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桑树种植方面,人们研究出了种椹法、套种法、因地制宜种植法、火烧黍茬以增加肥力等方法。在养蚕方面,人们对蚕的习性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不仅知道了蚕是阳性动物,喜温而恶暑,喜湿而恶雨,三伏三起等,而且知道了从蚕到茧,再到蛾,再到蚕的转变过程;在蚕室与蚕具的准备方面比以往更为科学、精致。在缫丝方面,除沿用旧的煮茧缫丝法外,还发明了晒茧震蛹储茧方法,解决了鲜茧缫不及时而出蛾的问题。在纺织方面,变化更大,此时已普遍采用了手摇木制纺车和脚踏式织机,并且采用了提花机,能够织造出更为精美的丝织品,丝织品上的图案与色彩更为丰富,出现了龙凤、蛇虎、狮熊、猿禽等动物图案。在漂练方面采用了煮练法和捣练法,人工种植的植物染料越来越丰富。生产技术的革新为秦汉时期山东蚕桑丝绸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

【注释】

[1]葛剑雄、赵发国：《古齐地理》,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53～356页。谭其骧：《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2]《汉书·地理志》。葛剑雄、赵发国：《古齐地理》,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56～379页。

[3]谭其骧：《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0页。

[4]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88～289页。

[5]章楷：《蚕业史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页。

[6]朱新予：《中国丝绸史(通论)》,纺织工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

[7]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41页。

[8]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340页。

[9]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10]王子今：《西汉“齐三服官”辨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

[11]逄振镐：《秦汉经济问题探讨》,华龄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202页。

[12]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44～45页。

[13]刘家骥、刘炳森：《金雀山西汉帛画临摹后感》,《文物》1977年第11期。

[14]何德亮、郑同修、崔圣宽：《日照海曲汉代墓地考古的主要收获》,《文物世界》2003年第5期。

[15]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160页。

[16]朱新予：《中国丝绸史(通论)》,纺织工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17]张保丰：《中国丝绸史稿》,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www.daowen.com)

[18]赵丰、金琳：《纺织考古》,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19]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第2期。

[20]宋伯胤、黎忠义：《从汉画象石探索汉代织机构造》,《文物》1962年第3期。

[21]赵丰：《丝绸艺术史》,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8页。

[22]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9页。

[23]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第2期。

[24]史树青：《古代科技事物四考》,《文物》1962年第3期。

[25]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第2期。

[26]朱锡禄：《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

[27][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1页。

[28]张保丰：《中国丝绸史稿》,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50页。

[29]朱亚非：《山东早期的纺织业与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管子学刊》1993年第1期。

[30]王庄穆：《丝绸笔记(再续)》,中国丝绸协会1996年版,第102页。

[31]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22、48页。

[32]张政烺等：《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15～16页。

[33]李英森、王秀珠、程刚：《齐国经济史》,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66页。

[34]张政烺等：《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18页。

[35]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