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不少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商人群体，称之为商帮。^[149]著名的有山西、徽州、陕西、山东、宁波、广东、福建、洞庭、龙游和江右（江西）等商帮，号称十大商帮。其实，有名的商帮远不止十个。苏商、绍兴商帮、北京商帮、南京商帮也很强大。^[150]在十大商帮中，晋商、徽商实力最强、活动最广、影响最大。晋商、徽商崛起于明中叶，清中叶为其鼎盛时期，鸦片战争后趋于衰败。商帮的兴起与资本主义萌芽同步，意味着商人阶层以群体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商帮活跃于明清两代达四个多世纪，对16世纪后的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151]，特别是在传承和弘扬中华商道方面，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明清儒商在历史上留下了荣耀的一页。

（一）传承和弘扬中华商道更自觉

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儒商，明清时期的儒商能够清楚地认识自己，在身份和文化方面有着更加自觉的意识，因而在传承和弘扬中华商道方面也就更加自觉。

1.明清儒商身份的自觉意识

从先秦到宋元这段时期中，虽然出现了不少儒商，但总体上看，儒商的存在和发展带有明显的自发性。儒商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商人的本质区别，社会上也还没有出现与儒商相当的概念。而明清儒商则不一样，他们大部分是由儒而商，对自己儒的身份很明确，儒商意识走向自觉。当时社会上各个阶层都热衷于经商，儒商能够很清楚地把自己“儒而商”与“农而商”“官而商”的商人区别开来，他们都努力保持自己作为“儒而商”的独特气质。明清儒商中普遍存在的“贾而好儒”“亦贾亦儒”的现象，在经商行为中，他们非常自觉地“以儒术饰贾事”，“用儒意以通积聚之理”，不忘以儒行商。另外，明清时形成了儒商概念，即“士商”“儒贾”“儒商”，把儒商与“官商”“劣贾”等类别区别开来，强调儒商的特质。

2.明清儒商文化的自觉意识

明清儒商虽弃儒从贾，但以儒贾自居，热衷于儒家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如徽商汪鈆，“居尝精研理学，欲希圣超凡”；汪志德，“虽寄迹于商，尤潜心学问无虚日”；汪应浩，“虽游于贾人乎，好读书其天性，雅善诗书，治《通鉴纲目》《家言》《性理大书》诸书，莫不综究其要，小暇披阅辄竟日”。^[152]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当时的儒商已经有意识地整合儒家思想，阐述士商相通的观念。如辨析名利相通，认为儒名贾利，儒贾一致，士商异术而同志；辨析义利相通，认为士商职业不同，求利并不害义，在道义上求利的商人更胜于贪墨的士人。在商业行为中，徽商黄玄赐在礼仪之邦的山东经商，他“临财廉，取与义”，当地人评价他“非惟良贾，且为良士”。^[153]客观地说，尽管明清儒商整合儒家思想有其目的性，即服务于自己的经济利益；但是，他们在整合儒家思想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体现自身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的商人文化。这既体现在他们刻印的大量戏曲、文学、诗歌中，也体现在饮食、服饰、园林、建筑等方面，为商人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一个明证是，明清儒商的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的形象活跃在《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古今小说》等明清小说之中。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徽商还编写、刊行了不少商业书，如《新刻增订释义经书世事通考杂字》《士商要览》《商贾要览》等。这些商业书从天文、地理、道路、风俗、语言、物产、异国土产、算法、书信契约，以至商业道德和防骗之术等无所不包，既有实用性，又具科学性。实际上，当时的儒商及其商业活动不仅推动了儒学的考证转向，而且还促进了明清的科技发展和科学精神的提升。^[154]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在明清时儒商己由自发走向了自觉，成为一个自觉的商人群体。

（二）传承中华商道更典型

从形式上看，明清儒商是“儒而从商”“贾而好儒”“亦儒亦商”，但实质上，他们是“用儒意以通积聚之理”，“以儒学饰贾事”，自觉地把儒家优秀传统文化与商业经营法则统一起来，在传承和弘扬中华商道方面更加典型，是有中国传统特色商人的典型代表。

1.以义为利(www.daowen.com)

“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155]儒商义利统一原则，来自儒家的义利观，是儒家义利观在商业活动中的体现。儒家不仅重视“见利思义”“义然后取”，^[156]而且强调“富而好行其德”。明清儒商“轻财重义”“轻利重义”“尤多义举”。一是以义取利为底线。如徽商黄应宜“师计然之策，商隐江湖，能任人趋时，入什一之利以自给。生平不设机智、仰利巧以网利。乡人有以窘急，求济其门具贷券，处士欣然出金赒之，却其券而不受”。^[157]徽商舒遵刚谨遵儒家商道，“尝语人曰：‘圣人言，生财有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158]晋商同样强调，“君子爱财，生财有大道”。嘉庆年间，《休宁县志》记载了商人吴鹏翔的义行，“尝市椒八百斛，或辨其有毒，售者请毁议，鹏翔卒与以直而焚之，盖惧其他售而害人也”。^[159]这表明，见利思义、以义取利，是儒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二是富而行德是追求。儒商的义利观不止于以义取利的底线要求，更强调富而行其德，即“达则兼济天下”，成为一名义商。明朝嘉靖年间的儒商李大祈，就是一位典型的义商。他自己生活节俭，“食不兼味，衣不重彩”，但急公好义，乐于助人。“邻里之急，辄应之恐缓。至于驾桥梁，辟道路，筑梵宇，备赈仓，类多争先义助”^[160]。这体现了明清儒商更高的道德追求。总之，明清儒商能够秉承正确的义利观，自觉地传承和弘扬以义取利的中华商道精神。

2.诚信为上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161]诚实守信是中华商道的内在要求，明清儒商对此深有所得。一是以诚待人。徽商许宪在总结经商经验时指出：“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意思是，只有以诚待人，人家才会信服你，跟你做生意；倘若只顾耍弄歪术搞算计，那么不用说是人，就是连物都会对你敬而远之。许宪则“其经商也，湖海仰德”，“出入江淮间，而资益积”。^[162]明朝陕西商人樊现对此也有深刻的体会。他在总结自己经商成功之道时说：“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诚为天之道，岂难信哉？”^[163]道光年间，徽商胡荣命经商于江西吴城五十余年，向来童叟不欺，名声大噪。待年老还乡，有人“以重金赁其肆名”，胡荣命毅然拒绝。他说：“彼果诚实，何藉吾名也。”这里的意思很明确，创经商的金字招牌并不难，唯有诚信为上。否则，借用别人的招牌，也是徒然无用的。^[164]二是以信待物。诚信为上不仅要以诚待人，还要以信接物、童叟无欺，处处从顾客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样做，反而是“信义所孚，人不忍欺”。徽商许文才因为“贸迁货居、市不二价”，以至人们入市购物，“有不愿之他而愿之公者，亦信义服人之一端也”。还有个徽商胡仁之，经营粮食，诚信不欺。某年天下大饥，有商人在米中掺假牟利，还让他加入其中，他断然拒绝，坚决不赚昧心钱，损害商誉。实际上，“平则人易亲，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165]以信接物，公平交易，是明清儒商成功之道。这说明，诚信就是信用，信用就是资本，就是金字招牌。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诚实守信的中华商道无疑与市场经济是相契合的。

3.家国情怀

修齐治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特征，家国天下情怀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底色，这同样体现在中华商道和儒商精神中。创业立家，经世济民，爱国如家，是儒商安身立命的第一要义。自春秋以来，爱国商人一直成为后世尊崇的典范和楷模，活跃于明清时期的儒商就有着突出的表现。一是为维护统一费心尽力。明初东自辽蓟，西至甘肃，修筑长城，驻军二三十万，需要借助商人输纳粮草等军用物资以补充军屯和税粮的不足，山西、陕西商人积极参与其中，甚至就地屯田，产粮输边，进行“高屯”，开发边疆、保障军需，为明朝巩固国防发挥积极作用。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亲征平叛噶尔丹，但路途遥远，粮草运输困难重重。山西介休商人范氏兄弟舍财为国，不畏艰苦，辗转沙漠万里，克期必至，省国费以亿计。几次运粮不仅没有发财，甚至倒贴不少钱财。^[166]二是抵御外侮不遗余力。明朝倭寇入侵东南，生灵涂炭，徽商奋起，尽力参加抗倭斗争。他们捐献巨资，招募勇士，修建城池，守卫国土，承担起了保卫地方安全的重任。关键时刻为国分忧，明清儒商的家国情怀足以流芳后世。^[167]

4.以人为本

在商业经营中，讲义讲诚讲爱国，都出于对人的仁爱之心。仁者爱人、以人为本，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华商道的根本理念和核心价值。儒商鼻祖子贡坚守“薄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理念，不仅以儒行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追随老师，弘扬儒家人本精神，以商行儒，拯救天下苍生。白圭认为，治生有四德，即智、勇、仁、强，但最重要的是仁。所以，他不搞压价拒收，不搞囤积居奇，以“知取予”，行仁术，重视扶植生产，调节供求，以仁行商。明清徽商吴鈵秉承人本商道，为其子立下了以仁经商的十二字训言：“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教导后辈经商要存仁爱之心，宽厚之德。事实上，以人为本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而且是经商成功的根本之道。前面说过，人本精神正是现代商业文明的本质要求。这说明，人本观是应当也必须普世的价值观。而明清儒商的认知和实践表明，他们已经开始自觉地传承和弘扬以人为本的中华商道。

应当说，明朝到清期中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特别是士商相通理念的扩散，商人地位上升，商人道德提升，明清儒商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商道精神，成为中国历史上儒商发展的重要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