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技术产业竞争力不足，全球价值链末端地位凸显

高度集成化和自主品牌作为标志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两个重要的特征，对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价值创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们保证了持久的竞争力和高额的利润。然而，中国的企业往往对品牌营销和产品研发重视不够，缺乏独立的知识产权和民族品牌。对高技术产品而言，其核心部件通常是高度集成的，而整体产品则具有模块化的特点。高度集成意味着生产更加集中，知识密集度更高，模仿更加困难，由于知识产权的存在，进入壁垒就更难打破，同时利润也就更加丰厚；而模块化则说明生产允许分散，产品允许组装，对工人技能要求不高，由于进入门槛较低，这就必然导致较低的平均利润率。以计算机为例，CPU作为其核心组件，集成度非常高，研发投入巨大，生产基本由英特尔（Intel）所垄断；而整机则完全相反，由于其模块化和标准化特性，对研发投入和高级工程师的依赖很小，组装几乎是这个产业最主要的生产环节，进入这个市场非常容易。尽管存在HP、联想和DELL这种PC行业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企业，但其中任何一个都还远远没有达到垄断的程度，市场占有率最高的HP也仅仅为17.4%，而同期Intel的市场占有率则高达82%（IDC，2006）。与此同时，来自Intel的财务报告显示，其在2025年的毛利率接近50%，而我国计算机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多年徘徊在3%左右。这种强烈的反差促使我们思考：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到底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什么？

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高技术与品牌分别位于供给驱动与需求驱动的两端，是附加值最高的两个区域，集中体现了一个企业价值创造的能力。而中国高技术产业不仅在核心技术的发展上没有显著突破，在品牌建设上也捉襟见肘。二十多年以来，我国的民族企业在不平等的待遇下忍气吞声，在高技术没有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己的品牌。大飞机也好，微处理器也好，在跨国公司的许诺面前，我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和民族品牌。从图4-4可以看到，在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过程中，外商独资企业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比例越来越高，不断挤占民族企业的空间。但外资企业能够代表中国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且，这些企业的生产大多通过外包和FDI的形式进行，我国所承担的生产环节中技术传播和外溢的通道非常有限。长此以往，我国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迈进就更加困难，如果不能优化产业结构，不能带动传统产业的升级，不能促进技术创新与进步，那么，我国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意义何在？高技术产业的优势又体现在哪里呢？

图4-4　高技术产品出口按企业类型分布（1998～2005）

来源：中国科技统计（www.sts.org.cn）。

表面上看，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创造了大量的外汇，但这并不代表企业获取了大量的利润。从目前高技术产品出口最集中的“珠三角”与“长三角”经济区来看，由于大多数企业从事的是简单劳动环节（组装、加工），产业内恶性竞争成为常态，企业利润越来越薄，工人工资越来越低，从事研发的资金也严重不足。在如此境况下，要形成技术集群，要发挥产业之间的集聚效应，根本无从谈起。图4-5展示了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的概况。

图4-5　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1995～2005）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www.sts.org.cn）。(https://www.daowen.com)

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口量惊人上升的同时，中国对国外高技术产品的需求也在大幅同步上升，技术依赖不断加深。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价值中，源于中国的多数是原材料、劳动力的价值以及加工费用，而不是高技术所带来的利润。企业在创造外汇的同时却没有创造真正的价值和自身的竞争优势。

在演化经济学家赖纳特看来，高技术活动具有典型的高质量特征，其对生产率的提高采取共谋模式，技术进步意味着较高的进入壁垒和竞争的不完全，表现为企业利润的提高和员工工资水平的上涨。此外，高技术活动对一个国家的整体福利水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系统协同效应，即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强化和反馈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赖纳特认为，真正的高技术（高质量）活动能够带来“系统性的报酬递增”，从而使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高增长惠及整个社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日本、芬兰等高技术产业占主导的国家不仅使自身的经济发展处于全球领先水平，财富迅速积累，同时也使自己的国民享受到了较高的福利待遇。

然而，当我们回到中国，所看到的现实却并非如此。尽管从统计上看，我国的出口自20世纪末以来大幅度增加，特别是高技术产品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图4-6），外汇储备节节攀升，但对于那些从事高技术产业加工和组装环节的工人来说，他们的福利水平改善却相当有限，有些甚至没有改善。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数据幻觉呢？

图4-6　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及其占商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1998～2005）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www.sts.org.cn）。

在外围福特制盛行的今天，柔性生产体制使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分化，主要是三类人员：第一类是根据国际市场定价的高级管理者和高级技术工作者；第二类是国内市场拥有高技能的核心工人阶层——这两类工人和管理人员拥有就业保障、高工资和所有的福利待遇；第三类则是外围的附属工人，他们属于半熟练或者简单劳动力，没有就业保障，接受低工资和低福利。刘刚（2007）认为，由于福利国家有详尽的劳动法、最低工资保障、环境标准和日益增加的税收负担，使大批跨国公司开始规避政府的这些调节手段，通过产业链的纵向分解，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转移。转移的结果必然是，这些处于价值链生产低端的工人为国家创造了大量外汇，自己却无法得到真正的实惠，国民财富的增长非常有限。

所以，只有重视高技术生产环节，加快高集成度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才能创造内生的工业租金（卡普林斯基，2005），真正实现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最大限度地发挥系统协同效应，让广大国民分享技术进步带来的财富增长。反之，无论所生产和出口的产品是不是贴上了“高技术”的标签，仅仅从事低端的加工和中间产品的组装对提高社会福利的贡献必然是非常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