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对范围宽广的贸易理论的讨论不得不简短且欠完整。贸易是制造业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需要与增长理论一起综合考虑。同时，现在正是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政治在全球升温的时候，英国退出欧盟和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证明了这一点。截至2016年，美国每月出口价值约为1 240亿美元的货物，约占其总出口总额的66%；进口货物的价值约为1 840亿美元，占其全部进口的近82%。61如前一章所述，服务贸易量相比之下还是相当小的。虽然大部分贸易产品都是制成品，制造业作为经济的一部分却在下降。根据目前的核算体系，制造业目前占美国GDP增加值的11.8%。贸易赤字把贸易和制造业问题与政策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62经济学家对自由贸易的共识几乎达成了一致，在格雷戈里·曼昆（Gregory Mankiw）的一项调查中，93%的经济学家支持一项声明，即贸易壁垒降低了经济的一般福利。63理论倾向于支持整个经济从贸易中获益的想法，尽管不是每个个体或每个部门都会获益。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出现在许多不同的贸易模式中。该模型指出，各国之间的技术差异是贸易的基本依据。实质上，劳动力只是一个生产要素，因此国家之间的生产率差异会推动贸易。相对价格也不得不落入一定范围，否则一个国家只为国内市场生产会更有效。李嘉图的贸易理论自出版后在19世纪从未遇到严峻挑战。1919年，由伊莱·赫克歇尔（Eli Heckshire）和伯蒂尔·俄林（Bertil Ohlin）提出的一个新理论开始形成。64

赫克歇尔-俄林定理改变了一些基于李嘉图模型的基本假设。他们假定各国倾向于拥有同等的技术，基本上排除了技术是推动贸易的主要因素。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中有两个因素：劳动力和资本。在这个模型中有两个条件必须成立，否则将没有贸易，即各国必须有不同的要素价格，而且商品中使用的资本和劳动力比例不能完全相同。65该理论表明，在最简单的情况中，资本相对丰富、生产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国家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家可以进行贸易，这对双方都有利。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想法，似乎在直觉上就是有道理的。例如2012年，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主要出口产品是飞机，最大的进口产品是服装。66美国将通过继续建造飞机而不是转移就业生产服装来拥有更高水平的消费。然而，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情况会更好，每个人或其中某些群体的情况不一定会变得更好。

1941年，沃尔夫冈·斯托尔珀（Wolfgang Stolper）和保罗·萨缪尔森发表了一篇论文，探讨一个国家内部贸易赢家和输家的问题。他们的定理建立在赫克歇尔-俄林定理的基础之上，考察了因贸易而导致的要素价格变化。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展示了丰富要素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以及稀缺要素的不变价损失，而非仅仅是相对损失。67与任何经济理论一样，对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也不乏批评，唐纳德·戴维斯（Donald R.Davis）和帕拉希·米什拉（Prachi Mishra）的一篇论文称“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已死”。68自从斯托尔珀和萨缪尔森发表该论文以来，一系列不同的贸易模型强化了他们的发现：出口部门的要素获得收益，面对竞争的进口部门要素的产出变得更糟糕。69尽管对赫克歇尔-俄林定理有很强的理论支持，但经验检验结果并不理想；它倾向于过高预测实际贸易量，丹尼尔·特里弗勒（Daniel Treffler）称之为“缺失的贸易”。在“缺失的贸易”里，消费者本土偏好是一个组成部分，消费者倾向于购买国产产品而不是相同的国外产品，从而减少了贸易水平。70米切尔·莫雷（Mitchell Morey）发现，马达加斯加的消费者为国产大米多支付了8%的价格，在理论上消费量应降低5%，这是令人信服的本土偏好的证据。71如果这种偏好出现在主要食品的消费中，说明它是根深蒂固的。

仅仅考虑本土偏好并不能解释该模型不适合那些数据。戴维斯（Davis）、温斯坦（Weinstein）、布拉福德（Bradford）和辛波（Shimpo）说明，当一些潜在的假设条件被放宽时，该模型在描述数据方面做得更好。他们所抛弃的一个假设是普遍要素价格均等化，只将该模型应用于存在要素价格均等化证据的地区。72对于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我们也应对保罗·萨缪尔森表示感谢，该定理表明如果赫克歇尔-俄林的假设成立，即使在国家之间缺乏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物贸易也会导致两国的资本回报率或工资率相同。存在一些支持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证据，虽然产业、商品和技术的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复杂性，掩盖了该定理的简单性。73要素价格均等化进入的两个公共辩论领域分别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产生的工资收敛性和中美制造业工资差距的缩小。

贸易源自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生产要素的强度不同，美国和肯尼亚之间的贸易可以作为例子。2014年，美国出口到肯尼亚的工程车辆占美国出口肯尼亚贸易的最大比重，而肯尼亚向美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是纺织品，特别是女装。74这似乎与前面讨论的理论一致，美国资本充足，所以它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而肯尼亚则相反。虽然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预测在一些数据中得到了支持，但引人注目的是大多数贸易实际上发生在先进国家之间的同类产品。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经济复杂性观察站提供了国际贸易和双边贸易的可视化图，使得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趋势。虽然美国对肯尼亚的出口总额为3.44亿美元，但美国对德国的出口总额为616亿美元。美国对一个生产要素与其自身更为相似国家的出口贸易要大得多。在编码协调制度（Harmonized System）^[2]的两位数水平上，即最大的类似产品分组，美国排名前三位的出口产品占出口总量的65%，分别是机械、化学产品和交通运输工具。德国对美国的前三大出口产品中有75%是交通运输工具、机械和化工产品。75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个与传统产业间贸易对立的产业内贸易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开创了一个新研究方向，通常称为新贸易理论。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诺贝尔授奖演讲中回顾新贸易理论发展时指出，新贸易理论开发了垄断竞争的新模型，最著名的是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发的新贸易模型。垄断竞争与完全竞争的关键区别在于产品的差异化。不同的品牌不被视为彼此完美的替代品，赋予生产者一定程度的市场支配力。规模收益递增也是一个因素。收益增加可以是在企业内部，这意味着随着更多的产品被生产，产品变得更加便宜；收益增加也可以是在企业外部，但在整个行业的内部，因此随着全行业产量的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下降。产业内贸易是垄断竞争的结果，具有内部规模效益，多个国家的消费者需要多种差异化产品，而这些产品是在不止一个国家内生产的。77值得注意的是，新贸易理论并不是完全替代旧理论。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在1962年提出了一个贸易引力方程，尽管存在运输成本等障碍，各国之间的贸易量基于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后来发现，丁伯根的引力方程适用于产品差异化的极端情况。78就像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未能解释产业内贸易一样，第一个垄断竞争模型也没有解释产业间贸易。

20世纪80年代早期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等人的工作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贸易观点。他们调和产业内和产业间贸易的一种方式是，假设类似的商品，就像不同的品牌一样，采用相同的要素比例进行生产。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将根据其生产要素各自进行专业化，从而产生贸易，而发达国家之间将进行差异化产品的贸易。克鲁格曼的研究还表明，如果消除贸易壁垒，产业内贸易将有利于两个国家，但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结论仍然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保持关联性。79品牌和产品差异化之所以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经济学家们认为它们增加了福利——人们从选择中受益。克鲁格曼的另一个早期发现是，规模效应和垄断竞争的结果是本土市场效应。如果考虑到运输成本，企业将在较大的国家生产差异化产品。一个企业会选择在一个能生产最多商品而无需额外成本的市场上进行生产，然后将产品出口到较小的国家。80新贸易理论为更细微地认识贸易打开了大门。

然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这些模型没有考虑到企业并不是同质的，并且在规模和生产率方面差异很大。伯纳德（Bernard）、雷丁（Redding）和斯科特（Schott）的研究发现，贸易提高了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这来源于生产率最低的企业被淘汰，从而提高了整个产业的生产率。一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有较高的生产率增长。这个模型模糊了生产率比较优势和要素丰富性之间的区别。81迄今为止，这些模型中的世界一直以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为重点，而企业本身则被限制在自己的国界内。在当今世界，企业可以选择外包或离岸；2015年，全球范围内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净流入总计为2.1万亿美元。这些都是没有被重视的关键因素。82(www.daowen.com)

在战后时期，跨国公司在贸易中的作用大幅度增长，相应地，它们在贸易理论中的作用也大幅增强。跨国公司在美国经济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2007年，跨国公司占企业总数不到1%，但占总利润的25%。麦肯锡的分析发现，1990年至2007年间，跨国公司占实际GDP增长的31%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41%。同样重要的是，74%的私营部门研发由跨国公司完成。83跨国公司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方式运营。水平型FDI模型衡量了在本土生产和出口或收购在另一个国家的子公司的成本。企业设立国外子公司的固定成本很高，但出口成本也是可变的，比如关税和运输成本。一个简单的模型表明，随着销售额的增加，最终建立一个子公司会更有利可图。赫尔普曼指出，这种模型的一个例子是1973年后日本汽车制造商在美国开设工厂。84这样的模型可以进一步扩展，以区分那些仅为国内市场生产产品的公司、那些出口产品的公司和设立子公司的公司。

在贸易模型中加入异质企业可以把生产率带回最前沿进行讨论。赫尔普曼的一个简化模型涉及三个国家，即一个本土国和两个外国。两个外国中的一个是高工资和高技能的；另一个是低工资和低技能的小国家。假定各公司具有不同的生产率，高运输成本。本土国低生产率的公司向两个外国出口。接下来，生产率较高的公司在低工资国家制造中间产品，并将中间产品进口回本土国进行最终组装。更高生产率的公司会一直在低工资国家进行生产，但最终的组装将在本土国和高工资国家进行。最后，生产率最高的公司在低工资国家生产，但在所有三个国家组装。85这种企业层面的考查将贸易分析转变为一系列企业的一系列产出。因此，贸易理论的最大趋势看起来朝着较小计量单位方向发展，从概括生产要素到产业，最后到企业层面。

随后，随着新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增长理论与贸易理论之间的差异大大缩小。尽管在模型中使用垄断竞争依然重要，生产率已成为二者中的关键因素。也许最重要的是，贸易效应现在可以在企业层面看到。贸易增加了导致不同反应的竞争。大型企业往往比小型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而且受益更多。菲利普·阿吉翁指出，竞争推动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进行创新并提高生产率。在简单的美国出口统计数据中，技术前沿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显现出来。不包括石油在内，美国三大出口行业是航空航天、制药和集成电路。86这三个产业都由大型企业主导。俄勒冈州一家新建的半导体制造工厂的成本可能高达140亿美元。87波音公司在埃弗里特的工厂占地98.3英亩，建筑容积达4.72亿立方英尺。88然而，2013年，超过500名员工的大型制造商仅有2 801家，员工人数不足500人的小型制造商则超过250 000家。89生产率较低的小企业更容易受到竞争加剧的伤害，这限制了它们对影响其成长能力的研究和开发的投资，它们只能尽可能地专注于保持效率。90

由于进入门槛较高，大公司可能也不会面临与小公司相同的竞争水平。截至目前，关于竞争对创新的影响还没有理论上的共识。在撰写本书时，戴维·奥特尔和一群同事的最新实证研究关注了这个话题。他们考察了中国进口竞争对美国公司研发资金和专利生产的影响。该文章发现，随着企业面临越来越多的进口竞争，专利生产和研发活动减少。作者指出：“面对中国进口竞争时的创新减少表明，研发和制造往往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也就是说，当工业生产的制造阶段面临激烈的竞争时，企业不会趋向于用研发方面的努力取代制造的努力。”91论文的观点强化了本章和前几章关于制造业与创新之间重要联系的假设。这项研究并未提供有关贸易竞争对异质企业影响的深刻见解，后者将使我们能够得出更具体的政策建议。然而，鉴于大多数制造商雇用的人数低于500人，这个发现可能符合贸易对异质企业影响的一些理论。

新贸易理论让我们本来的“贸易对所有人都有利”观念转变为贸易必须在企业层面上加以理解的更为复杂观念：创新型企业可以成为贸易型赢家，而创新较少的企业则可能成为失败者。因此，新贸易理论给了我们一个关于美国制造业发生了什么的线索：导致更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创新，一直是中小企业所缺乏的，这拖累了整个产业部门。

在许多方面，阿吉翁、赫尔普曼等人的研究工作证实了关于有活力的经济的看法。随着生产型企业的不断创新，增长就会发生；而创新曲线另一端的企业将被淘汰。正如熊彼特所说，“建立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转的根本动力来自新的消费商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式、新的市场，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的产业组织形式”。92

如同在本节开始时引用的曼昆民意调查显示的那样，随着贸易理论进一步转向以生产率为中心的企业分析成面，经济学主流仍集中于宏观层面上的贸易影响。新发展起来的新贸易理论的政策含义是关注强大的企业、它们的技术进步以及相应的生产率优势。主流经济学可以说没有跟上步伐。以下两位主要经济学家关于制造业立场的讨论说明了经济学在面对制造业及其经济角色时所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