交织成一片汪洋大海，而各国将废物倒入海洋后就会从这个国家流向那个国家，形成污染的扩散。例如，农业上所用的杀虫剂，特别是氯化烃类，如“滴滴涕”，流入海洋，随着海流奔向各处，而且在海洋生物中沿食物链逐步地浓缩。这些氯化烃甚至影响到远离农业耕作区的南极动物，也在北极熊体内和格陵兰以东捕获的20条来自北极海流中的鲸鱼脂肪中有所发现。
甚至，有些污染通过地下水越过国界。例如，3家美国公司在墨西哥—美国边境设立核废料库：第一个核废料库计划建在距布拉沃河24千米、墨西哥科阿韦拉州的阿库尼亚城和美国德赖登镇附近；第二个核废料库将设在距布拉沃河27千米、墨西哥特阿韦拉州彼德拉期内格拉斯东北48千米处；第三个是弱放射性核废料库，将建在离布拉沃河32千米的谢拉布兰卡镇附近。墨西哥地质学家胡安·曼努埃尔·贝兰加在彼德拉斯内格拉斯说，令我们担忧的是，其中两座核废料库会通过地表水或地下水或空气中的尘埃对得克萨斯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造成污染。墨西哥政府为此提出了抗议。1992年3月21日在连接阿库尼亚和彼德拉斯内格拉斯与伊格尔关口的国际大桥上，墨、美两国公众都举行了示威游行，高呼“不要杀害我们的孩子”、“不要设立核废料库”的口号。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平衡极为脆弱。就气候来说，太阳的辐射、地球热能的交换、海洋的普遍影响以及冰层的冲击，都是极为巨大的，往往超越于国界和任何人为的直接影响之上。它的极小变化就能使地球的整个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地球能量的平衡只需很小的变化，就能改变平均温度摄氏2度：若是低2度，就是另一个冰河时代；若是升2度，又回到无冰时代。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产生的许多影响都是不分国界的，而且是全球性的和灾难性的。
总之，环境破坏和污染已日益国际化、全球化，它日益使人类结成命运共同体。人类不仅要“共享”地球赋予的丰富自然资源和优美环境，还要保护地球，使其免遭破坏和污染，为建立理想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而努力。这是人类的共同利益所在，也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责任所在。
环境保护的紧迫性
在严重的挑战面前，有人认为人类可以到其他星球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新场所。其实，迄今为止，在茫茫的宇宙中，人类还未发现适合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任何其他星球。即使这样的星球存在，人类是否有那么先进的技术和庞大的财力实现整个人类的大迁徙，也是值得怀疑的。
问题在于，人类为什么不能现在就采取措施，避免不幸日子的到来，而要寄希望于遥远而渺茫的将来，寄希望于另一个地球的发现？地球只有一个，人类应以此为起点迎接挑战。
美国《洛杉矶时报》曾以《大地母亲生活中的一日》为题报道了世界各地一天之中发生的事情：
酸化最终会使珊瑚礁面临灭顶
——世界各国70%的城市居民，即15亿人，呼吸着不卫生的空气。至少有800人由于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
——5600万吨二氧化碳排入大气层，大部分是通过使用矿物燃料和焚烧热带雨林排放的。
——至少15000人死于不安全的水造成的疾病，其中大部分是儿童。
——从世界的江河湖海中捕捞2．3亿千克鱼类和贝壳类动物，足以装满63万台冰箱。
——12000多桶石油泄漏到世界的海洋，足以注满25个游泳池。约1723．6万千克垃圾被从船上丢入海中。
——466．2平方千米的森林消失。多达140种植物、动物和其他生物灭绝，主要原因是森林和珊瑚遭到破坏。
——163．2平方千米的土地由于放牧过度和风蚀水冲而成为不毛之地。世界的农田丧失约6600万吨表土。
——为使已退化的农田生产更多的粮食，世界各地使用近40万吨化肥。——世界各国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约达550亿美元。
——近14万辆各种新汽车加入已经行驶在世界各国公路上的5亿辆汽车的长龙。
——世界上413座商用核反应堆，发电量约占世界能源消费量的5%，产生的核废料达20多吨。
——世界各国军事开支达25亿多美元，计划生育开支为1200万美元。
——今天又有25万人出世，其中亚洲14万，非洲7．5万，拉丁美洲2．2万，其他地区1．3万。
人类的上述活动已使地球上的动植物遭受厄运。地理学家克劳德指出，我们再也不能把地球这颗小行星当做一个无穷无尽的舞台，当做可以为人类提供各种资源、对每一种需要都慷慨给予而没有极限的母亲了。据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发表的红皮书的资料，每天有3种动物或植物从地球上消失。今后10年，动植物灭绝率将增加到每小时3种，每天70种。到本世纪末，人类已知的动植物中将有20%彻底消失。同时，每天有300平方千米的热带雨林从地球上消失，即每年被砍伐的森林面积达11万平方千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南亚办事处撰写了一个报告，警告说，如果听任全球气候大大变暖的情况发生，那么，由于干旱的加剧，单是温室效应就会导致雨林永远消失。森林毁坏得越多，全球气候变暖过程可能就无法制止了。华盛顿气候研究所的托平博士警告人们，随着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海面上升的幅度将超过人们所担忧的程度，到2100年，上海、亚历山大、香港、里约热内卢、东京等大城市将被海水淹没。因此，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刻不容缓。
1992年5月7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布了题为《拯救我们的星球：挑战与希望》的研究报告，总结了自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首次国际环境会议以来有关环境和发展的重要情况。该国际机构执行署长穆斯塔法·托尔巴说，这个报告看后使人很清醒，它告诉我们，尽管工业化国家在减少污染方面取得了一些来之不易的成果，但是，如今环境比20年前恶化了。
参加里约热内卢地球首脑会议的日本代表团发言人沼田也说，救地球所剩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短得多，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罗马俱乐部主席奥尔利欧·佩奇在《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一书中也指出，我们所能支配的时间是很短的。目前我们只处于某种“特赦”阶段，人类还有转危为安的机会。但是，如果错过这一机遇，人类将不可避免地由逐渐衰退陷入一蹶不振之道。
70年代初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曾组织了58个国家的科学界和知识界的知名人士，组成了一个大型委员会，由巴巴拉·沃德和雷内·杜博斯共同起草了《只有一个地球》的研究报告。在分送世界各国著名专家顾问征求意见时，不少顾问希望该报告提出强有力的警告，更加响亮的呼声会使人们注意到，当前的环境趋势不能持续太久，因为人类正在走向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一位顾问明确地指出，不能只是罗列枯燥的事实，因为只有唤起人们的热情，才能最终拯救世界。
最近，由联合国机构和民间基金会提供经费、致力于环境问题研究的世界观察研究所在关于地球未来的研究报告中甚至认为，防止全球气候变暖或者说“温室效应”给地球造成的一些破坏已经为时过晚，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很可能出现森林、冻土带和珊瑚礁的消失，动物的定期迁徙遭破坏，世界上生物的大量灭绝。然而，朱利安·林肯·西蒙针对上述观点撰写了《最后的资源》一书，广泛而系统地论述了他对人类资源、生态、人口等问题的乐观看法，认为人类资源没有尽头，人类的生态环境日益好转，恶化只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暂时现象，人类将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中达到自然的平衡；因此，罗马俱乐部对人类与地球自然环境提出的悲观论调“是胡言乱语，并且是最危险的胡言乱语”。
无疑，悲观派和乐观派在环境和发展方面都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悲观派正确地认识到了目前人类的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的严重威胁，但却低估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乐观派正确地认识到了人类利用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进而改造大自然的伟大作用，但是却低估了人类改造大自然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以及环境进行报复的巨大能量。
的确，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无限的，可供人类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也是无限的，地球生态平衡的规律是可以不断认识的。诚然，在人类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由于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自然的种种因素的限制，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又是有限的，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也不可能不带有相对的局限性。因此，过分的悲观和盲目的乐观都是不足取的。我们既要反对那种无视生态平衡规律、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采取单纯索取的态度，也要反对那种认为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任何干预都是破坏生态平衡的错误观点。
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不应破坏生态平衡，否则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但是，生态平衡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变的。人类可以遵循生态平衡规律，打破旧的生态平衡，建立起适合于人类需要的新的生态平衡。
生态破坏
问题在于，目前生态平衡已遭到严重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及其自身的健康受到严重威胁。若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宁愿将问题看得严重些，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立即行动起来，为保护地球、为人类的生存及发展而努力奋斗。有了这种思想准备，我们就能有备无患。即使出现了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我们也能减少损失，更为重要的是激起人们斗争的决心。相反，如果我们无视目前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状况而盲目乐观，只能麻痹人类自身的斗志。一旦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冲击，人类现代文明将由于我们的措手不及而被葬送。我们将愧对子孙后代，还有何面目向他们诉说我们的过错？历史将宣布我们这一代有罪。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向国际社会敲起警钟：拯救地球的时间所剩无几，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救救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