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十年代中期，山区农民们的思想和生活都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普通庄稼人除了参加一些大会战或是走亲戚串朋友以外，极少有外出的机会。小村到赤峰市区仅二百华里，村里上一辈的老人有七十多位，去过赤峰的不足十人。去过赤峰的这些人大多是大车老板子、义务兵、生产队长、大队干部、去盟医院看大（重）病的和“不务正业”的盲流，绝大多数人没见过城市的模样。谁家有亲戚在城里，人们更是刮目相看。村里的人除了赶集上店和走亲戚串朋友几乎足不出队，所以对外面的世界了解甚少，外出的人所见所闻都是新鲜的。他们把山外的那些新鲜事讲述给村人听，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他们把那些新鲜玩意儿拿回来给村里人看，人们可一饱眼福，增长见识；他们弄回来先进的生产生活用品，刺激人们对高档产品的拥有欲，有些新生事物也由此而诞生。
那时候社会上把不愿在生产队劳动，总在外面跑（漂）的人叫“盲流”。在村人心目中“盲流”就是不守本分、不过日子、不爱劳动、不务正业的人。队里有个社员名叫李化民，二十多岁，其父李金财从外地迁入，村人从来就没见过李化民的母亲，家里只有父子二人，由于缺乏母爱，疏于管教，李化民从小就不愿劳动，长大以后也不爱参加集体劳动，总在外面跑，少则几十天多则几个月。有一年冬天，李化民在外面跑了几个月回来了，还带回一件新鲜玩意儿——收音机，那可是村里第一台收音机。那时候还没有小型的收音机，都是台式的大收音机。李化民带回来的自然是台式收音机，机长四十多公分，高三十多公分，厚二十多公分，木板做的机箱，机箱里面装满了电子管、电容等零部件。在箱体前面上端还镶有一块木板，木板两端各锯一个比收音机喇叭口稍小一点的圆形孔，喇叭口对着圆形孔固定在木板上，木板的前面贴着缎子布，木板的下端镶一块长条有机玻璃，玻璃上标着长波、中波、短波的标志，中间还有三个波段按钮。玻璃板两头各安着一个直径约三公分、高约两公分的化学（塑料）旋转钮，一个是搜台的，另一个是电源、音量开关。这台收音机的到来，给村人开了眼界，村人第一次见到了收音机的模样。半桩小子们看到这个稀奇的玩意，互相传递着这个新闻，村里的好事者和半桩小子们齐聚到李化民家，观看这个新鲜玩意。
李化民找了一根长长的木杆子，在木杆子顶头用铁丝绑上一个旧铁丝笊篱头，把木杆子大头朝下埋在房后的地下，弄一根长长的细铁丝，一头接在笊篱头上，另一头接在收音机的天线上，弄一根铁棍插在地下用细铁丝连接到收音机的地线上。收音机的背面有块可拆卸的背板，把背板卸下来，在收音机里面装上四节一号电池，打开电源开关（音量控制开关），旋转选台钮，选好台后就能听到电台的广播了。除了播音员的播音外还有音乐，人们感觉这个东西很先进，什么时候想听什么时候打开，想听什么还有很大的选择性。晚上村里的小青年和半桩小子们忙里偷闲到李化民家听广播，至于内容并不重要，主要是满足好奇心，夜深人静时偶尔还能偷偷地听一会儿苏联对华广播。不过有时候收音机的杂音（干扰）很大，有时听着听着就跑到另一个台去了（滚台），还有一些外国语嘀噜嘟噜的，也听不懂说的是什么。一时间他家挤满了好事的小伙子和半桩小子，对此，李化民不但不嫌烦，反而很自豪，他坐在自家小土屋的窗台上，高高在上、比比划划地，像给学生讲课一样，讲述着收音机的故事，讲述着外面的新鲜事和新鲜玩意儿，听得人们目瞪口呆，津津有味。(https://www.daowen.com)
收音机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的传播工具，在村里虽然轰动一时，但始终没有得到普及。全生产队三十多户人家最多时才有三台，究其原因它属非生活必需品，加之经济不发达，在当时电子产品价格昂贵，属于高档消费品，所以东西虽好却极少有人问津。后来收音机成了有钱人家的高档装饰品，当时收音机除了收听广播还是最超前、最时髦的家庭摆设，谁家的柜子上摆台收音机给人的感觉就很富有，也很上档次，所以也成了天姿绝色姑娘婚嫁的高档聘礼“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和手表）之一。
照理说收音机比广播喇叭要先进得多，至少要比广播喇叭有很大的选择性，不受时间限制，有很多台可任意选择，然而却没有发展起来。有线广播相对收音机来说，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广播站播放什么就得听什么，无论在性能上还是在功能上，有线广播都无法与收音机相比拟，而有线广播却在很短时间内像雨后春笋般遍布城乡各地，进入千家万户。有线广播的快速普及和迅速发展，除了经济实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政府的推动。而收音机就没那么幸运，虽然人们认识得较早，名噪一时，作为“四大件”之一，但因其价格昂贵却没有大规模发展起来，有其名无其实，徒有虚名罢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