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尼谈自己的影片
安东尼奥尼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著名的意大利导演、摄影师兼制片人,世界级电影大师。他的主要影片有《女朋友》《奇遇》《夜》《蚀》《红色沙漠》《放大》……

“我生来就桀骜不驯。”如果这个婴儿会说话,他肯定说的是这句。因为他的坐姿和手势告诉了我们。

这种高贵的孤僻是骨子里的,随和就写在脸上。所以他的少年、青年时代不乏好朋友。

年轻的米开朗基罗清秀挺拔,吸引男伴的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女孩子围绕着他。

“镜子的碎片折射着的脸,像我的绘画,是重新被组装的人的世界。”

逃亡,用灵魂去逃亡,不在乎是否身形还没有离去。

安东尼奥尼不是法斯宾德,他没有那么偏激,他只是严谨。

“我在街头,这个城市已经进入到我的血液。”

壮年的他是现实中的男人,用他的力量与世界进行着抗衡。年老的他有如一个神话。

他害怕失去力量,但命运却让他变得羸弱。但他终究是个强者,也是个幸运者。如果早逝的话,才华就会被雨打风吹去。

“我凝视着你,你凝视着我。我的灵魂似乎被你看穿。我渴望你的严厉,你的审慎,你的力量,这些我具备吗?是的,我是拥有的。这会让我心安。”已经失语的米开朗基罗凝视着雕像,他与雕像进行着这样的交流。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著名的意大利电影导演、摄影师兼制片人,世界级电影大师。
1912年9月29日,安东尼奥尼出生于费拉拉一个富足的家庭,并于1935年毕业于博洛尼亚大学的经贸专业。
1939年,他来到罗马的电影学院学习导演理论与实践,1940年担任罗马权威电影杂志《电影》编辑,不久因为政治运动遭到解职,后曾担任法国导演马塞尔·卡内尔的助手,也为罗塞里尼和费里尼写过剧本。
安东尼奥尼在他三十一岁时开始创作第一部短片《波河上的人们》(1943年)。
他的主要影片有《女朋友》《奇遇》《夜》《蚀》《红色沙漠》《放大》……
1972年,作为关注学生运动的一名左翼意共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到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拍摄了大型纪录片《中国》,曾在我国引起轩然大波。
1985年,疾病侵袭了他的身体。从那个时候起,尽管他无法动弹,但以他的活力、他的爱以及与他的妻子恩丽卡的合作,他仍继续履行着他的人生信条——“拍电影对我就是生存”。
1994年,在疾病夺走了他说话的能力,并迫使他生活在轮椅之上的十年后,与极其崇敬他的维姆·文德斯合作,他又回到了故事长片,导演了《云上的日子》。
1995年,在电影一百周年诞辰之际,安东尼奥尼被授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2004年,九十二岁高龄的安东尼奥尼与斯蒂文·索德伯格、王家卫联合导演了作品《爱神》。
2007年7月30日,安东尼奥尼去世。
得奖记录:1955年第二十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银狮奖《女朋友》
1960年第十三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奇遇》
1961年第十一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夜》
1962年第十五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蚀》
1964年第二十九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红色沙漠》
1967年第二十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放大》
安东尼奥尼谈电影
“我认为电影并不总是娱乐,我们不能宣称电影只是娱乐而已。电影能够成为叙事,为什么不能呢?谁说不可以呢?一位作家的工作,可以扩展到详细分析某些人物的心理状态,给予他们性格,电影工作者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我反对这么做,我厌倦传统电影和大部分商业电影的技巧,我认为这些技巧是错误的。我认为生命运动具有不同的节奏,在不同的时刻有不同的节奏,有时急促有时静止。为什么要避免出现静止的瞬间,而只关注动态的时刻?如果一部电影是用来考虑现实的,无论我们自身的现状或我们生存的现状,都必须考虑现实的节奏。不然我们就会远离现实,而制作出一些错误的东西来。”

《失败者》拍摄现场
安东尼奥尼谈自己的影片

《波河上的人们》剧照
《波河上的年人们》年
“之前的纪录片从不关注普通的人,而法西斯主义更是完全禁止这一点。我的片子关注那些航行在波河上的人们,总之是那些生活在波河入口处的人,这些地方经常受到海潮的侵袭。这是法西斯禁止的题材,事实上我从事的题材,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它预示着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运动的到来。恕我狂言,对于另一方电影制作者来说,我们的新现实主义是非常明显的。摄影机对准世界的另一方面,关注另一些社会问题。我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就在我们身边。”

《波河上的人们》拍摄现场

《城市清洁工》剧照
《城市清洁工》年
“那时我已经需要领会角色,甚至是他们最简单的动作手势。所有的台词都穷尽之后,当所有人的思想中没有东西剩下时。”

《爱情故事》剧照
《爱情故事》年

《爱情故事》拍摄现场

《失败者》剧照
《失败者》年
“我是第一场审判的目标,我不得不做这部片子。因为在《爱情故事》后,我得到几部影片的拍摄机会。他们通常属于《两打鲜红的玫瑰》那一类,有点像《白色电话机》。在我看来这类电影是针对中产阶级的,它们并不吸引我,所以我拒绝了。那部片子在某些地方已经实现了,在三个国家里拍摄。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阶段,很让我感兴趣。因为我找到了我喜欢的故事,那是一个关于男孩的故事。他以自杀来告诉大家,他被他的政敌杀害了。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一阶段对我有极强的吸引力。审查制度不允许我拍这个片子,所以我选择另一个男孩,一个香烟走私犯。我不知如何评价那段日子我对电影的态度。我对人感兴趣,我对某些故事感兴趣。因为这些故事以独特的方式展开,很明显这些文本在某些方面承担了一个重要的象征性角色,个人与他活动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差不多有一个必然的结果。”

《失败者》拍摄现场

《女朋友》剧照
《女朋友》年

《女朋友》拍摄现场

《喊叫》剧照
《喊叫》年

安东尼奥尼
“我认为这部影片,与我之前的片子风格一致。我试图探索角色的灵魂,无论他们出身中产阶级,像《女朋友》,或者像这部片子中的下层阶级,我得说我探索的态度是一致的。我们通常说,一个好故事可以通过寥寥几个词语讲述。如果这样,那么《喊叫》是最差的电影,我无法用几个词来讲这个故事。它关于一个男人,他无法忘怀一个女人。做这份工作与做那份工作的人之间有什么差别?有钱人和没钱人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我坚信工人阶级的心理和感情问题,因为缺乏金钱而变得复杂。因为如果一个男人没有经济问题,他能在他的时间里,让自己做喜欢的事情。通过见面,通过跑去见在远方的人,来解决由感情天性造成的问题。一个工人却不能这么做,他的生活简单机械,迫使某些方面占先,他不得不放弃某些他想做的事。而遇到的问题和感受是相同的,我得说他们的本能、感情、冲动、激情,甚至在一个工人身上更强烈。因为他发现自己被卡在这些实际的限制中了。”
“我选择莫妮卡纯粹是机会。我的一个助手,一位男青年,非常聪明,很好的工人,叫做吉基·瓦尔兹,提到她,因为她在剧院演轻喜剧,与泰代斯基出演费迪奥的作品,还与伯努奇、瓦列里等合作。我去找她,与她签下合同,让她在《喊叫》里作多里安·格雷的替身。我们成为朋友,然后事情有了进展,诞生了一段很好的合作关系及一系列电影。”

莫妮卡·维蒂
“我之所以选择莫妮卡·维蒂,是因为没有任何女演员像她那样给我灵感;除此之外,她也带来了好运;此前,我们没找到理想的女演员。”

《奇遇》剧照
《奇遇》年

《奇遇》拍摄现场

《夜》剧照
《夜》年
“《夜》这部电影,我已经在这上面工作了一年。它是关于一次聚会的故事,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聚会。在来宾中有这么一对夫妇,他们是故事的主角。在聚会中,事情越来越糟。不过,到凌晨时,一切恢复平静。但这对夫妇之间,一些事情发生了。通过不同的目光,他们看到了对方,也看到了自己。他们发现,只要稍微松懈,感情就会灰飞烟灭。最后他们认识到,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才能保持自己的感情。因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可以分享的感情,正是应该紧紧抓住的东西,才可以把我们从今日之世界中拯救出来。”

《夜》拍摄现场
“我想我能够说,我总是拍同样的片子。我想我没有改变,从1950年我拍《爱情故事》开始,到今天,拍摄了《夜》。我一直努力保持特定的方向,不为取悦观众。并非不尊重,我也不是知识分子,可能有些人认为我是。我也不是工作在象牙塔中的人。我想电影不应该做来取悦观众,也不是用来赚钱,或为了获得大家的推崇和喜爱。我相信电影应该制作得越美丽越好。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工作方式,并且要真诚。”

《蚀》剧照
《蚀》年
“1962年,我去佛罗伦萨观看并且拍摄日全食。那时突然转冷,那种有别于其他寂静的感觉,落在地面上的光线有别于其他的光线。然后就是一片黑暗,万籁俱寂。我能想到的是,在日食期间,感觉也消失了。”
“《蚀》是我拍的电影中倾注极大热情并且完成得非常容易的作品。这让我感到有些害怕。因为我想,我本应该考虑得更成熟些,不应该在出现问题时,轻率地使用首先想到的解决方法。这或许也有好处,它让我保持完全的真诚。我能试着概述这个故事,它是关于一个女孩的故事,在一段恋情破裂之后,认识了另一个年轻男人。她犹豫不决,不知是否应该开始另一段爱情故事,发展另一段关系。最后,在经历一系列接触和心理变化之后,因为我的故事都是由内向外展开的。在一系列内心活动之后,她结束了这段感情,放弃了这段关系。这部影片探讨我从拍摄《女朋友》以来一直关心的感情问题。我现在正在筹备另一部片子,它会在9月拍摄。现在只知道主题,连故事线还没有出来。我先得从目前从事的主题中解放出来,再投入另一个片子,会是一部有色片。”

《蚀》拍摄现场

《红色沙漠》剧照
《红色沙漠》年
“谈起这些事会有一点,像让自己从自我评估和对自己片子的分析中跨出来,这很困难。对我而言,很难说这部片子与我之前的片子表达有何不同。这是一个自然而然想到的故事,看到这些地方、这些景观,发现我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与当初我们在罗马生活的状况,完全不同的景象。这个地方有很大的工业建设,自然景观正在消失,被另一些工业建设取代。松木曾经是这一带的自然特色,现在正在死亡,被工厂的有毒气体闷死了。化学副产品,渗入沟渠和沼泽的水里。还有烟,从大烟囱里出来,有时甚至能遮蔽太阳。”
“当然,它某种程度上代表我们生活中的技术变化,这种进步逐渐制约我们的生存。它们影响我们的心理、我们的道德和我们的情感。”
“我使用彩色,有实际的原因。片中的一个角色,确切地说,这个女人是神经质的,接近神经病患者。她在某些精神崩溃的时刻,看到的颜色是不同的。”

《红色沙漠》拍摄现场
“黑白本身更改了现实,黑白消减了色彩。它们显然清晰表达了明暗关系,表达了光影和调性。并且事实上,这早已是修改实况的方式。黑白表达让事实到达另一个阶层,是电影所处的层面。或者进一步说,电影自身的真实。彩色以自然的方式表达真实,它比黑白更正确。如果我想用一个外景或一个内景,为叙事和心理表达服务,我得为特殊心理时刻的需要,加入不同的色彩。以便表达某种心态,来创造某种印象。所以我的要求,只在影片的开始很明显。它不是计划好的,来干涉、抢夺现实,而是随着我故事的需要体现的。就像小木屋是属于渔夫的,并不是打鱼的渔夫,而是指喜欢钓鱼的人,以及曾经经常去那儿钓鱼的人。小木屋被废弃了,鱼闻起来像石油,它们死了,运河中充满了工厂的废弃物和泡沫。为达到这样的效果,我想应该适时地把周围一切都漆成各种颜色。”

《红色沙漠》拍摄现场
“我想我只能说,我很高兴。不过,我想补充的是在这场战斗中,我这几年所有的奋斗,都是为了我的这些影片。有一位一直勇敢地与我合作的人,我想在公众面前感谢她,这个人就是莫妮卡·维蒂。”

《红色沙漠》拍摄现场

安东尼奥尼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放大》剧照
《放大》年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摄影师的一天,以及他这一天的感受。我说‘感受’这词是因为他从他拍摄的相片上,发现了一些以前从未见到的东西。这是我为什么谈到‘感受’一词的原因和它为何如此重要,重要得足以将他置于危机之中,并将这种感受变得积极起来。据我看来,这是一部乐观的电影。”
“这并不是什么特指,而是事实如此。我的意思是,在拍摄这部影片时,我进入一种更加超然得多的心态。我试图对正在做的事情进行思考。在拍摄其他影片时,的确,更多消耗的是我的体力。我经常在还不完全确定自己要拍什么的时候开始拍摄。因为我喜欢进入一种状态,一种纯真的创作状态,在这部影片之前,达到完全开放无拘无束的状态。我认为最初的想法总是最好的。”
“我试图解决色彩运用这个问题,但却不能真正解决,因为我想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每个人都有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我继续积累我自己的经验。我在《放大》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就迥异于《红色沙漠》中的方法。这里我将色彩明显地处理得更具写实主义特点,我在影片中施加了更多的真实元素,是因为我要创造一幅真实的画面,比《红色沙漠》更加真实的画面。《红色沙漠》中的真实世界是用一个神经病女患者的眼光来看,《放大》中情况则不同。为了展示某个能表现这种现实的画面,我必须去除某些色彩然后添加另外一些,这才使影片中的一切保持一致性。为了达到这一点,我必须介入更多。我真的请人来刷树、街道和房屋,甚至还建了房子。我并没有改造现实,我只是对我在伦敦挑选的外景地进行了局部的改造,使它看上去比英国更具英国特色。”

《放大》拍摄现场

《扎布里斯基角》剧照
《扎布里斯基角》年
“我喜欢在这里拍电影,我喜欢这样的想法。我发现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去其他国家拍电影,有助于我对整个世界的理解。我认为在国外拍摄使自己和一个俄罗斯农民或一个斗牛士的距离,与自己和西西里黑手党的距离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反而与黑手党的距离更远。这将是一部非常暴力、悲惨的影片。”
“因为影片发生的故事将两位年轻主人公带到这里相遇。他们是两位从未做过演员的年轻人。这两个年轻人,如同我们常说的,‘随意从路边遇到’的两个人。这个男孩是个木匠,来自波士顿,他今年二十岁。女孩是个来自旧金山的学生,今年十九岁。”
“就我个人而言,这次来到美国非常让人兴奋,同样也是非常有趣的一次经历。这是一个因自身的种种矛盾,却难以置信地令人着迷的国家,包括财富方面的矛盾和由多种元素组成的多样性的社会矛盾,还有不同种族的矛盾。就职业角度而言,在这里拍摄电影很困难,这里人的思维和工作方式都与我们那里相差很大。这样的说法可能并不严密,大家都有不同的工作方法。我通常可能会临时搭建一个场景,但在这里就很难实现。我坚持这样做,但只会带来比以往更大的困难。”

《扎布里斯基角》拍摄现场

《中国》剧照
《中国》年
“生活的妙处就在于它自身的不可预见性,奇妙的事总是时常发生。而我真的很高兴生活是这样的,这恰好证明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徒劳无益的。我对中国人的感受主要在两方面:首先,当然是积极方面的感受。来到中国就如同发现了,如我所说的,另一个世界一样。中国人所具有的那种社会团体感,是我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过的。中国人将自己视为社会的一分子,并因此为社会而劳动。这是一种我们所不知的情感,我们的自尊自大,我们紧密隔绝的世界,使我们不能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在中国,人们看待事物的思维更为开阔。至于负面的感受,是在我离开中国,此后的一年,发生了很荒谬的故事。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它是政府许可的,它已经在使馆进行放映,我非常满意。可以说他们的评估很做作随意,语言本身也比例失调,把我的名字同孔子或贝多芬的名字放到一起。在我看来这很可笑,我甚至给他们写信说道,我以为这部影片并没有任何问题,纪录本身并没有那么多深层含义。”

《中国》拍摄现场

《职业:记者》剧照
《职业 :记者》年

《职业:记者》拍摄现场
“这是在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根据非我自己写的剧本进行拍摄。我对自己所要做的进行了思考,我怀着一种超然的感觉开始拍摄。但逐渐地,我沉浸到整个故事中,而且我发现自己这次是根据一种‘理由充分的本能’来拍摄。但对我也是一种新的尝试,我想这种拍摄方式是有成效的。我相信这部电影的特性之一,就是影片内蕴涵的那种谨慎。它不向观众强加任何东西,甚至不强加任何情感或情绪,它让观众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取舍。我是一个学习电影制作的人,而我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导演。我很喜欢尝试,这次也是。我运用了一种叙事方式,是不同于以往我拍摄的其他电影。”

《职业:记者》剧照

《奥伯瓦尔德的秘密》剧照
《奥伯瓦尔德的秘密》年
“用电视摄像机拍电影是一次令人激动的体验,电子化提供创作可能性的范围是无限的。首先,调整色彩的可能性方面,我们可以为叙述的目的,甚至为诗意的目的来调整色彩,而且成本更低。或许拍摄阶段也是如此,人们可以通过监视器看到正拍摄的东西,这很重要。这样,电影就可以真正将正在拍摄的东西记录下来。在影片《奥伯瓦尔德的秘密》中或许不再有属于我以前所拍影片的那种‘存在提问法’,它的叙事更加流畅,成为一种典型的情节剧。这既不是缺点也不是优点,它的作者是考可托。人们会去影院看电影,希望他们能去看这部考可托的片子,影片以一种相当不寻常的方式表现出来。这要感谢电子技术,感谢安东尼奥尼。”

《奥伯瓦尔德的秘密》拍摄现场

《一个女人的身份证明》剧照
《一个女人的身份证明》年
“我希望在这部影片里,我以前的那种主题,已经几乎没有了,这也就是说我还没有成熟。但不幸的是,我的年龄说明,我已经取得一些进步,如在成熟方面的进步。我更想说这种提问法已经改变了。在《一个女人的身份证明》中没有陷入危机的人物,但是人物自身却暴露了他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固有的危机,如男性人物的职业问题,同样,那两个女孩,她们自身的个性和身份问题,以及导演的创造性问题。他难以刻画一部影片的主人公,原因是他对于该主人公只有模糊的认识。影片有时在导演自己撰写故事的时候,实现导演混乱的思想,或者他想到将另一位作者的主题搬过来。”

《一个女人的身份证明》拍摄现场

《云上的日子》剧照
《云上的日子》年

《云上的日子》拍摄现场
演员编剧谈安东尼奥尼
“所有我的故事,我的作为,都在我身后蹑手蹑脚。它们认为我没有注意到。但当我转身,它们转瞬消失。当我行进时,我感到它们的存在,它们的脚步并不遥远。”
猫一般迷人神秘的女郎莫妮卡·维蒂,1931年11月3日出生于罗马,以前的名字叫Maria Luisa Ceciarelli。1953年罗马国立戏剧学院毕业后改名Monica Vitti。当被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注意到后,出演并助安东尼奥尼建立起他讨论关于人类在现代世界的异化的“疏离(爱情)三部曲”(1960年的《奇遇》、1961年的《夜》、1962年的《蚀》),包括1964年的《红色沙漠》,也称四部曲。60年后期,莫妮卡·维蒂决定远离安东尼奥尼的都市神秘风格的影片,向轻喜剧风格的娱乐片靠拢,并取得了一些成功。她获得过五座多纳泰罗大卫奖(相当于意大利的奥斯卡),并于1995年获得第五十二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终身成就奖。

莫妮卡·维蒂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终身成就奖
英格玛·伯格曼对安东尼奥尼的评价:“他拍摄了两部伟大的电影,其他的你可以忽略不计。一部是《放大》,这部电影我看过很多次,另一部是《夜》,这同样是部优秀的电影,尽管这大多归功于女主演让娜·莫罗。我的电影收藏中有安东尼奥尼的《喊叫》,该死,这是部多么无聊的片子。我是说他过分渲染了悲伤的情绪。你知道,安东尼奥尼没能完全入行(拍电影)。他只把精力集中到一个个单一的画面上,从来没有意识到一部电影是一组流动的画面在有规律的运作着。当然,他的电影有些美妙的瞬间。但拿《奇遇》来说,我却不以为然,就是无动于衷。我无法理解安东尼奥尼为何会大受欢迎,并且我觉得他的银幕女郎莫妮卡·维蒂的演技糟糕。”
言外之意,莫妮卡·维蒂是木头美人,漂亮、空洞。
安东尼奥尼的类型,典型地体现在莫妮卡·维蒂身上,莫妮卡·维蒂注定只属于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代表着他的品位:来源于文学,关注人们的内心世界,行为背后的原因。和安东尼奥尼一起拍摄就像给别人做一场心脏手术,一切都设计好了,布置好了,是深刻刻画的。
莫妮卡·维蒂回忆她与安东尼奥尼一起拍摄《奇遇》时的情景:“米开朗基罗,太过分了。火山、里斯卡·毕昂卡(《奇遇》的拍摄地)、旋风,真可怕。它像是要把我们都卷走似的。我快吓死了,我说:‘我们该干什么?’有人说:‘我们中间有一位魔术师,他知道咒语,是圣诞节的时候在教堂收到的。我相信了,就去找他说咒语。我们必须做什么,因为旋风就这么过来了,我一直颤抖着。于是这个人爬上一块石头,开始做一些姿势,他做划十字的动作。而安东尼奥尼,却在另一边冷静地拍摄旋风。紧接着这个人划过十字之后,太奇怪了,旋风消失了。我发誓,旋风消失了。米开朗基罗开始数落每个人,是的,他想解雇他,他想解雇每个人。他说:‘我必须拍摄旋风。’我说:‘它要把我们都卷走了。’但他说:‘没关系,我们应该坚持的。’那个人总在那儿,观察大海是否变化了,是不是危险。海浪汹涌的时候,上船是很难的。他们让我们快点,因为我们还得离开那岛,并且应该尽快去帕娜里亚。是的,我们将面临没有食物的一天一夜,因为午饭都留在船上了。没法给我们带任何吃的东西,因为海浪太剧烈了。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载着食物篮子的船离去,眼睛都湿润了。我们在这样的小屋里度过整晚,坐在那儿的地上,非常冷,还刮着风,还有大海。那里从没来过一个记者或摄影师,从没,没人。”

安东尼奥尼与莫妮卡·维蒂
莫妮卡·维蒂接着回忆影片在戛纳的放映:
“和安东尼奥尼拍电影永远都是一场冒险,充满了不可知的状况。这是众多元素之中,其他有关人物生活中的重要时刻,这些事件永远无法预见。譬如像我们到了戛纳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影展,也是我的处女作。去到那里就像是进入一个集市,所有人都沾染着世俗的气息。我们影片首映的当晚,楼梯上挤满了上百名摄影记者,有点像……他们用枪对准着我们。影院里漆黑一片,拥挤不堪,《奇遇》在戛纳的放映是场真实的生活秀。”
“从一开始,从片头的开场字幕起,观众就在发笑,我们不理解原因。他们在最悲剧的段落里也在发笑。(那些我们辛苦拍摄的场面,相信是我们拍摄得最痛苦的场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整个放映结束。没几个人留下来,表示对放映《奇遇》的喜爱。当我从剧院里走出来,我哭得像个孩子。我绝望了,我当时觉得自己所有的工作(数个月以来,我付出的是整个身心,以至于我们能获得好的回报),全都成了泡影。我们都相信这部电影,却徒劳无用。它属于那些发笑的人,成了他们庸俗的消遣方式。”
“那天之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走出房间,酒店大厅里,我们发现了一张名单,上面都是重要人物的签名,包括有意大利和国外的导演、记者、影评人、作家,以及看过电影的观众。这张名单前面有个声明:‘昨天我们观看了《奇遇》,这是本届电影节上放映的最好的电影。’”

莫妮卡·维蒂在戛纳
安东尼奥尼的每一部片子,都是一场战斗,不仅对他自己,也是对他制作的每部影片的困难而言。他与莫妮卡·维蒂,同样古板又固执的性格,坚硬而脆弱。他们的努力使事业锐不可挡,但无法磨合生活中两人的棱角。
以至于当他因《红色沙漠》手捧金狮,对台下坐着的莫妮卡·维蒂说出那番感谢的话,弄得莫妮卡·维蒂诚惶诚恐、不知所措。依然质朴的她,用依然迷离的眼神显现出了两人七年感情的危机。从《红色沙漠》之后,安东尼奥尼离开意大利工作,不再与他的伴侣莫妮卡·维蒂合作,两人关系日渐疏远。安东尼奥尼将他影片的情感疏离带到了生活中。



1964年安东尼奥尼与莫妮卡·维蒂参加威尼斯电影节
这就是所谓的异化吗?
安东尼奥尼:“这不是我的发明。如果你读了哲学家庄子的那本美妙的书《秋水》,你会发现这句话‘不要让你做的事减少’。庄子是孔子的老师,他们说的,这是肯定的,因为孔子经常跑去问他得到启蒙。他们是在基督之前生活的人,明白了吗?”
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包括他的缪斯。
莫妮卡·维蒂像倒苦水似地说出了她的委屈。
“我怎么知道什么是异化?在我家这个词从来没有说过。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不知道它来自哪里。然而我和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正在遭受最愚蠢的嘲笑:‘安东尼奥尼先生,您精神不健全吗?精神不健全或是社会疯狂了?’‘看看维蒂,她在疏离。你能做什么,那就是疯了。’但是为什么要和我过不去,我是一个演员,为什么要和我本人过不去。”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讨论?但是我,知识分子的智力游戏,我一点都不晓得怎么做。我完全不知道该与米开朗基罗说什么?缺乏沟通?缺乏沟通……”
“对此安东尼奥尼是这样解释的:我总是提到人的‘不可沟通性’,没人问这‘不可沟通性’是否真的存在。如果所有人都将此归因于我,这说明我让它变得‘可沟通’了,因此我并非‘不可沟通’。因为我已经使‘不可沟通’变为‘可沟通’。”
“在我看来,发明‘疏离感’‘缺乏沟通’这些词的人为了显得更聪明或受过更多的教育,他们看了一部片子、两部片子、三部片子,然后又看了谁知道的什么书,他们就这样写了。但是,因为安东尼奥尼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必须有深度。”
“我非常喜欢西部片,诸如那些酒馆、那些枪击事件,那些游乐设施,我疯了吗?搞笑的电影,我也非常喜欢,比如托托。你知道我看过多少次他的影片,每次都看五遍。当我看时,我流汗、尖叫、狂笑,因为面对电影我们应该像个小孩子。我讨厌有些人走过来,讨厌他们那么做,我讨厌有些人走过来,讨厌他们对我说:‘请闭嘴’‘保持安静’。还有我喜欢卡通片里的小老鼠……有一件事,我知道怎样做得很好,就是让人们笑。不要忘了,在剧院里我已经做了很多的喜剧。哦,上帝!给我一部喜剧吧,让人笑、笑、笑!”
“所以……我说,因为安东尼奥尼是知识分子,在他的电影里我们能找到深刻。那么,假设有深度,就有一个问题,那就应该努力去理解,但,不要把事情复杂化。”
“安东尼奥尼成功了,他就应该付出这些吗?意大利电影界如果了解他的世界,应该每天给他打电话说‘谢谢你,安东尼奥尼,因为有你的存在’。相反,他们只是误会、攻击他,伤害他。你们应该看到每一次攻击的细微之处:都有我和他一同受苦。”
“我现在还好,我需要面包,我需要爱,我活着是为了这些,为了简单的感受。如果我野心勃勃,我会成为亿万富翁。在五个月里,我拒绝了六部电影,要不我能赚很多钱。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可以拒绝高价去谈废话,我宁愿做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呢?我是意大利电影的一线女星之一,其他还包括吉娜·劳洛勃丽吉达、索菲亚·罗兰、克劳迪娅·卡汀娜,这是别人说的,不是我。但我不像她们,我没有裘皮大衣、珠宝和房子。六月我就得搬家了,因为租金的缘故,租金涨了。野心勃勃,因为我住的离安东尼奥尼近?但我想提醒你,当我遇到安东尼奥尼的时候,他刚刚走出拍影片《喊叫》的辛酸旅程,正处在危机之中、黑暗之中。”
“我遇到安东尼奥尼时,我已经有了未婚夫,他是一个非常好又能干的小伙子,是个建筑师。我遇到安东尼奥尼,是因为要做《喊叫》中多里安·格雷的替身。‘主啊,请相信我,我没有对电影的野心。我不在乎什么试镜。我要结婚了,我不该去想别的。主啊,相信我,我爱一个男人是为了结婚。’我当时是如此的相信我的男朋友就是我生命中的男人,我是如此笃定地爱他很多年。我无法原谅米开朗基罗让我明白了这样可怕的事情,爱结束了,他和他的爱透彻清晰地结束了。当然对米开朗基罗的爱还没有结束。”

安东尼奥尼与莫妮卡·维蒂
“每过四个月,因为看到我们还在一起,他们就打电话给我:‘那是真的吗,你和安东尼奥尼分手了?’而我总是相同的回答:‘对不起,没有。’当然我不能发誓永恒。我和米开朗基罗认识七年了,不多也不少,我没有一刻无聊。爱上米开朗基罗就像……爱上十个男人,或二十个,或三十个。”
“我不问自己忠诚的问题:不管从道德角度来看,还是从宗教角度来看。我问自己的感受,感受真实的时刻。其余的,你知道,我的爱情生活直到今天都很单调。它让你失望了吧?是这样的,我有一个交往了五年的男友,那是我想结婚的。后来遇到了米开朗基罗。没有其他的了,仅此而已。”
“当我是小女孩的时候,我喜欢格里高利·派克。但现在我是个理论家,我不喜欢男演员了。你知道我非常喜欢谁?英格玛·伯格曼。我很想认识他,但遗憾的是他在瑞典,我讨厌旅行。”
多顽皮的小猫啊!英格玛·伯格曼听到此话该作何感想。是真的吗?还是回了一记报复?伯格曼的直言不讳,却似重拳伤害,而莫妮卡·维蒂的温柔小爪,无力又让人怜惜。她永远是那么懒洋洋的……慵懒而孤独。
“我是现代女性?我不会开车,我害怕登上飞机!汽车,那些杠杆,那些齿轮,推这里,提那里,不,不,!如果有人开车载我,我愿看窗外。如果换作我,我会用马车。飞机!可怕的盒子,将你的命运与其他一百多人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不,不,!最好是火车:空间时间和景观同在,我不想错失它们。我的家是旅行者之家,两个兄弟,弗朗科移民到巴西,乔治住在墨西哥。我的父母就在欧洲与美洲间来来去去。他们有冒险精神,好奇,享受与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语言。而我不行。他们搬去墨西哥时问我:‘你来吗?’我说:‘为什么要搬走?我喜欢这里,我在这里挺好的。’发现印度和日本有什么用,在意大利也有很多事情等待发现。我在撒丁岛,发现那片蓝色的大海,我敢打赌,这是在西印度群岛没有的。我在维罗纳,发现世界上最值得看到的东西:那些奇妙的化石鱼,一片叶子或海藻的印记。当我每次远离意大利,我只有一个念头:回去。”
“我不减肥,我不会做体操和运动……呃,运动!当我想尝试时,我很快就累了。我讨厌艰苦,我讨厌疼痛,我不喜欢运动。我只会游泳,仅此而已。我不理解人为什么要运动。我不涂脂抹粉,因为抹口红会让我觉得脏……”
作为御用女演员,莫妮卡·维蒂有对导演的支持;作为女友,对他又有许多的哀怨。那么作为御用编剧的托尼诺·圭拉又是怎样看待安东尼奥尼的。其实长时间的合作,就证明彼此的同道与吸引。
托尼诺·圭拉是意大利国宝级编剧、诗人,一生编写了100余部剧本。他是安东尼奥尼和安哲罗普洛斯的好友,与安东尼奥尼合作过《奇遇》《夜》《蚀》 《红色沙漠》《放大》《扎布里斯基角》《奥伯瓦尔德的秘密》《一个女人的身份证明》《云上的日子》《爱神》等影片,与安哲罗普洛斯合作过《永恒和一日》《哭泣的草原》《塞瑟岛之旅》《尤利西斯的生命之旅》《鹳鸟踟蹰》《时光之尘》《雾中风景》《养蜂人》等影片,并与费里尼合作过《阿玛柯德》《船舶航行》等影片。1994年,托尼诺·圭拉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他曾说:“我诗之根本是影像。”“在我开始工作之前,我已经在诗句中架起一部摄影机了。”
他也谈到了与安东尼奥尼的合作及友谊。
“与米开朗基罗工作有点困难,因为他太苛刻了。困难但也有趣,有时,经常吧。我们常常开玩笑,我们玩游戏,我们争论很多。是的,因为我也是个死脑筋。他很擅长和我赛跑,五层楼,我坐电梯而他跑楼梯。他总先到达,然后坐在房间里,对此他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我在玩牌的时候能还他一手,因为他只是个孩子。”

共度风华正茂

偕手耄耋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