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清代两湖地区在全国号称 “鱼米之乡”，但农民生活实际上并不富裕。地方志资料显示，很多地方的农民辛苦一年，所收仅能保证全家基本口粮，不致冻饿，这还算较好的情况，有的地方农民终岁勤苦，仍然达不到温饱，遑论储蓄。这种情况从方志中频频出现 “户鲜盖藏” 等字眼可得到佐证。

本地之所以出现 “户鲜盖藏” 的现象，贫穷自然是直接原因。而造成贫穷的原因之中，自然灾害的因素不容忽视。平原地区苦于水患，山区苦于旱灾，水旱的侵袭往往使收成失望，乃至颗粒无收。嘉庆 《巴陵县志》 有云：

邑稻田有三，其一平旷之地曰叚田，宜早稻，秋可播种荞豆，冬可布豌麦，或再收而粪不足，则获稻大减，土瘠故也。其山曲奥衍之田曰垅田，止宜迟稻，他无可种。山麓稍平处，又有开垦塝田，可产早稻，一料盖山角硗田也。……其时，邑中三村洞湖已沦入巨浸，而旧江、穆湖两村垸田肥美，产谷远胜东乡，且洲土广阔，所出有大小二麦、豌豆、黄豆、黑豆、粘、糯二粟、芝麻、高粱、棉花、油菜籽，最下湖田复有撒谷不待耕耘，浸种发芽，遍撒泥中，五月早稻，殊有自然之利。但春夏暴涨，则巨浸稽天，又苦水患，此山村田无并收之利，民贫之所由来也。^[37]

这段话对农民因灾致贫的情况说得非常明白。

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本地的粮食生产 （尤其是平原地区）虽 “高产” 但 “不稳定”，这影响着人们的生存心态，而心态则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人们满足于眼前的生活条件，不看重财富积累，史载：

古称楚俗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而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尤冻饿，亦无千金之家。^[38]

张建民的研究成果表明，不事蓄积是江汉平原农村社会生活习俗的一大特点，这种习俗由来已久，就明清时期考察，此一特点的形成与洪涝灾害不无关联。不事蓄积表现为丰年无节制地消费而不重积储，以致 “土著无素封之族”，这种习惯受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思想观念支配，而形成这种思想观念的原因复杂，长期频繁严重的洪涝灾害是重要原因之一。洪水往往导致百姓荡析离居、家产付诸东流，同时，下湿渍涝使粮食不易久储，故而百姓 “家无盖藏”，无法通过积储来积累资产。他认为，“不思积聚” 与洪涝灾害之间的关联是双向互动的，洪涝灾害频繁严重促成或加重了 “不思积聚” 的风气，而 “室无盖藏” 则削弱了民间的抗灾能力，加剧了被灾程度，进一步导致贫穷。^[39]

因此可以说，“不事蓄积” 习惯的形成受外在环境和条件影响较大，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人们不愿积聚粮食，而是客观条件限制了人们的积聚行为。不仅平原地区是这样，山区州县同样如此。在一些地方，因为土地贫瘠，不利耕种而所出无多，几乎没有余粮可供储存。湖北均州，“均邑处万山中，少平畴，硗壤瘠区居十之七八，计终岁境土所产，几不足以瞻”，州民一遇旱、潦、螟蝗等灾，无以为生，只好四处流离转徙。^[40]宜章县，“宜邑地鲜平畴，产谷不多，而荒岭瘠土，即麦菽诸谷，亦难广种”。^[41]湖南沅州，“沅为边徼严疆，处湘西之上游，当黔南之要隘，地少平衍，丰歉惟系乎雨旸”。^[42]辰州府，“山多田少，地瘠民贫，既鲜盖藏，是无筹备”。^[43]贫穷和 “不事蓄积”之间互为因果又相互影响，其结果是农民贫困化的处境长期以来难以改变。

在偏远山区，交通条件的限制也是导致粮食积累难以进行的制约因素之一。山区州县大多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利出而不利入”。由于交通不发达，发生自然灾害时外部救援物资很难及时到达，因此，比之平原地区，丰年粮食积累显得更为急迫。然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条件，又限制了其积累的可能。由于交通不便，平常丰收之年，粮价极低，农民也不得不将粮食粜于商人，而非储存，以便换取生活和生产所需款物，这样即使所产有多，一般人家也没有多少盈余可以储存备灾。又因地处遥远，一遇荒歉，很难依靠别处粮食及时运进，无疑会加剧本地歉收缺粮的紧张局面，富人尚无粮可买，遑论穷人，于是无论贫富，皆陷困顿。正如湖南新宁县志所载：“新宁一隅之地，僻在山陬，商贾鲜通，滩河险恶，利出而不利入。其农民终岁勤苦，其风俗崇尚朴俭，其户口生息亦不甚盛，故一年丰收所入，足以给三年之食，特无他物产可易钱帛。藏谷多者，虽值贱不能不粜与贾人，运至邵阳、新化等处售之。一遇饥荒，往往购籴维艰，富者亦苦磬悬，而贫者无论，盖他邑犹可仰给于外境，新宁阻山逆水，独不便于转移，此仓储之所以尤为吃重也。”^[44]永宁县：“宁邑地势建瓴，滩高水浅，运于外则难入，搬于内则易出，而又田少户多，家鲜盖藏，一遇荒歉，不束手待毙乎。”“宁邑百废待兴，而仓储尤为急务。”^[45]

影响积聚的条件限制还和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有关。中游三省濒临长江，河湖众多，平原地区湖面广阔，水系发达，农民多靠水吃水，以渔业为主。湖北公安县县境多湖，“民有湖业者，秋冬间招诸渔户捕鱼，舴艋既集，网罟齐张，玉尺银刀，飞耀水面，好事者携酒具轻舠，尾而观之，亦快事也”。^[46]湖南巴陵县，“巴陵湖面五所，五所之民多以网罟为业，编号完课……娶妻生子俱不上岸”。^[47]这种以渔业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了其粮食种植的有限性，而渔民常年生活于船上的游移生活则使其几乎无法从事粮食积储。

总体而言，三省以农渔业经济为主，农民每年收入有限，大多只能维持日常生活所需，无法积聚，不具有抵御灾荒的能力。史载，湖南长沙府 “土多廉隅，民尚朴素，勤于农桑，拙于商贾，而今亦不胜其变矣”。^[48]这说明本地农民并不善于从事商业的特点。即使是有从此业者，也多处于较低层次，靠卖些瓜果蔬菜，或以帮人撒网捕鱼赚些小钱，正如地方志所言，“善化之民性拙而习懒，其务本者，不过从事一熟之田，至于麦、豆、竹木而彼不事。其逐末者，不过肩一瓜一蔬及网罟，觅蝇头小利于烟水间”。^[49]农民不善商业的情况可见一斑。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农民因生活所迫而从事工商行业，巴陵县，“邑境多山，农民世业难以自给，多营生于湖北，故监利、沔阳、江陵、潜江四邑土工、农工、酒工，巴陵人不下数万，春往冬归，亦贫民之利计也”。^[50]但此种情况多为一时一地之特例，远未普及。这一切正如明万历进士吴亮嗣在 《论荆楚水灾疏》 中所言：“楚地广博，而水乡十居其七，……耕稼之外，并无商贾别利，故民间毫无积聚，不足以御凶饥。”^[51]

综上所述，民间 “不事蓄积” 与 “户鲜盖藏” 的状况之间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但是，民间 “不事蓄积” 并非不愿或不善蓄积，而是因各种因素使然，自然灾害、地理环境、贫困、缺乏商业意识以及繁重的苛捐杂税等，导致本地农民愈加贫困，《黄梅县志》 有云：

梅地滨江，而阻舟楫，无捆载之商贾，懋迁之货殖。年丰则谷贱伤农，岁歉则无以自给。旱则易暵，涝则巨浸。岁额三万七千有奇，科重赋繁，逃亡过半。……^[52]

大多数农民几乎无余谷可积，因此，“户鲜盖藏” 就在所难免了。而正是由于民间普遍缺乏粮食积贮，本地发展仓储之事才显得尤为必要。正如同治 《长沙县志》 所言：

南楚夙称产米之乡，谚云 “湖广熟，天下足” “湖南熟，湖北足”，恒言不尽无藉，顾民鲜千金之产，类多株守家园，或遇雨泽愆期，收成失望，遂致嗷嗷待哺。兼之粤峤滇黔颗粒不能接济，江右逼近，齐民张颐耗食，有同病焉；西蜀沃饶，逆车免而输粟上湘者无几，故长民仰资官储视他省为急，而常平、社仓之积储尤不可不预筹也。^[53]

这段话点出了除本地需求之外，湖南省粮食常需外运而较少得到外部接济的情形，以此凸显本地仓储的重要地位。

[1] 王先明：《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关于 “社会环境史” 的思考》，载《历史研究》 2010年第1期，第24-2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

[3] 现有学术研究成果对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自然地理系统和人文地理概况阐述较少，任放在研究市镇过程中对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市镇所依托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状况，从：地质、地形与聚落；气候、土壤与作物；水文、水利与交通；人口、职业与风俗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参见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杨国安着重论述了明清时期两湖地区聚落的一种形式——村落的分布和形态（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本节的相关数据主要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地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相关论述参考了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 （第二卷） ·地理志》 （武汉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湖北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湖北省志·经济综述》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以及 《湖北市县概况》 （内部发行1985年版）；中国地理概览编写组编：《中国地理概览》 （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以及任著、杨著等书。

[4] 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1-62页。

[5] 童承叙：《与宋巡抚论灾荒书》，载光绪 《沔阳州志》 卷11 《艺文志·书》，第3页。

[6] 光绪 《荆州府志》 卷5 《地理志五·风俗》，第3页。

[7] 嘉庆 《常德府志》 卷11 《赋役志·隄防》，第2页。

[8]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长江水利史略》，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 年版，第128-129页。

[9]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长江水利史略》，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 年版，第129-130页。

[10] 参见 《荆江大堤志》 编纂委员会编：《荆江大堤志》，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

[11]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长江水利史略》，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 年版，第130页。

[12]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长江水利史略》，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 年版，第130页。湖北省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水利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

[13] 参见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4-75页。

[14] 参见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 第1 卷 《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二次修订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页。

[15] 参见湖北省武汉中心气象台编：《湖北省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1978年内部资料，第52、62、89、96、125页。

[16] 《刘光第集》 编辑组编：《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0-93页。

[17]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 第二册 《奏议》，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9、1247页。

[18] 《水灾纪事》，载同治 《武陵县志》 卷48 《艺文志》，第58页。

[19] 参见湖北省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水利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www.daowen.com)

[20] 同治 《上饶县志》 卷24 《祥异》，第5页。

[21] 同治 《松滋县志》 卷12 《杂志·灾祥》，第2页。

[22] 同治 《醴陵县志》 卷11 《灾祥志·灾异》，第3、6页。

[23] 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 （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5页。

[24] 参见湖北省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水利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0年版，综述，第1页。

[25] 同治 《高安县志》 卷28 《祥异》，第5页。

[26] 参见同治 《溆浦县志》 卷2 《祥异》，第2页。

[27] 光绪 《续辑咸宁县志》 卷4 《仓储》，第29页。

[28] 同治 《当阳县志》 卷4 《政典志上·仓储》，第26页。

[29] 同治 《应山县志》 卷18 《仓储》，第1页。

[30] 张仲炘：《湖北灾区甚广、情形极重请宽拨银米、饬地方官切实办理以救遗黎折》，载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 （第五册） 卷123 《公牍三十八·咨札三十八》，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8页。

[31] 参见同治 《武陵县志》 卷20 《灾祥志》，第10页。

[32] 同治 《安福县志》 卷29 《祥异》，第4页。

[33] 一般情况下，长江上游与中游干支流的洪水期是相互错开的，洞庭四水一般为5-7月，四川来水为7-9月，汉江为7-10月，长江的主汛期为7-8月。遇反常年份，上游与中游雨期重叠，干支流洪水相遇就会酿成大面积的洪涝灾害。参见湖北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水利志》 （征求意见稿） 1988 年版，第1-82页。

[34] 以上有关论述参见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四、五章。

[35] 《林文忠公政书·甲集·东河奏稿》 卷1，载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0-1894）》 （上），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第349页。

[36]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6页。

[37] 嘉庆 《巴陵县志》 卷14 《风俗·土宜》，第5页。

[38] 乾隆 《长沙府志》 卷14 《风俗志》，第1页。

[39] 参见张建民：《明清时期的洪涝灾害与江汉平原农村生活》，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5-378页。

[40] 光绪 《续辑均州志》 卷7 《户赋·积储》，第26页。

[41] 乾隆 《宜章县志》 卷3 《营建志·仓储》，载湖南图书馆编：《湖南图书馆芷稀见方志丛刊》 第2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页。

[42] 同治 《沅州府志》 卷15 《积贮》，第1页。

[43] 同治 《沅陵县志》 卷12 《仓储》，第3页。

[44] 光绪 《新宁县志》 卷12 《赋役志·仓储》，第19页。

[45] 同治 《永宁县志》 卷3 《食货志·仓储》，第48页。

[46] 同治 《公安县志》 卷3 《民政志下·风俗》，第25页。

[47] 嘉庆 《巴陵县志》 卷14 《风俗·土宜》，第3页。

[48] 乾隆 《长沙府志》 卷14 《风俗志》，第2页。

[49] 光绪 《善化县志》 卷16 《风土》，第6页。

[50] 光绪 《巴陵县志》 卷52 《杂识二》，第6页。

[51] 光绪 《黄州府志》 卷36 《艺文志·集部·文赋》，第32页。

[52] 光绪 《黄梅县志》 “旧序”，第1页。

[53] 同治 《长沙县志》 卷10 《积贮》，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