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后，为了应对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严峻格局，我国推动了工作重心以及思想认识的一系列转变，例如：将改革开放之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思想层面则反思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传统模式，并从功能角度出发，将社会主义界定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共同富裕的实现，市场经济是实现生产力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可选工具。导源于战略部署和思想认识的重大转变，我国在实践中推进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计划经济的核心是中央政府依靠指令性计划来配置经济资源，而市场经济的关键却是微观经济主体依据价格信号来配置经济资源，资源配置主体和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中央政府开始向农民、企业甚至地方政府进行经济分权。在这个意义上，经济自由度提高是市场化体制转型进程的基本表征。表1-4给出了1980—2013年我国经济自由度指数的变动情况，可以发现：考察期内我国经济自由度综合指数从3.64提高至6.44。就各分解指数而言，除了法律结构和产权保护之外，其他4个分解指数——政府规模、获得和使用稳健货币、国际贸易自由度、对信贷劳动和商业的管制——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攀升态势，例如：国际贸易自由度指数从2.72提高至6.73，而对信贷劳动和商业的管制指数则从3.04提高至6.38。上述资料显示：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持续推进了以市场化为基本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型，企业和居民等微观经济主体逐步取代中央政府而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商品和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也逐步取代指令性计划而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经济体制的持续转型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刺激了要素的跨部门、跨地区流动，并为企业和居民的经济行为提供了激励约束机制，这为中国经济总量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化奠定了制度基础。

问题在于，经济体制转型涉及经济系统内部不同制度之间的协同，也涉及经济系统与社会领域等不同制度之间的组合，系统性、交叉性和复杂性导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尚未最终完成。经济增速整体下行、结构转化动力转换暗示我国亟待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以此减弱甚至消解制约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制度障碍。表1-4从多个视角反映出我国深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急迫性：首先，从时序上看，我国经济自由度指数呈现出逐步提高的态势，但就跨国比较而言，中国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提高进程仍难以令人满意。2013年中国经济自由度指数在15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11位，这一水平甚至低于1990年和2000年所占据的第100位。可见，在全球层面诸多经济体的市场化程度要领先于中国的体制转型进程。其次，在综合指数攀高的背景下，我国经济自由度的不同分解指数却具有差异化表现。4项分解指数提高较快，但法律结构和产权保护指数的变化并不显著，2010—2013年该指数甚至出现了下降。法律结构和产权保护是影响经济主体行为的重要制度安排，该指数的变动格局会通过企业和居民选择而对经济发展产生制约作用。第三，在各分解指标内部，不同部分的经济自由度变动也存在着差别，例如：在政府规模分解指数中，政府消费、政府企业和投资长期处在较低水平；在法律结构和产权保护中，司法独立性、法庭公正性、产权保护程度仍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即使在指数提高迅速的领域也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形，例如：获得和使用稳健货币分解指数中对资本和人员流动仍存在较为严苛的管制。最后，从不同时段来看，1980—2000年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速度和绩效较为显著，这从经济自由度指数（以及分解指数）的提高程度可得到佐证。然而，2000年之后体制转型的速度开始放缓，经济自由度指数（以及分解指数）的提高也不如此前显著。这表明经济体制转型在经历了初期突破之后开始进入“深水区”，尤其是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因渐进式改革而出现了“路径依赖”效应，这对后续的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产生了不利影响。概言之，市场化体制转型是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的驱动力量，但体制转型或制度变革仍需深入推进，现阶段我国亟待全面深化改革以形成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型动力源泉。

表1-4　1980—2013年中国经济自由度指数的变化情况

(www.daowen.com)

续　表

资料来源：《2015年世界经济自由报告》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指数范围在0—10，排序总共有157个国家或地区。

综上所述，区别于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体现为：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但增长速度开始转向整体下行的新阶段；经济结构持续转化，但当前正处在探寻转化动力机制的新时期；经济体制持续转型，但目前正步入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新格局。这些特征意味着：我国经济业已呈现出总量与结构、增长与发展、政府-市场等多个向度的复杂特征，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或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目标取向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经济发展理念（或发展观、发展目标选择）的调整随即成为我国社会变迁史的内在需要，协调发展理念则体现了对这种实践演变和阶段性特征的积极回应。此外，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系统性特征、政府-市场关系的持续性调整以及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目标的渐进式达成，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目标定位具有独特属性，相对于单纯探究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的主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对理解中国经济协调发展的理念提出和实践过程具有更突出的作用，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解析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