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3日，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发现监管体系存在一个“重大疏漏”。

这真是太令人震惊了。毕竟，在过去数十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各个机构和部门在《联邦公报》（Federal Register）中不断发布一些具有普适性和永久性的监管规则，平均每天发布十多条，公报多达数十万页，监管体系的范围不断扩大，怎么还会存在“重大疏漏”呢？但伯南克讲得非常明确。他告诉参议院预算委员会那些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监管者们“金融产品没有得到监管。”

不得不承认，让美联储主席深感震惊的金融产品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比如，美国国际集团的金融产品部门的信贷违约掉期交易仓位一度高达2.7万亿美元，换言之，该公司为各类投资发行了2.7万亿美元的“保单”，其中大约1万亿美元来自12个主要金融机构。由于信贷违约掉期属于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而且没有得到有效监管，很可能被用来从事套利投机活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曾担任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的奥斯坦·古尔斯比曾经批评道，如果哪天设立了诺贝尔邪恶奖，美国国际集团肯定会获得他的提名。在汉克·格林伯格的领导下，美国国际集团用了30多年的时间，成长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及金融服务集团，业务遍及全球130多个国家及地区。汉克·格林伯格本人曾经接受了两次战争的洗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过解放德国达豪市的战斗，获得过美国军队授予作战勇敢者的铜星勋章（Bronze Star），后来成为再保险领域的先驱。然而，2005年2月，纽约州总检察长艾利奥特·斯皮策以金融欺诈罪起诉了格林伯格，以至于到3月份，美国国际集团董事会宣布解除格林伯格的董事会主席一职。此后，该集团逐渐走上了错误的发展道路。

对于美国国际集团而言，格林伯格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所有者和企业家。该集团董事会在斯皮策的高压下解除了格林伯格的职务，在金融监管历史中可能算得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斯皮策的努力白费了，因为这一举措无法使美国国际集团恢复原有的管理秩序。所以，在之后短短三年时间里，该集团的信贷违约掉期交易仓位就飙升到了2.7万亿美元。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信贷违约掉期得到了美联储以及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央行的批准，其初衷是分散次贷证券的风险，使这些债券获得3A评级，然后出售给各种投资者，比如个人投资者以及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甚至还出售给了德国、爱尔兰、中国以及冰岛的银行。

在美国的监管者全力推动住房金融市场发展的过程中，以房地美、房利美以及美国国际集团为主要驱动力的信贷违约掉期市场发展得异常迅猛，2003年，美国商业银行签署的信贷违约掉期合同金额为4万亿美元，到2008年则飙升到了62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具有极大的误导性。虽然人们经常拿这个数字和68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相比较，但这毕竟只是针对债券违约风险的保险，没有实际持有资产或者风险承受能力的要求，所以信贷违约掉期也可以用作投机。因此，更合理的做法是拿它同25万亿美元的寿险保单相比，或者与75万亿美元的其他类型的保单相比。但信贷违约掉期合约与寿险等保单又有所区别，因为它的支付取决于债券违约等事件，而发生这类事件的概率比寿险支付的概率小得多。

美国国际集团发行的信贷违约掉期合约量竟然比美联储自身发行的基础货币量还要大，难道这真的是因为伯南克所说的监管能力不足吗？要知道，美国联邦、各州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制定了严密的金融监管法律和法规。在针对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部门的监管上，如果真的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没有职能部门、监管机构、官方审查员、现场核查人员或履约监督员，那么伯南克的话可能还算有道理。

美国国际集团的金融产品部门或许躲过了伯南克本人的眼睛，因为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伯南克曾经承认自己对该集团的情况一无所知。但从联邦政府到50个州政府，再到美国以外的100多个国家，都可以对美国国际集团，特别是其金融产品部门，发挥监督作用，但它们都为该集团进行了大量辩解。除非你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或华盛顿的最高级官员，否则你很难想象现代社会中发达国家的政府会存在监管能力不足的问题。

事实上，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部之所以没有得到监管，根源不在于监管部门缺失或者无能为力。这个部门的负责人—约瑟夫·卡萨诺（Joseph Cassano）在出席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FCIC）的听证会期间曾经抱怨说他的部门被监管得过于严格。监管不力的真实原因在于监管者缺少相关信息。这是大多数监管者都存在的问题。他们是政治问题的专家，但是对于自己监管的业务领域，他们并不了解其中的复杂性，也不知道监管不力会造成多大的后果。伯南克忽视了美联储具有至高无上的的监管权力，其他监管部门不可能也全部忽略掉自己的职责范围。但金融产品仍然成了重大的疏漏。

专栏作家莫娜·查伦（Mona Charen）指出：“在奥巴马政府执政的前三年里，民主党人在联邦公报中增加了11 327条监管规定，而且当时奥巴马医改和《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还没有出现，二者出现后增加得更多。”《经济学人》杂志曾经指出：“美国的监管措施过多，而且质量糟糕到了令美国窒息的地步”。《经济学人》所指的这些监管措施包括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制定的糊涂的、浮夸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监管主要是用权力替代知识。一般来说，监管越多，信息越少。金融学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 Portnoy）和普利策新闻奖得主杰西·艾辛格（Jesse Eisinger）在《大西洋月刊》上合作发表了一篇颇具新意的文章，描绘了美国的监管状况。这篇文章名为“美国银行的内幕是什么？”。1这两位作者表示他们丝毫看不懂美国的监管部门：

会计准则的数量激增，银行本身及其资产和负债也变得更加复杂了。然而，规则并没有跟上金融体系的变化。在律师和会计师的帮助下，聪明的银行家们可以想方设法打擦边球，既能规避这些规则，又不会违法违规。更重要的是，尽管这些规则变得更加详细和晦涩，仍然未能把每一种可能性考虑进去，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其中一点就是，允许银行逃避信息披露的义务，或者即使披露出来，也是无关紧要的信息，而且充满了晦涩难懂的法律术语，最后导致投资者在购买银行的投资组合时，缺乏相关信息，无法评估投资组合的价值和风险。

弗兰克·帕特诺伊和杰西·艾辛格一厢情愿地指出银行应该披露出其在最糟情形下的盈亏状况。实际上，银行不可能把每一种可能性都考虑进去并披露出来。所谓最糟情形可以有很多种情况，比如房价下降30%、西班牙政府债务违约、一架喷气式客机撞向世界贸易中心、一颗流星砸坏了胡佛大坝、地震和海啸摧毁了日本的海岸、飓风扫荡了长岛南部以及伊朗毁灭了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市等等，都可以被称为最糟情形。显然，银行不可能预知最糟情形什么时候会发生，也无法预知这类情形会产生哪些影响，这样一来，如果银行的高管们没有披露什么信息，或者在接受《大西洋月刊》记者采访时透露出了令自己感到痛苦的投资选择或自己偏好的投资选择，那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等监管机构可能就会根据公平信息披露方面的法律对这些银行的高官们提起控诉，传票就会纷至沓来。

对于美国国际集团这样错综复杂的大公司，政府不可能清楚地知道它们到底在做什么，至于最坏的情形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政府更不可能知道了。监管机构不知道如何使美国国际集团在原有业务上做得更好，不知道如何提高这个全球性保险公司的效率和效能。美国国际集团汇集了世界领先的风险管理专家，如果他们都不知道如何预测未来，那么政府监管部门如何能帮得上忙呢？因此，监管者把一系列规则强加于银行之后，反而分散了银行高管的精力，导致其偏离了既定的宗旨，更加注重去迎合政府的意图，这样一来，美国国际集团就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了，而更像是一个政府机构，集团内部的律师们为了迎合监管者而不得不填写一大堆表格，而监管者恐怕只有等到出现问题之后才会回过头去看这些表格。

在监管机构的政策引导下，美国国际集团的业务逐渐偏离了正常的保险市场，次贷债券再保险业务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与房利美、房地美经营的业务结合得日益紧密。这种趋势导致了什么结果呢？我们现在都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监管机构施加的规则取代了美国国际集团从其业务和市场实践中汲取的知识，这些知识正是政府部门的短板。然而，如同物理熵一样，信息熵也不是无穷无尽的，被浪费得多了，最终也会彻底消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汉克·格林伯格掌握的知识与信息对于美国国际集团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该集团董事会迫于斯皮策的压力将其解职后，他的知识与信息也会趋于弱化，集团内部也无人能取代他的地位。格林伯格被解职后，美国国际集团没有把经营重点放在了解客户上，而是寻思着如何去取悦监管者，帮助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带有政府性质的住房抵押贷款融资公司则是其中的一个选择。

监管规则本应该是一个低熵的载体，为企业开展业务提供便利，结果反而变成了高熵的干扰因素，加剧了企业行为的政治色彩。正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政府应该提供道路规则，扮演一个低熵的角色，而不是坐在后座上指手画脚。2政府应该是载体，而不是内容。

宛如一张大网的监管规则反而加剧了公司的蜕化、衰落与腐败，削弱了银行业内的诚信经营精神。约翰·埃里森（John Allison）在《金融危机与自由市场疗法》（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Free Market Cure）一书中解释说：“安然公司在违反法律条文之前就违反了法律的精神。”他还指出：“对于诚实的首席执行官们来说，这种以规则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无异于一个恐怖的考验……由于这些规则极其复杂，首席执行官们不可能知道会计报告在技术上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监管规则的要求，结果投入了大量精力去思考如何让自己的一举一动符合监管规则，以至于到最后没有精力对经济形势进行理性的评估，也无法去充分披露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3

在金融危机期间，这类无知的、干扰性的监管规则可谓无处不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监管的很多银行之所以倒闭，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监管政策的误导。其中代价最大的是美国第二大房屋信贷银行—印地麦克银行（IndyMac Bank）的破产，这是自1994年美国大陆伊利诺伊国民银行之后，美国倒闭的最大一家银行，也是继次贷危机爆发后第五家宣布破产的美国银行。该银行倒闭后，给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造成了约110亿美元的损失，未参加保险的储户一级其他类型的债权人也蒙受了大规模损失。正如美联储前官员韦恩·麦金利（Vern McKinley）指出的那样，在2008年印地麦克银行倒闭前不久，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储蓄机构管理局（Offi ce of Thrift Supervision）还为其提供了很高的评级，而且当时参与评级的银行审计员多达40位。麦金利在其所著的《融资失败：一个世纪的救助》（Financing Failure: A Century of Bailouts）一书中讲述了很多类似的倒闭事件，4其中包括贝尔斯登（Bear Stearns）、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华盛顿互惠银行（Washington Mutual）以及美联银行（Wachovia）等。

约翰·埃里森解释说：“从理论上来讲，首席执行官们要对董事会和股东负责，大多数行业里都是这种情况，但在金融服务行业，我们对董事会和股东的负责是次要的，对监管机构负责才是主要的。”5首先，金融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必须对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货币监理署（Offi ce of the Controller of the Currency）、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以及现在权力过于膨胀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负责。这些只是联邦层面的机构，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机构，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们也必须对它们负责，必须想方设法迎合这些机构的喜好。埃里森就曾经描述过BB&T银行在这方面遭遇的压力，该银行必须效仿更大的竞争对手运用数学模型进行风险管理，美联银行和花旗银行都曾经因为在风险管理中运用数学模型而受到了监管机构的表扬，监管机构认为这是最佳的做法，但不幸的是，这两家机构的这种做法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了。6

凡是对一摞摞书面证据进行过深入研究过的人，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现实事实：在发生系统性崩溃的时代里，每一个大型机构挤满了多个监管部门的巡视员、监督员、检查员、审计员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监管人员。每一次，他们都是信心满满地提出“一切都很好”、“很健康”、“很稳定”或“有偿付能力”之类的报告。谁知过了不久，这些机构便宣布他们需要数十亿美元的政府救助，以防止给自己以及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灾难。监管机构则开始无知地大呼需要实行更大规模的政府干预。

监管范围的完整性无法补救监管者知识的匮乏。对于被监管公司的未来，监管者掌握的知识肯定没有公司高管多。固有的知识可以让人认识过去，而企业家精神则可以让人把握未来。监管规则是以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监管者是被政治人物任命的，只对他们的上级和政府规定负责。只有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司所有者才能从市场波动中及时地捕捉到微弱的创新信号。

彼得·德鲁克曾经解释说，企业投入和成本是由企业的内部因素决定的，但结果并不是由内部因素决定的。企业依赖于客户和投资者持有的信息，而他们可以在几分钟内改变想法。资产负债表可能枯萎，资产可能减少，存款可能蒸发，而会计账目上却连续几天或几周没有呈现出任何明显的变化，而在安然公司的案例中，连续几年都没有变化。

当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利率出现反复无常的、高熵的变化时，对银行的影响比对其他任何类型的企业的影响都要显著。正如埃里森所说的那样，市场是以可证伪的实验为基础的，企业的投资就是实验，可以成功，也可以失败，企业正是在失败中不断学习的，而政府机构的干预可以摧毁这个基础，结束企业的学习过程。7

由于监管机构必然被蒙在鼓里，所以自从20世纪20年代末爆发大萧条以来，政府官员一直在试图利用凯恩斯主义的教条来掩盖自己的无知。从信息论角度来讲，他们只是增强了信号的强度来弥补信息的缺失。一个容易被联邦政府用来施加干预的杠杆就是增加支出。美联储实行零利率或近乎零利率的政策，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而银行则以无息贷款的形式将资金贷给联邦政府用于支出。这种支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投资，不会产生任何新的、有用的信息，会对国家资产造成毁灭性的损失，因为政府扩大债务规模和转移性支出规模不会提高生产力，反而会耗费私营部门投资所需的储蓄，而私营部门投资又是真正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只有充满活力与生机的私营部门才能真正促进经济与就业的增长。正如GaveKal研究机构的联合创始人、经济学家查尔斯·杰弗（Charles Gave）所分析的那样，任何与国内生产总值相关的增长都是以牺牲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为代价的。对此，他做了如下解释：

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流量概念，没有考虑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国内生产总值核算过程把用于偿还债务的转移性支付也纳入到了政府支出之中，而没有考虑这些支付能够产生多少绝对价值……公共支出攀升会减缓经济增速，融资成本也会进一步降低……这给政治家们提供了世界从未有过的免费午餐。如果政府支出是以负债为基础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居高不下，那么这种国内生产总值有什么意义呢？8

如果说一个经济体是一个信息系统，那么政府支出往往扮演着信道噪声的角色。联邦政府应该传递出关于可用资源的信息，应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是动不动就拿钱资助那些获得政治支持的机构（比如大银行），以至于削弱了信息的作用。无论一个经济体系从政府动辄数万亿美元的支出中得到了多少好处，结果只会引起大范围的市场恐慌，由此导致的负面作用远超积极作用。政府让公众感到恐慌，只会导致危机趋于恶化，因为政府一遇到危机便救助企业，似乎除此之外便无计可施，这就相当于给人造成了一种医生比病人更无知、更恐慌的印象。

雷曼兄弟的破产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麦金利在《融资失败》（Financing Failure）一书中指出，虽然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不良后果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借口，但雷曼兄弟本身绝对没有减少这些不良后果的动力，因为雷曼兄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即便经营失败，也能获得政府救助，所以虽然过高的杠杆率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但它仍然没有改弦更张的意愿。9像这种保险公司不愿意为客户规避风险的情况，就是一种典型的道德风险。

曾经在乔治·沃克·布什政府担任过财政部长的亨利·保尔森时常将自己标榜为自由市场的虔诚支持者，不断地把所谓“市场需要”作为采取干预措施的挡箭牌，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市场想要听到……”，“如果不……市场就会不满意”，“市场的期望是……”，“市场需要我们做……”，“市场需求是……”等等。但正如文森特·莱因哈特（Vincent Reinhardt）所观察到的那样，“金融市场的重点不是预测潜在的价值在哪里，而是预测政府的意图是什么。私营部门失去了向困难企业注入资本的动力，却动力十足地争取在政府干预过程中分一杯羹，以此将赢家和输家区别开来。”10

换句话说，市场没有积累经济知识。市场只是在试图预测政府如何行使权力。它们试图猜测保尔森，而保尔森则认为自己是在预测市场，政府和市场总是处于相互猜测中。所以，保尔森并非真正了解市场，当然也无力改善经济形势。因此，他必然会把经济形势弄得越来越糟糕。

政府由于缺乏知识，无法有效行使经济管理权力，便不得不加大资金的流动量。在多米诺骨牌不断倒下、市场需求持续下滑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像保罗·克鲁格曼博士所说的那样，通过增加资金流通量来作为补救措施。除此之外，也别无良方。财政部的一位发言人在谈到“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时曾经承认说：“这个计划并不是以具体数据为基础的，我们只是想尽量扩大救助规模。”美国财政部助理财政部长、“问题资产救助计划”项目负责人卡西卡瑞（Neel Kashkari）解释说：“国会的人看了我们的方案后被吓了一大跳。”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在一次非常罕见的、颇有见地的评论中指出：“如果你到处讲救助银行需要很大一笔资金，就会引发资金离场，因为这样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恐慌。”11

但此后不久，盖特纳却大谈特谈救助计划，加剧了市场恐慌。他指出，如果没有救助，没有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没有《帮助家庭保护住房屋法案》（Helping Families Save Their Homes Act），没有《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没有联邦政府这个或那个令人惊讶的法案，美国将再次陷入大萧条。

但实际上，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出在高熵的政府身上。换句话讲，政治领导人和官僚们本应该扮演一种客观的角色，以低熵的、可预期的方式履行职责，为市场营造出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环境，不要给市场发出一串串相互矛盾的、高熵的、混乱的信号，不然这些信号充斥在经济体的信号通道内，则会湮没掉正常的、合理的信号。每当发生令人困扰的事件，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提高信号传输的强度，扩大救助规模，增强来自政府的噪声，压制来自经济体的信号。最后，直到美联储资金耗尽，联邦政府的资金和权力造成的噪声才算弱化了一点，经济情形才逐渐开始好转。在经济体这个信息系统中，没有知识作为支撑的资金就是“傻钱”（dumb money），只会让企业的发展渠道变得越来越堵塞。

政府这些干预对正在成长中的、规模较小的企业的高管打击最大。在政府监管造成的噪声环境中，这些高管们几乎听不到自己真实的想法，他们无法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作家、企业家尼尔·弗里曼（Neal Freeman）结合自己的企业管理实践，对自己面临的问题做了如下描述：(www.daowen.com)

我收购了一家小型制造企业，试图让它实现振兴。它急需资本注入，急需合理的税收制度。但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放松监管，政府监管已经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大型制造商有自己的游说者，游说者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监管规则的制定过程，还有实力聘请一些专业人士来为这些大企业保驾护航，确保其经营行为符合所有的法律法规。然而，小规模的制造企业没有自己的游说者，也没有实力专门去聘请这类专业人士为自己的经营行为保驾护航，企业主过度劳累，被各种诉讼纠缠得快要疯掉了。12

即便主张政府监管的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塔巴洛克（Alexander Tabarrok）也认识到了政府监管的弊端。他指出：“问题是即便政府的每一个监管措施都是好的，所有监管措施合并在一起，实际结果却有可能是坏的。在一条宽阔的河流中扔一块鹅卵石可能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扔得足够多的话，就会堵塞河道。同理，监管过多可能堵塞企业的创新渠道……十个好措施加起来可能无异于一个坏政策。”13

在最近几年制定的监管措施中，对创新破坏性最大的或许就是《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简称《萨克思法案》（SOX Act）。该法案是美国立法机构根据安然公司、世通公司等财务欺诈事件暴露出来的公司监管问题及证券监管问题所制定的监管法规。它的正式名称是《2002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Reform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Act of 2002），初衷是改善上市公司的财务会计行为，使其符合会计界普遍接受并相当有权威的《公认会计准则》（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该法案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大部分成员“保持独立”，通过合伙人轮换制度、要求会计师将审计与管理咨询服务分离开来，提高审计的独立性，对公司高管人员的行为进行限定，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等，增进公司的报告责任，加强财务报告的披露，结果导致董事会会议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讨论琐碎的会计问题。该法案还要求审计师定期轮换，董事会中具有会计技能的独立董事必须通过竞争上岗。该法案还迫使高管签署成堆的文件，这些文件充满了法律和会计术语，即使他们想读，读起来也会耗费太多的时间，而且他们还不得不继续处理实际的管理工作。从本质上来讲，该法案迫使美国上市公司的每个高管都得撒谎，谎称自己了解细节性的会计知识，而实际上他们却不懂。

最具有毁灭性的一点是，该法案改变了美国风投资本的流向，过多地流向了上市公司，而流入小公司的则大为减少，不利于小公司的创新。该法案像倒垃圾一样把一堆无用的、过于严格的规则倾倒在了所有上市公司的头上，增加了企业的审计成本，所有上市公司都要多交纳大约200万美元的税，导致公司上市的平均成本增加了两倍，迫使上市公司在财务和会计方面的投入过大，遏制了创新空间，因此直接堵塞了那些具有创造性的小公司的上市之路。此外，该法案还降低了其他国家的企业到美国金融市场上市筹资的兴趣。根据美国电子产业协会（American Electronics Association）的一项调查，对于销售额在1亿美元以下的公司而言，要满足该法案的要求，付出的成本往往占其营业收入的2.6%，甚至有的公司即便拿出全部的利润也不够。美国资本市场监管委员会在2006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全球所有首次公开募股的公司中，通过美国证券交易所实现首次公开募股的公司所占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的48%下降到了21世纪头10年的8%。

尽管该法案的规则特别严格，但并没有对大公司产生明显的影响。成堆的财务资料反而加剧了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系列法律和会计方面的错误引起的。该法案虽然规定公司高管必须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宣誓，规定了一道又一道的核实程序，但仍然没有阻止房利美和房地美在财务会计方面犯下的重大错误。正如艾伦·雷诺兹（Alan Reynolds）所观察到的那样：“在会计师或联邦监管机构披露之前，投资者就发现了安然和世通这两家公司夸大的收益和隐性的债务。14美国企业的问题不只是会计或监管程序上的问题，如果真是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监管机构来解决。但实际上，美国企业的实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熵的政府造成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过度监管。过于关注细节性的会计问题以及其他程序问题影响了美国工业与亚洲对手的竞争。美国企业频频因为对环境造成了污染而遭到诉讼。当它们感到惶恐不安时，一遍遍地进行财务核算时，小心翼翼地备份会计报告时，亚洲企业可能已经建好了成千上万座工厂和摩天大楼。

哲学家、注册会计师罗纳德·贝克（Ronald Baker）对工业发展前景具有远见卓识。他指出了美国工业面临的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对于普通的公司而言，大约70%的价值不能通过《公认会计准则》规定的财务报表体现出来。在《公认会计准则》的基础上增加更多神秘莫测的、没有价值的规则，或者将现有的《公认会计准则》与国际性的会计标准相结合，都无助于解决这个困境。会计模式就是哲学家们所谓的“日益退化的模式”，因为这个模式不仅越来越复杂，而且其解释经济事务的作用越来越小。

首席执行官们必须创造未来，而不是重温过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先熟悉自己的企业，并跳出自己企业的围墙，增加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企业的所有价值都是在外部世界创造出来的。15

“傻钱”和监管的另一个名字是需求，也就是说，相对于作为供给方的企业家而言，掌握着傻钱和监管权力的政府实质上处在需求方。企业家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政府思考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企业家是创造的主导者，需要思考如何创新，如何增加供给，而政府则思考着如何认真研究之前的需求状况，根据过去的情况制定监管规则。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的这种信息鸿沟促成了金融危机。

企业家作为供给方，掌握的创业知识是不断演变的，他们了解千变万化的困境。他们既是企业的创造者，又是领航者，塑造着企业的发展规划和投资项目。

相比之下，政府作为需求方，则无法真实地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和需求，只能在黑暗中运作，制定了监管政策也无法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2008年爆发的那场金融危机就体现出了政府监管的不足。政府为了应对令人困惑的经济乱局，往往被特殊利益集团的阴谋诡计迷惑，采取规模庞大的救市计划，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监管浪潮。政府没有企业家那样从一线经营实践中汲取的知识与经验，属于盲目的需求方，但政府总是试图利用傻钱和监管去左右一切，去决定一切。政客们大规模增加支出的同时，也减少了私营部门可用于投资的资金，这就相当于一心想着要把船拖到海里，却不知道要驶往何处。

政府监管的盲目性在能源和环境领域体现得最明显。美国能生产多少能源资源，能否维持环境清洁，完全依靠供给方，也就是依靠企业家。只有企业家努力改善能源供应规模与结构，才能改善环境质量，而不能要求需求方去改变能源消费习惯。比如，如果一个国家不能生产足够的化石燃料能源，那么人们可能会砍伐森林来取暖。政府可能会要求企业家去发展太阳能，发展电动气垫船，发展碳封存^[1]技术，发展风力发电，发展生物燃料，或发展地热发电，目标虽然诱人，但在培育新能源项目时，如果没有企业家去创造一个可赢利的、能维持增长的能源经济，那么政府设定的目标将一个也达不到。

华盛顿支持的替代能源项目都是由人们对于所谓气候变化的恐慌催生的结果。环保运动一向非常热衷于用著名的“曲棍球棒图形”来描绘气温连续多年保持基本稳定之后突然上升的变化趋势。然而，大量的历史和科学数据揭示了这个所谓的“曲棍球棒图形”是伪造的，并且证明了“中世纪暖期”或者说“中世纪气候最佳期”的存在，当时的平均气温比今天高出好几度，格陵兰岛绿树成荫，日本京都的樱花盛开时间比现在早一些，中国南方的一些植物也可以在台湾地区生长，阿根廷安第斯山脉的人们居住的高度比现在高，人类文明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虽然“曲棍球棒图形”被证明是伪造的，但环保运动非但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其最新的策略显然是阻止所有工业和能源开发项目，阻止所有化石燃料发电厂的建设。这些能源项目，无论其生产效率如何，无论其对环境卫生的影响如何，都成为环保运动的抨击目标。一个环保组织甚至声称其在过去5年里已经阻止了253座新工厂的建设。

虽然美国环保运动如火如荼，但以石油工程师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为首的一批美国企业家却发现并利用了环保运动的百密一疏，因为他们从供给方面着手，解决了能源危机。当初伯南克发现严密的监管大网中漏掉了信贷违约掉期领域时，感觉无比失望。你可以想象一下，当美国环保署和环保人士发现乔治·米切尔等人利用了他们的缺口时，会有多么惊讶。米切尔没有发展政府选定的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地热等所谓“替代能源”，而是把发电厂减少碳排放量的效率提高了100多倍。他完善了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技术，利用这种技术，可以在潜水位以下1英里处的页岩层开采出天然气。这一技术或将给美国带来数万亿BTU（即“英制热量单位”）的石油和天然气。

这种水力压裂技术催生了天然气行业在过去5年里的繁荣，创造了成千上万个新的工作机会，为美国能源投资者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新利润，即便奥巴马总统也注意到了这一伟大的功绩。2012年，他先后在国情咨文以及竞选辩论中声称所有的新型天然气和石油都是政府推动能源研究的成果，但事实上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水力压裂技术的成功应当归功于企业家们的创新，而非政府的推动。恰恰相反，在水力压裂技术的成果得以展现之前，美国环保署的每一位官员都不赞成发展这种技术。

与发现新型石油和天然气一样令人兴奋的是，凯文·威廉姆森（Kevin Williamson）在美国著名的时评报刊《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水力压裂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Fracking）的文章。16他指出，这项新技术是一个罕见的商品，一个成功的监管故事。虽然美国环保署没有鼓励这项新技术，但宾夕法尼亚州环保局却选择在联邦政府禁止该技术之前持有积极支持的态度，为企业家们的探索创造了一种自由的环境。这是一种低熵的、可预期的监管，主要集中在州一级。政府创造了一种环境，而不是强制实行某些规则。这就相当于只是制定了道路规则，而没有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指手画脚一样。正是得益于州政府营造的低熵的、自由的、可预期的环境，宾夕法尼亚州走在了页岩气和页岩油开采技术的前列。

水力压裂技术引发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大量含盐的、被污染的废水。在宾夕法尼亚州马塞勒斯页岩区（2012年的大部分页岩气与页岩油开采工作都集中在这个地区），这个行业的企业家们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些非常有效的废水净化和回收技术。宾夕法尼亚州政府的低熵监管对此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该州环保局要求排入溪流或河流的水必须达到可饮用的水质标准，为行业发展制定了一条规则，而没有强制采取任何干预措施。威廉姆森在其文章中将这个规定称为该行业一个“突然出现的重大转变”。一旦废水被净化到适合饮用的程度，那就变得太宝贵了，企业也不愿意将其排放掉。就这样，干净的水变成了新型天然气生产过程的一个副产品。

威廉姆森总结说：“页岩气和页岩油相对便宜和清洁，带动了大规模的实际资本^[2]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为蓝领工人，也为博士们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与金融衍生品比起来，谁会不热爱这个技术呢？”17

遗憾的是，的确有人不热爱。几乎整个环保运动都不赞成这种技术。美国环保署扮演着环保运动急先锋的角色。尽管客观的数据体现出了水力压裂技术的优势，给它加了分，但由于华盛顿一些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上流社会人士参与了环保运动，对这种技术持有反对态度，所以环保运动提出的“曲棍球棒图形”和其他策略形成了一股反对能源进步的力量。

经济增长对于技术进步和环境保护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率。最高效、最清洁的能源是核能，核能发电的成本是每度电只需要两美分左右，但几乎所有的环保主义者都反对发展核能。接下来最高效的发电方式是“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汽轮发电机”。这种技术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煤炭发电的1%，能效是煤炭发电的1.5倍，能够利用气体燃烧膨胀造成的定向压力，将额外的热量转换为蒸汽动力。尽管这些技术可以比太阳能或风能更有利于解决环保运动声称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但环保主义者仍然固执地反对这些清洁技术。

因为所有的信息集中在供给方那里，所以监管机构几乎总是出错。2010年，监管机构采取了一个高熵的、令市场感到惊异的举措。当时，虽然水力压裂技术已经革命性地改变了能源行业状况，但监管机构提出，水力压裂技术必须符合“最佳可行控制技术规则”（Maximum Achievable Control Technology Rule）。该规则适用于178类微量污染物，而且使得美国环保署有权独立判断哪些技术可以减少空气污染，但美国环保署没有什么相关技术和知识，根本无从得知在一个自由的经济体内哪些技术可以实现目标，哪些技术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在一个自由经济体中，新的生产工具必须经过市场检验，但只要先吸引市场投资，才能得到检验。美国环保署用权力取代知识，为工业发展施加了一些高熵的规则，即便很多现有的生产设备（比如工业锅炉）根本无法满足这些准则的要求。

一位非常精明世故的州政府监管者告诉化学家理查德·特祖贝克（Richard Trzupek）说：“美国环保署很乐意让你在美国经营工厂，只要你达到了零排放的标准。”这位化学家在一本名为《监管者疯了》（Regulators Gone Wild）的书中描述了这个项目。18由于美国制造商只要继续留在美国市场上就没法胜出，所以最终结果就是大批美国能源企业转移到了中国，因为在那里，对于每1 000美元的社会产出造成的汞等污染物以及二氧化碳的排放标准，比美国宽松了近5倍。

奥巴马政府还准备了一系列更极端的环保措施，但目前还没有实施，打算延迟到2014年再实施，认为这样就能延迟对经济损失的影响。然而，政府监管目标往往是落空的。市场对于政府改变监管策略的预期立即改变了所有制造业的信息环境，导致投资者在2013年纷纷看空2014年之后的项目，引发了资产贬值趋势。资产贬值弱化了工业创新，进而导致实际资本损失和房地产贬值。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挫伤了制造企业扩大支出的积极性，阻断了制造企业的上市之路，导致投资资金纷纷流向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非实体经济。监管之手伸得过长导致了金融业过度肥胖，进而导致各种纠纷引发的诉讼案件越来越多，甚至将风险资本从一个能够实现赢利的、具有创造性的力量转变成了一个游说性的力量，希望通过游说政府获得补贴，获得政府授予的某些特权，成为国民经济的负担，而不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力量。

因此，如果政府以高熵的、令市场措手不及的方式要求企业必须满足某些技术标准，就会扭曲和耗尽整个经济系统的信息结构。监管措施必须是低熵的、可预测的，因为企业只有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满足监管机构的新要求。监管机构可以朝令夕改，比如，美国环保署可以一夜之间发布新的要求，第二周再撤销，第三周再改变其政策焦点，而必须遵守监管政策的企业却需要投资，需要发展，需要经过很多年的摸索之后才能取得成就。19美国环保署新出台的监管规则反而削弱了企业遵守规则的能力，导致企业低估了对于创新必不可少的资产的价值。

监管机构的本意是改善经济环境，但其高熵的、不可预期的监管规则反而会造成极大的破坏作用。正如175年前的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所写的那样，“统治者这样把每个人一个一个地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他们塑造成形之后，便将手伸向全社会了。他用一张其中织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划一规则的密网盖住社会，最有独创精神和最有坚强意志的人也不能冲破这张网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20高熵的监管会挤出高熵的企业。无论是在金融业还是在制造业，无论是在环保领域还是创新投资领域，监管规则过多就会形成噪声。

【注释】

[1]碳封存指以捕获碳并安全存储的方式来取代直接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的技术。—译者注

[2]实际资本，real capital，亦称为现实资本、实体资本等，是指企业保有的表现为厂房、机器、原料等等的发挥职能作用的资本，包括各种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各种产品、商品以及流动资产、金融商贸资本等物化的资本。—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