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2 剖析二战后英国政府对缅政策的改变
7.3.2 剖析二战后英国政府对缅政策的改变
许多人认为，英国政府总是一味地反对和阻挠缅甸的独立运动。这里我们试图将立场进行“换位”，站在一种更客观的角度来对英国政府在缅甸独立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观察和批判。通过分析历史我们知道，英国的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期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性。从三次英缅战争到二战期间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英国处于传统的殖民主义阶段，其目标是维护英国殖民者的利益，因而极力阻挠缅甸民族独立运动。其间也会迫于缅甸人民群众斗争的压力，采取渐进的方式，在殖民体系的框架内给予缅甸有限的政治权利。我们看到，从1897年缅甸建省到1922年双元政制，从 《1935年缅甸政府组织法》 到1945年缅甸白皮书，英国都遵循这一原则和目标。但是，二战结束后，这种政策出现了变化。英国政府开始采取现实的态度，承认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自决权，许诺给予殖民地国家独立，我们来分析一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1945年7月，艾德礼[48]（Clement R.Atlee）领导的工党第一次在英国大选中获得胜利。艾德礼政府与邱吉尔的保守党政府的区别是，它宣称施政目标将是以社会主义为纲领，以人民群众利益为中心，创造一个福利国家，这体现在艾德礼于1935的撰写的 《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志和道路》 一书中。书中宣称资本主义已经走向没落和失败，号召建立一个国家计划经济、公平分配财富和资源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它应该是民主的、尊重人权的社会，区别于苏联的实质上是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49]。关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艾德礼认为:“帝国主义是应该被诅咒的，英国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时期的扩张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在英国国内，资本家通过对工人的剥削获得了剩余资本，而为了给这种剩余资本开辟更大的投资场所，整个英国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海外扩张。那种 ‘欧洲白人的责任’ 和 ‘英国人负有开化的使命’ 的说法是一个幌子，它只是用来掩饰帝国主义掠夺的本性。”因而“工党不主张一个民族剥削另一个民族，不愿以武力占有殖民地。”[50]后来，工党又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纲领，对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抱以同情态度，并与一些殖民地民族运动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工党政府上台执政后，确实按照其纲领对英国进行了意义重大的改革，使英国由一个传统的老牌资本主义、殖民帝国主义国家转变为一个带有浓厚的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福利国家[51]。在经济方面，工党政府对电力、运输、煤炭、天然气等能源和交通部门实行了国有化，在某些经济领域里实行国家监督，并相应对社会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增加工人阶级的福利，建立国民保险制度[52]。在军事上，工党政府大幅度削减军费预算，大量裁撤军队。在殖民地政策方面，则抛弃了过时的传统殖民主义，承认战后非殖民化潮流的现实，宣布殖民地国家有民族自决权和独立权，采取从殖民地撤退的政策[53]。
当时的国际环境也有利于缅甸独立。战后，不仅英属殖民地的中东、印度次大陆、东南亚和非洲都出现了民族独立的浪潮，而且随着西欧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广泛兴起，殖民地存在的合理性受到了欧洲社会的普遍怀疑。殖民主义已经是昨日黄花，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和道义基础。英国殖民大臣米尔纳勋爵抱怨:“帝国”一词现在已广泛地被等同于蛮横征服和以强凌弱[54]。1941年 《大西洋宪章》、1943年 《德黑兰宣言》 和1945年6月正式通过的 《联合国宪章》 都承认了弱小民族的自决权，这些原则不仅与法西斯主义针锋相对，而且也与以前的传统殖民主义格格不入。尽管邱吉尔试图使这种原则不被引入英国殖民地范围，但这一原则被广泛宣传[55]，作为反法西斯的一面旗帜，民族自决、人民自决已成为国际准则。所以说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束固然是殖民地人民斗争的结果，是英国国力衰退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英国社会各阶层都失去了殖民意愿的结果。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印度。战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掀起新的高潮，1946年3月，工党政府宣布，英国将帮助印度“尽可能快和尽可能充分地获得自由”，明确表示英国即将退出印度[56]。当时印度政治派系冲突严重，一直达不成协议，于是1947年2月，工党政府再次督促他们达成统一，并宣布不晚于1948年6月把政权移交给印度。为了帮助印度尽快独立，工党政府派遣蒙巴顿来调解争端。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蒙巴顿宣布了印巴分治方案。1947年8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后独立[57]。对此，艾德礼十分自豪，在议会发言时指出:过去，“一个国家在刺刀威逼下，被迫让出政权”的情况不乏先例，“但是，长期奴役另一国家的人主动放弃自己的统治，这种情况则实属罕见”。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对缅甸政策的改变也就毫不奇怪了。
总的说来，工党政府对缅甸的独立采取了一种合作的态度，这从艾德礼撤换史密斯和史蒂文森就可以看出来。史密斯早期由于提出了扩大缅甸的政治权利的建议被邱吉尔骂为“想抛弃大英帝国的人”，但在工党执政时期却未能跟上新政府的思路，死抱着保守党时期制定的缅甸白皮书计划，反对与昂山合作，结果艾德礼迅速撤换了他，换上主张与自由同盟更加合作的兰斯[58]。艾德礼还任命了七旬老人劳伦斯为印缅事务部长，劳伦斯也是殖民地独立的支持者之一。史蒂文森也由于阻碍山区少数民族与缅甸本部的联合被采取合作态度的雷登所替换。艾德礼本人也不准备对缅甸自治作什么阻碍，他说:“我们不希望将那些不愿留在英联邦的人们留在英联邦，应该由缅甸人民来决定他们的未来。”[59]对于邱吉尔指责的“可耻的逃离”，艾德礼回答说:“和主动顺应殖民地人民大众的愿望比起来，落后于殖民地民族运动的形势太危险了。我们在帮助缅甸独立的问题上不是行动太快了，而是太慢了。”1946年12月20日，他在下议院宣布:将邀请缅甸代表团来伦敦会谈，以加快解决缅甸的独立问题[60]。
伦敦会谈签订的 《昂山—艾德礼协定》 决定了缅甸各民族的前途。其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内容:一是解决了缅甸本部的独立问题，二是提出了解决山区少数民族问题的途径。协定遭到国内一部分政治组织和山区少数民族的同时反对，山区少数民族认为，会谈没有山区少数民族参加，签订的协定却关系到山区少数民族的前途。他们担心协定中会有不利于本民族利益的内容，于是通过多种途径向英国政府表达不满，所以英国政府一再强调要在山区少数民族自愿的基础再实行联合；而缅甸共产党反对 《昂山—艾德礼协定》、反对昂山等领导人采取和平斗争的路线[61]，实际上是没有看到英国政府的这种转变，没有看到和平争取独立的可能性[62]。
同样，工党政府并不支持克伦族的分离主义，克伦族的几次请愿活动毫无结果就是证明。如果说以前的保守党政府有这种倾向的话，那是因为它企图打民族问题这张牌，以制约缅族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一旦英国政府决定要退出缅甸，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这是因为，分裂缅甸对英国并没有好处:分裂缅甸会激起自由同盟和缅甸人民的强烈反对，出现缅甸社会的混乱；英国一直宣扬自己在殖民地的统治在传播文明、促进国家统一方面的“伟大功绩”，分裂缅甸是自我否定，会给世人造成这样的印象:英国统治留下了破烂摊子。这对它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从保留英国经济势力和政治影响看，分裂缅甸有碍于经济发展，对英国资本家并不是好事。总之，为自身利益计，分裂缅甸对它有害无利，这就是它并不积极主张克伦族分离的原因。
因此，兰斯将工党政府对缅甸民族问题的政策表述为:抛弃白皮书的不切实际的地方，按照缅甸政治的发展趋势，改变对山区少数民族的政策，即:坚持一个缅甸原则。虽然行政委员会管理的缅甸本部、山区是分治的，但实际上它们是一个国家的不同组成部分。它们历史上是一个国家，今后也只能是一个国家，所以英国最主要的目标是尽可能早地让统一的缅甸国家出现[63]。
缅甸民族运动的领导人昂山和吴努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变化，因此他们决定采取与英国政府合作的策略来推动这一进程，尽量争取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获得独立，避免暴力和流血冲突。吴努在1947年7月27日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的演讲中说:“二战给世界带来了最深刻的变化，帝国主义不再能随心所欲地剥削和压迫被殖民国家。作为老牌殖民国，英国所受到的冲击远远大于其他国家。英国的广大民众已经不再相信帝国主义，他们发现，帝国主义将财富从外国掠夺到英国，归根到底是不合理和不义的。帝国主义使英国陷进了两次世界大战，从而使英国的民众遭到了战火的荼毒。帝国主义已经受到英国民众的质疑和反对，这是事实。昂山将军去英国谈判时就感觉到英国民众的这一变化，他从英国回来后提醒我注意这一变化。我到了英国后，进一步认识到，不仅英国民众，而且英国上层领导人的态度也有所变化。英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如果不承认现实，随之而起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革命只会带来流血、死亡和毁灭，这对英国、对缅甸都没有好处。艾德礼先生有长远的眼光，有勇气承认现实，选择了对双方都有利的道路。所以我们要独立，而且我们要和平、友好地独立”。
同时我也要看到，英国殖民者同时也是非常实用主义、讲求实际利益的。在退出缅甸前，他们必然要尽力保护其既得利益。1947年5月，昂山为了确保独立早日实现，与英国签订了 《英缅财务协定》，保证缅甸独立后仍然为英镑集团成员之一，英资公司和银行的利益不受损害，对英资公司在实行国有化之前给予满意的补偿。在昂山的指示下，吴努又于1947年8月29日与英国签订了 《英缅国防协定》，确定缅甸在军事方面对英国承担一定的义务[64]。这两个条约后来成为了《英缅条约》（即 《努—艾德礼协定》，该条约就缅甸独立的具体事宜达成了协议）的一部分。这样，英国政府与缅甸领导人在独立方面已经基本上达成了全面的妥协。
1947年7月仰光政治谋杀案与英国政府无关。工党政府已经作出了从殖民地撤退的决定，并于1946年先后作出了给予印度、缅甸和斯里兰卡等殖民地独立的承诺，完全没有理由与自由同盟合作的同时制造阴谋刺杀昂山。当时英国政府在缅甸的全权代表——缅甸总督兰斯与昂山从二战时期开始就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两人相互尊敬。至今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英国政府与仰光政治谋杀案有牵连。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由极具个人野心的失意政客吴素导演的一场悲剧，他的目的是搞垮临时政府，希望造成局面混乱，乘人民群众被混淆视听、相互怀疑和指责时，他和他的跟随者能够出面控制局势，在缅甸政治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65]。但他这种幻想被总督兰斯打破了，在昂山遇刺的第二天，兰斯毫不迟疑地任命了吴努为临时政府总理，组成一个新的内阁以稳定局势。吴努得到了大多数政治派别甚至德钦丹东领导的缅甸共产党的支持[66]，少数民族也采取了以大局为重的态度，制宪会议仍然在有条不紊的召开，吴素企图混水摸鱼的计划破产了。没过多久，他就被送上了绞刑架。
中国的绝大部分关于缅甸的史书都认为英国人参与了谋杀，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西方和缅甸的史书中对英国参与了谋杀持慎重态度。卡迪的 《现代缅甸史》 对此有详细的讲述，提到谋杀的武器是由吴素的追随者从英军的仓库里偷出来的。但当时缅甸的主流报刊杂志没有认为英国人参与了谋杀。这在当时是一个爆炸性案件，包括艾德礼和兰斯都发来了唁电。作者曾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图书馆看到一些缅共的宣传品。根据记载，当案件一发生，德钦丹东马上断定是英国制造的阴谋。此后缅共的书籍和宣传品也一直持这一立场，认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吴素受英国的唆使而谋杀了昂山。可是吴素真的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吗? 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更是一个政客，一个机会主义者。战前他替萨耶山辩护，得到了一部分缅甸人的拥护，当上了总理，但就在日本入侵前，他勾结日本人，结果被英国政府逮捕。二战后他想卷土重来，却被工党政府所冷落，因为工党政府已经将昂山视为领导人，不再将他视为对话者了。他对昂山仇视，对英国也怨恨，所以在 《昂山—艾德礼协议》 上故意不签字，又与巴莫组织了爱国党，表现得比昂山还激进还反英，说昂山对英国妥协、让步太大。他其实代表了一批人的利益，即在战前主导了缅甸的政治，又被战后新崛起的年青人所取代的一些老政客。最后他的这种行为发展成为谋杀。云南大学学者何跃通过阅读大量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也揭示了这一史实，即英国政府并未参与谋杀事件[67]。这一成果发表在 《学术探索》 2004年第3期 《缅甸7·19事件与英国立场》 上。
前苏联的 《缅甸史纲》 也同意英国人与谋杀无关，觉得这样更符合客观事实。其结论说: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吴素的行为是个人动机的解释，并不同意英国参与了谋杀的说法[68]。但是，瓦西里耶夫又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认为即使英国政府没有参与其中，但“帝国主义的保守党”集团有可能参加了策划行动，因为他们是“缅甸一切民主力量不共戴天的仇敌”，目的是阻止缅甸的独立。而作者认为，以邱吉尔为首的保守党即使再痛恨昂山，也不致于愚蠢到认为采取暗杀的方法就可以造成缅甸政治上混乱，从而达到阻止缅甸独立的目的。其次，有资料表明，邱吉尔在艾德礼和蒙巴顿的耐心说服下，最后终于改变了态度，表示保守党不再反对缅甸的独立。可能是受了缅共的影响吧，中国的缅甸史书仍然沿袭了英国殖民者参与了谋杀的说法。
1946年9月以后，昂山成为行政委员会的副主席，他实际上已是缅甸的最高领导人，他管理着行政委员会各部的部长，行使着内阁职权。总督兰斯已经将绝大部分政务交给他处理。昂山最主要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国内的极左和极右分子。缅甸的独立，只要按 《昂山—艾德礼协定》 按步就班地进行就行了，但极左和极右的敌人，却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动进攻。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他还要顾及到少数民族的问题，是很不容易的。
就世界范围内来说，我们看到，缅甸的民族运动与其他英国殖民地的民族运动是同步进行的。在英国退出后，缅甸并不是留下民族问题的唯一国家。在战后非殖民化运动中新独立的其他国家都遇到了相类似的问题。1947年2月，巴勒斯坦民族运动风起云涌，英国政府决定退出巴勒斯坦，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联合国投票把巴勒斯坦分成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部分。从1947年12月起，巴勒斯坦形势急转直下，两个民族相互仇杀，这就是今日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冲突的起源。1946年初，英国决定从印度退出，当时印度次大陆教派冲突的激烈程度有增无减，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主张印巴统一，而穆斯林领导人真纳坚持巴基斯坦建国，1947年8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后独立，独立后因为领土和宗教争端两国又爆发了三次战争，这成了今天印巴局势紧张的根源。1948年1月，英国同意缅甸脱离英联邦独立，并与山区少数民族组成缅甸联邦，由于对建立克伦邦的条件存在争议，仅仅半年后就爆发了克伦族的武装分离运动，并且卷入了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和政治派别。在比缅甸晚一个月（1948年2月）独立的英属殖民地锡兰（今斯里兰卡），由于其领导人试图利用宗教来建立政治权威，结果造成佛教极端主义势力失去了控制，民族关系恶化，从而开始了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的相互残杀和此后的大规模内战[69]。1957年马来亚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后，在英国的支持下于1963年与新加坡、英属婆罗洲合并为马来西亚联邦，由于马来亚领导人对李光耀的猜忌和对华人有可能占据政治主导地位的担心，同样于1965年爆发了马来族、华族的冲突，造成新加坡的分离。在英国的中东殖民地，继1958年巴格达“自由军官组织”起义建立了英联邦之外的伊拉克共和国后，1961年科威特也脱离了英国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但伊拉克领导人认为科威特历史上属于伊拉克的一部分，独立后也应与其联合为一个国家，多次在科伊边境集结重兵，对科威特进行威胁，要求与其合并，这埋下了海湾战争的隐患。
民族独立运动往往也伴随着殖民地本身的民族矛盾，因此如何使殖民地平和地向独立国家过渡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仔细分析，我们发现，在英国殖民者退出后，当事国的领导人民族问题处理不当，或大民族主义、地区霸权野心而造成了大规模战争的例子不在少数，因而对于这些国家的民族问题，我们在指责英国历史上对殖民地的“分而治之”政策留下的后果的同时，也不要忘了某些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作者最后再分析一下缅甸共产党的成败，因为这个问题与我们要探讨的缅甸民族问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深刻地影响了战后缅甸政治格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缅甸共产党深受第三国际的影响。在二战期间，苏联与英美结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因而指示各国共产党与英美合作。第三国际是通过印度共产党来操纵缅共的。德钦梭从印度共产党接受了这一指示，从而开始了与英国的合作，即后来他称为“白劳德主义”时期。到了1946年2月，形势发生了转变，美苏冷战即将开始，缅甸共产党开始改变政策，反对与英国和谈，对党内的“白劳德主义”思想进行了清理。1947年3月27日，德钦丹东宣布:向英国人复仇，缅甸过去是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坟墓，现在也应该成缅甸的主要敌人——英国殖民者的坟墓[70]。1947年5月18日，在自由同盟大会上，缅共发起了“帝国主义者”会不会自愿交权的争论，昂山发表讲话说这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时间会证明一切的[71]。由于缅共表现过于激进而非理性，结果在1947年全国大选中仅获得了208个席位中的7席，而以缅甸社会党为主的自由同盟获得了173席。这说明战后缅共虽然拥有较雄厚的武装力量，但并不为缅甸人民群众所接受。
缅共反对昂山和英国谈判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英国政府要求在缅甸独立后保留军队和经济利益，因而不是诚心实意给予缅甸独立。其实艾德礼在议会中也面对着保守党对他“叛变和出卖行径”的指控，受到很大的压力[72]，因而他要维护“大英帝国”的面子，认为退出可以，但要体面地退出。这一点在印度表现得特别清楚。他们同意印度独立，但要保留军队和经济利益。现在有几个会说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呢? 甚至印度刚独立时仍然保留了英国的总督蒙巴顿。缅甸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获得和巩固政权，英国军队（应该说是缅甸军队中的英国人）和经济利益是次要的问题，以后可以慢慢地通过各种手段谈判解决。所以作者认为，缅共在这点上反对自由同盟政府，造成了大分裂，实在是不可取的。
在英国对缅政策改变的新形势下，以昂山为代表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使缅甸获得了独立，最终建立了多民族的缅甸联邦。昂山的成功，在于他能够灵活地抓住机会，改变自己的政策，不僵化，不拘泥于教条。他能够对殖民者妥协，在彬龙会议和制宪会议上对少数民族妥协，团结各种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反观缅共，却没有珍惜战后来之不易的独立与和平的环境，走上了分裂和内战的道路，断送了缅甸的前途，这是一个代价沉重的教训，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注释】
[1]里奇（1910—1989），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曾担任英国驻缅军队军官，在日占时期生活在克钦族地区，对其社会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研究，著有 《上缅甸高原的政治制度》、《文化和人的本性》 等等。
[2]Shway Yoe，The Burman，His Life and Notions（Scotland:Kiscadale Publications，1989），p.443.
[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4]Thant Myint U，The Making of Modern Burm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254.
[5]吴巴开:《缅甸政治史》，古玛拉出版社，1966年版，第249页。
[6]吴漆莱生于1879年10月，1898—1902年在英国学习，成为一名律师。后来加入人民团体总体，成为总会的主席，并在农村享有很高的威望。1932年被选为立法议会的议长，1937年起成为立法议会上院的议员。
[7]吴巴佩于1883年出生于达拉瓦底，1906年从仰光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到圣保罗高级中学任教。1906年参与建立佛教青年协会并担任协会的领导人，同时在政府中任职，创办了 《太阳报》。1922年成立了“二十一人党”，1923年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后任殖民政府的教育部长和林业部长。
[8]巴莫，孟族人，生于1893年，其父曾为锡袍王宫廷内的官员。毕业于仰光圣保罗高级中学，1913年获学士学位，1917年获得加尔各答大学硕士学位。1922—1924年在剑桥大学学习，随后去了法国，获得波尔多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为萨耶山起义作法庭辩护，他反对印缅分治，主张保留缅甸对印度的分离权，1934年任殖民政府的教育部长，1936年成立贫民党，1937年成为殖民政府的首任总理。
[9]吴欧德马1879年出生于实兑县，9岁时进入一所英缅小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僧人，17岁时进入加尔各答大学，1902年成为教授，讲解佛学和巴利文，并参与缅甸民族运动。1905年前往日本，并会见了孙中山。1919年返回仰光，在 《太阳报》 上撰写文章号召缅甸人民反抗英国的统治。其间被殖民政府多次逮捕，1939年去世。
[10]（缅）吴勒貌:《缅甸政治史》 第二册，文学宫出版社，1974年版，第523页。
[1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页。
[12]A.D.Smith，Theories of Nationalism，London，Penguin Books，1971.p.21.
[13]休·塞顿—沃森，英国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 《民族和国家》、《1801—1917，俄罗斯帝国》 等等。
[14]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5]（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中国台北·左岸文化出版，2005年版，第317页。
[16]韦红:《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17]（缅）“纲领”编辑组:《和平与登佩敏威胁》，缅甸妇女出版社，1963年版，第27页。
[18]吴努于1907年5月25日出生于缅甸南部三角洲地区渺 口名县的一个地主商人家庭，1929年仰光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任中学校长，在吴巴雀的影响下参加民族主义运动，1934年在仰光大学学习法律，后任学生联合会主席，1937年与德钦丹东、德钦梭创办红龙书社，1938年加入我缅人协会，成为领导人之一，1939年访问中国重庆，后被英国殖民政府逮捕，1942年被释放，1943年任巴莫政府的外交部长，1946年任自由同盟副主席，1947年任制宪会议议长，1948年出任缅甸联邦第一任总理，后两度连任，1962年被奈温军人推翻。
[19]Gustaaf Houtman，Mental Culture in Burmese Crisis Politics（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y，1999），p.20.
[20]（缅）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人和环境相互关联的体系》 第四版，文学宫出版社，1964年版，第82页。
[21]《斯大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
[22]（缅）吴觉温等:《少数民族问题与1947年宪法》 第二册，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6页。
[23]（缅）吴觉温等:《少数民族问题与1947年宪法》 第二册，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00页。
[24]勃罗姆列伊、马尔科夫:《民族学基础》（赵俊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25]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载 《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第147页。
[26]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民族意识实际上是一个“想象”的概念，即“民族”这一定义“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它被设想为有主权和延续性的”，人们在这一想象中被划分为本民族和外民族的人们。见K.M.De Silva，Pensri Duke，Ellen S.Goldberg and Nathan Katz，Ethnic Confl ict in Buddhist Societies，Sri Lanka，Thailand and Burma（Westview Press，1988），p.34.(https://www.daowen.com)
[27]阮西湖:《苏联民族危机与联盟解体》，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28]Rajeshwari Ghose，Protest Movements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87），p.88.
[29]（苏）瓦西里耶夫:《缅甸的民族问题》，载 《民族译丛》，1991年第4期。
[30]Mikael Gravers，Nationalism as Political Paranoia in Burma（Biddles Ltd，Guildford nad King’s Lynn，1999），p.43.
[31]就连史密斯在离任后也下结论说:昂山是一个诚实的人，是值得缅甸全国人民尊敬的人，他的自由同盟是唯一的全国性组织，得到了缅甸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他同时也是一个希望和平的人。见（缅）毛利斯·科利斯:《英缅最后的战争》，敏加拉出版社，1960年版，第524页。
[32]Rajeshwari Ghose，Protest Movements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87），p.88.
[33]（缅）吴觉温等:《少数民族问题与1947年宪法》 第一册，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34]（缅）吴觉温等:《少数民族问题与1947年宪法》 第一册，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35]Lucian W.Pye，Politics，Personality，and Nation Building:Burma’s Search For Identit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p.70.
[36]O.W.Wolters，History，Culture 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82），p.16.
[37]V.B.Lieberman，Burmese Administrative Cycles:Anarchy and Conquest，c.1580—1760 （Princeton，N.J.，1984），p.2.
[38]（缅）我缅人协会史编辑委员会:《我缅人协会史》，文学宫出版社，1976年版，第213页。
[39]Martin Smith，Burma:Insurg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Zed Books Ltd，1999），p.41.
[40]（缅）杜坚:《缅甸状况1885—1886年》，文学宫出版社，第232页。
[41]（缅）我缅人协会史编辑委员会:《我缅人协会史》，文学宫出版社，1976年版，第215页。
[42]（缅）吴巴开:《缅甸政治史》 第二册，古玛拉出版社，1966年版，第137页。
[43]（缅）我缅人协会史编辑委员会:《我缅人协会史》，文学宫出版社，1976年版，第213页。
[44]（缅）我缅人协会史编辑委员会:《我缅人协会史》，文学宫出版社，1976年版，第214页。
[45]贺圣达:《当代缅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46]李谋、姜永仁:《缅甸文化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47]（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48]艾德礼（1883—1967），毕业于牛津大学，早年曾加入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派别——费边社，深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1906年加入独立工党，1935—1955被选为工党领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参加丘吉尔的战时联合内阁，任掌玺大臣、副首相等职。1945—1951任英国首相。在任期间，艾德礼实行了一系列国有化和社会改革的政策，影响深远。1946年把英格兰银行，煤炭工业、公路运输、民间航空及通讯设施收归国有。1948年建立英国电业委员会，1949年建立煤气委员会。对电业和煤气实行国有化。1949年不顾国内外的激烈反对通过法案使铁矿和钢铁工业国有化。工党政府还推行“福利国家”政策。1946年通过了国民健康服务法和国民保险法，建立了国民保险制度。这些措施大大改变了英国社会的面貌，使英国由一个传统资本主义、殖民帝国主义国家转变为一个带有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福利国家。在对外政策方面，1947年给予印度、锡兰和缅甸独立。1948年从巴勒斯坦退出，犹太人建立了以色列国。工党积极主张英美合作，接受了美国的马歇尔复兴欧洲计划。1948年3月参与建立西欧联盟。1949年4月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见J.T.Murphy，Labour’s Big Three，A Biographical Study of Clement Attlee，Herbert Morrison and Ernest Bevin（William Clowes and Sons，Ltd.，1948），p.10.
[49]（英）艾德礼:《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志和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8页。
[50]（英）艾德礼:《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志和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4页。
[51]Kenneth O.Morgan，Labour in Power，1945—1951 （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4），p.1.
[52]Dennis Kavanagh ＆ Peter Morris，Consensus Politics，From Attlee to Major（T J Press Ltd.，1994），p.24.
[53]Brian Brivati and Richard Heffernan，The Labour Party，A Centenary History（Macmillan Press Ltd.，2000），p.76.
[54]Kienan，European Empires from Conquest to Collapse，p.191.
[55]1941年8月14日，罗斯福、邱吉尔在大西洋的一个小岛上举行会晤，会后发表 《大西洋宪章》，在罗斯福的要求下，宪章中加入了一些有关自决权的内容:象缅甸这样的被殖民小国人民应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治模式，给予这些小国以独立的地位。见（缅）德钦丁妙:《共产主义社会》，甘道格雷出版社，第160页。
[56]约翰·F·卡迪:《战后东南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
[57]林承节:《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18页。
[58]艾德礼的对缅政策深受蒙巴顿的影响。兰斯是蒙巴顿向艾德礼推荐的。艾德礼以身体原因为由召回史密斯后，向蒙巴顿询问谁可以担当缅甸总督一职。蒙巴顿回答:兰斯曾任CASB的领导人，熟悉缅甸情况，与昂山的私人关系很好，可以担当这一职务。艾德礼同样召回了顽固的印度总督威弗尔，以蒙巴顿取代了他。见（缅）毛利斯·科利斯:《英缅最后的战争》，敏加拉出版社，1960年版，第525页。
[59]John F.Cady，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8），p.540.
[60]Kenneth O.Morgan，Labour in Power，1945—1951 （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4），p.223.
[61]（缅）觉盛:《缅甸社会革命与阶级问题》，第134页。
[62]（缅）吴登佩敏:《登佩敏的政治经验》，瑞卑旦出版社，1956年版，第193页。
[63]（缅）吴觉温等:《少数民族问题与1947年宪法》 第一册，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
[64]杨长源等:《缅甸概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
[65]Christina Fink，Living Silence:Burma Under Military Rule（ Zed Books Ltd.，2001），p.23.
[66]吴努向德钦丹东保证:英国没有牵涉到仰光政治谋杀事件。在得到这一保证后，缅甸共产党决定以大局为重，支持吴努临时政府。
[67]何跃:《缅甸7·19事件与英国立场》，载 《学术探索》，2004年第3期。
[68]（苏）瓦西里耶夫:《缅甸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735页。
[69]宋立道:《神圣与世俗:南传佛教国家的宗教与政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页。
[70]（缅）吴登佩敏:《登佩敏的政治经验》，瑞卑旦出版社，1956年版，第193页。
[71]John F.Cady，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8），p.556
[72]Kenneth O.Morgan，Labour in Power，1945-1951 （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4），p.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