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和卢作孚等四位近代民族企业家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他们是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民族企业家。历史进入21世纪，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高度评价张謇、卢作孚等近代民族企业家，赞扬他们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224]回首历史，在任人宰割、百年屈辱的近代，在内外营商环境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张謇等近代民族企业家克服今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公而忘私，矢志于实业救国，造就了可歌可泣的中国近代工业化奇迹，将爱国主义精神弘扬到了极致，堪称近代中国伟大的儒商典范，无愧于今天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之誉。对于这些伟大的儒商，我们今天更加不能忘记，应当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他们所体现的儒商精神。下面我们将重点介绍张謇、范旭东和卢作孚这三位近代伟大的儒商典范。

（一）不能忘记的近代三位伟大儒商典范

张謇、范旭东、卢作孚是近代伟大的儒商的典范。有意思的是，他们三人都是书生企业家。张謇可谓是“一代儒商、万世师表”，^[225]范旭东被赞誉为“工业先导、功在中华”者^[226]，而卢作孚则被称誉为“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者。^[227]三位近代伟大儒商，立足于中华商道，博取西方新知，积极投身实业救国，为中国近代化开辟了新路，是中国近代化的开拓者。近代儒商的探索充分说明，儒家并不阻碍工业化，也能学习工业化、发展工业化甚至能够更好地促进工业化。

1.张謇：“一代儒商、万世师表”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清末状元，近代著名的企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一生追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章开沅认为，从儒商角度看，他毋庸置疑地可以被称为“一代儒商、万世师表”。从学问上说，张謇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无论是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乃至外交都有深入的研究，至今能望其项背者也是很罕见的。^[228]相应地，从实践上看，他不仅是近代著名的企业家，还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

张謇是政治家。1894年张謇状元及第，官授翰林院修撰；民国初年，就任政府实业总长、农商总长，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法制建设，为民国时期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被尊称为近代立宪之父。1903年，张謇访日，认识到议会和政党政治优于集权政体，便开始积极投身立宪运动。清末新政时，张謇是预备立宪公会的会长、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的实际领袖。他第一次将西方议会政治引入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政体；他领导发起的国会请愿活动，客观上促进了革命的到来；同时，他还是民国初年的议会政党领袖，一系列新观念引领了政治潮流。有人可能要说，张謇的政治主张和立场总是在变。他曾是帝党的骨干，却第一批投向了共和；他起草了清帝退位诏书，被保皇党斥为“张、汤之罪”；他作为立宪派的领袖，却支持了袁世凯；在袁称帝后，又转而支持蔡锷的护国运动。从这一系列变化看，张謇的政治立场的确总是在变化。^[229]

但是，细思下，他的变是与时俱进的变。在每一个历史关节点上，他总是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同时，他又是不变的，是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大一统和共和。他的政治理想是大一统下的共和，共和下的大一统，两者不可分离。既要保证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国家不能被分裂，又要推进国家共和制度建设，不能倒退回帝制。所以，当袁世凯维护大一统，张謇就支持袁；当袁世凯反对共和，妄想复辟，张謇就反对袁。很可惜，在张謇的时代，拥有统一能力的人，没有共和之灵魂；拥有共和灵魂的人，又没有统一之能力。^[230]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完全气馁。1916年，他回到南通之后，凭借一己之力，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实践于南通，开创了地方自治的南通模式。南通的地方自治事业包括实业、教育、慈善三部分，所追求的是以“自存立、自生活、自保卫”为基础的民治。^[231]张謇创造了一个近代化的城市，在一定意义上继续推进了清末立宪运动的发展。就此而言，他的良苦用心和苦心孤诣，永远感动着中国。^[232]

张謇是教育家。秉持着“父教育而母实业”“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理念，在发展实业初见成效后，1902年，张謇着手兴办教育事业。实际上，教育救国是张謇的主要使命，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事实业就是为了筹措教育经费。^[233]为了推进教育事业发展，他制定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教育规划。一是师范教育。他认为“师范为教育之母”，办学须从师范开始。1902年，他在中国首创通州师范学校，1905年，又首创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其后，还设有乡村师范、甲种师范、乙种师范、盲哑师范、单级师范的讲习所以及幼稚园传习所等基层师范培训机构。此外，他还资助、帮助创建了东台母里师范学校、淮属师范学校、扬州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二是普通教育。他认为，“欲雪国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因此必须办普通的基础教育，于是在南通各地创办中小学。到1922年，他共创办高级小学60余所、初级小学350所，初级中学7所。三是职业教育。他在农垦公司附近设农业学堂，逐步发展升级为初等农校、乙种农校、甲种农校，直至大学农科；在大生纱厂设立纺织传习所，后改称通州纺织学校，其后又升格为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此外，他还先后开设了商业学校、医学专门学校、镀镍传习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蚕桑讲习所，等等。四是特殊教育。他创设盲哑学校，授以力所能及的谋生手艺。创设伶工学社，旨在改良旧戏剧，创造新戏剧。五是社会教育。创建南通博物苑，创建南通图书馆。另外，他还开办更俗剧场，以“破旧俗，立新风”为宗旨，破除宣扬迷信、不讲公共卫生等陋习。张謇所办学校多为全国首创，不仅使南通的教育发展领先于全国，形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而且为全国的教育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张謇发展教育事业方面所体现出的视野之开阔，气魄之宏大，构思之完整，措施之切实，就中国范围而言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而张謇为兴办南通教育事业，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甚至负债近百万，年届70仍在卖字筹款，可谓置个人得失于度外，竭尽生平之全力。”^[234]

张謇15岁参加科考，经过26个春秋坎坷曲折，年过不惑才状元及第。但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历史关头，张謇弃仕从商，致力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但“言商仍向儒”^[235]，秉承了儒家的担当精神。1896年，张之洞奏派张謇和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推动当地实业的兴办。三人中，除丁立瀛在镇江无所作为，张、陆两位长江南北的“文章魁首”各有建树。1899年，历经三年半，大生纱厂终于建成投产。开工一年后，大生纱厂就获得2.6万两白银的净利润。张謇创办的第一家纺织公司，名为大生，就来自于儒家经典《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的儒商品格可见一斑。其后，以棉纺业为中心，张謇又先后创办了30多家企业，涉及的行业包括纺纱、面粉、榨油、轮船、肥皂、瓷业、电灯、垦牧、渔业、水利、地产等领域，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经济体系。这些产业加在一起，构成一个庞大的大生民族资本集团，资产总额3 300多万元。^[236]大生集团在全盛的时候，人称“南通是中国著名的实业模范区”。张謇成为清末民初享有盛誉的“实业领袖”，堪称近代第一实业家。

张謇的成就就是今天的企业家也难企及。这是因为他付出的努力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也都无人能及。他历尽艰辛、九死一生、坚韧不拔、为商不有、全心为民，真正书写了一个大写的儒商。

2.范旭东：“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范旭东（1883—1945），原名范源让，字明俊，为明救国之志，后改名锐，字旭东^[237]，祖籍湖南湘阴，生于长沙，日本帝国大学化学系毕业，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被称为“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

说起范旭东，作为中国人不能忘记他创办的久大精盐公司。1914年，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立志“使人民有干净的盐吃，有便宜的盐吃”^[238]。久大精盐首开中国精盐生产的历史，从此让中国人摆脱了吃土的时代。为什么这样说呢？在范旭东用现代工艺提纯食盐前，中国人一直使用土法提纯食盐。所以，因为范旭东，我们中国人开始吃上自己提纯的食盐。对此，我们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他。

说起范旭东，作为中国人也不能忘记他创办的永利制碱公司。1918年，范旭东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其后靠着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经过无数次失败，历经近九年的艰辛，终于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制碱工艺，1926年生产出完全达标的纯碱，成为当时亚洲第一家、世界第三十家苏尔维法碱厂，一举打破了西方国家对纯碱制造的垄断。这可是足以令中国人自豪的奇迹。因为，正是在这一年的8月，永利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并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当然，鼓舞人心的还在后头，1933年，永利纯碱打入日本市场和南洋市场。^[239]其后永利的新产品硫酸铵、硫酸铔诞生，不断打破西方在化工业领域的垄断，造福着国人，也振奋着国人。所以，对于范旭东，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

1922年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民间化工研究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推动了范旭东事业的发展。抗战爆发后，他拒绝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毅然迁厂入川，并在重庆设立永利铁工厂、全华酒精厂，为大后方工业建设作出重大贡献。1945年，范旭东在重庆病逝，重庆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两次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送了挽联：“工业先导，功在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被毛泽东赞誉为发展我国近代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界人士之一。由于范旭东在重庆有较大影响，其传略收入《重庆市志》和《重庆名人辞典》。

当然，作为中国人更需要铭记的是范旭东以人为本的中华商道精神。范旭东强调以员工为本，先后兴建起了工人食堂、宿舍、职工消费合作社、运动场、图书室、附属医院、幼稚园、明星小学校，等等。1925年，公司开始实行职工三班工作制，成为中国企业界最早实行每日八小时工作制的工厂。当然，抚恤金、退职金、退休养老金、解职金，等等，也是明文规定，完全是一个现代的文明公司。^[240]工作在这样的公司，员工岂能不努力工作？而这样以人为本的公司，当时并不多见，今天可能也不多见。范旭东怎能不让我们由衷地钦佩呢？中国人不可忘记范旭东的伟业，更不可忘记范旭东的儒商精神。范旭东去世后，举国哀悼、公认伟大。那么，范旭东何以伟大呢？范旭东最重要的合作人、科学家侯德榜认为，范旭东除了创造能力，科学精神，眼光远大，艰苦奋斗精神，更重要的是“以富国而便民用”的人本精神，^[241]其“私德可与事业媲美”。^[242]

3.卢作孚：“公而忘私、可比贤哲”

卢作孚（1893—1952），重庆市合川人，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生公司创始人、中国航运业先驱，被誉为“中国船王”“北碚之父”。

说起卢作孚，就两个字：救国。卢作孚17岁加入同盟会，革命救国；小学毕业后因家贫而辍学，自学成才之后，教育救国；最后又走上实业救国之路。卢作孚认为，运输业是经济命脉，因此创办民生船运公司。因为经营有方，当初东挪西凑8 000元购置的70多吨的一条小船，逐渐发展壮大，9年后也就是1935年，卢作孚统一了长江上游航运，将曾经不可一世的外国轮船公司逐出了长江上游。他使民生公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到1950年，民生公司已拥有客货轮船140多艘，开辟了数千公里的内河航线，还拓展了港澳和东南亚航线，最远到过印度和非洲。另外，除了船运公司，卢作孚还独资或合资创建了70多家企业，涉及众多领域，公司总资产达到8.437亿元，净资产达到2.915亿元。但是，卢作孚却终身清贫，穿的甚至不如员工。有一次去见客户，客户竟然把手下员工当作卢作孚，而把穿着寒酸的卢作孚当作了手下员工。卢作孚身为企业创办人和总经理，最初并没有股权，仅仅拿着微薄的30元工资。后来，刘湘等人凑了一笔钱给他入股，股东大会为感激他对公司的贡献，赠送给他一些干股，这些股份仅占全公司的两千分之一。1949年后，他名下股金折合3万元，全部交给国家，始终没拿过一文红利，而他兼职的钱也全数捐献。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从没有为自己谋过私利，没有财产，没有储蓄，没有片瓦，没有寸地。^[243]

更让中国人不能忘记的是，卢作孚创造了“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1938年秋，宜昌沦陷前夕，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和教育界人士和学生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勇担国难，为保存当时中国的政治实体、经济命脉以及教育文化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民生公司有16艘船只被炸沉炸毁，69艘船被炸坏，117名员工壮烈牺牲，76名员工伤残。^[244]后人会永远铭记这次大撤退。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有过多次大规模的撤退，几乎每一次撤退都是由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组织的，只有在中国，一位企业家组织了一次影响整个民族命运的这么一次大撤退。如果没有这次大撤退，中国的命运可能是另外一种状态。^[245]

卢作孚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他的事业，更是他为国为民的精神。如梁漱溟所说“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246]。他是“一个未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247]这也正是他的独特价值所在。卢作孚离世后，黄炎培所写的《哀词》里，提出了两个问题：“君为何生？”“君为何来？”回答是：“君应是为一大事而生”，君之来“为的是国家，为的是人民”^[248]。卢作孚把以人为本的中华商道推向了极致。

（二）近代儒商典范对中华商道的弘扬

张謇、范旭东、卢作孚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拓者，为中国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根源于他们灵魂深处的中华商道精神，在于对中华商道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张謇本身就是“言商而向儒”的儒商，是一代儒商、万世师表；而范旭东、卢作孚被称为书生企业家，两人还是惺惺相惜的志同道合者，深受张謇精神的影响，饱含儒家士人爱国担当的情怀，成就了他们伟大儒商的精神品格。

1.高扬的以人为本精神

以人为本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和品格，是中华商道的根本理念。作为近代伟大儒商，张謇、范旭东和卢作孚将人本的中华商道精神推向了极致。

张謇办实业、办教育、办慈善，秉持的是“天地之大德曰生”^[249]。最低的期望，是“要使大多数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的生活……换言之，没有饭吃的人要使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能够逐渐提高”，张謇认为，这是“儒家的本分”而已。^[250]正是这种儒家仁爱本分，始终激励着张謇在实业、教育、慈善等各方面创造了无数个第一，书写了无数个传奇。张謇的人本精神，除了让人有饭吃、有工做、受教育、受恤爱，还充分地体现在张謇的人性管理方面。一是以人才为本。世界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事业成功的关键在人才。为此，张謇在创业之初重用沈敬夫等人和留学生，网罗外国人才，等等。二是以员工为本。为工人建造工房，方便职工休息；安排女工照顾女职工的婴孩，解决孩子的喂养问题；为工人建造公园，怡情养性；为工人建设职工医院，解决看病难的问题；积极培训员工，学习技术技能，等等。就是以今天的标准看，这也是人性管理的典范。

同样，范旭东也是将人本精神灌注于自己的事业之中。范旭东坚守他提出的“永久黄四大信条”，即“原则上决定的相信科学；事业上积极的发展实业；行动上宁愿牺牲自己，顾全团体；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其核心是“以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251]，充分体现了儒商的仁爱精神。具体来看，他历经艰辛地创办久大精盐公司，是为了让人民有干净的盐吃，有便宜的盐吃；百折不回地创办永利制碱公司，是为了中国的化工工业的发展；努力创办南京硫酸铵厂，是为了中国的农业发展。总之，范旭东创办实业，其根本出发点就是国家和人民的日常急需。

另外，范旭东人本精神的一个特点在于极其重视人才。范旭东深知，“事业的真正继承是人才”，“凡事待人而兴”^[252]，因此，他不仅在国内物色人才，也积极在国外遍览人才。而众多人才也因范旭东的一腔爱国之志而愿意追随，其中就包括曾在国外留学的侯德榜。对于人才，范旭东给予事业、生活、精神等方面的关心照顾。永利、久大、黄海社规定对职工的房、煤、电、水、医疗、子女上学等全部免费。范旭东要求事务部对各厂（社）的技术人员更要实行全方位服务，以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用于钻研业务或科研攻关。20世纪30年代初，侯德榜在永利碱厂工作之余曾到天津北洋大学兼课，范旭东得知此事后，要求碱厂事务部：凡侯去天津讲课，一定用专车接送，以节省他珍贵的时间。^[253]另外，对于作出贡献的人才给予高度表彰，如以贡献者名字“致本”（侯德榜的字）命名科研楼，以贡献者名字命名工艺法（侯氏制碱法），等等。功归人，过归己，范旭东的人本精神和高尚情怀，深深打动了众多科学家。侯德榜表示，“赴汤蹈火，亦所弗顾”，甚至四五年连家眷都顾不得接来，全力以赴，为事业而奋斗；任可毅至诚回报，“每早七点开始工作，晚十点前后还能继续工作”。^[254]正是以人本精神对待人才，范旭东才创造了中国化工现代化事业的奇迹。

“求仁得仁”是卢作孚一生的写照。革命是为了仁爱众生，教育是为了仁爱众生，实业同样如此。1925年，在创办民生公司之初，卢作孚就确立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宗旨，而公司以“民生”命名，这既体现了“三民主义”，也反映了儒商的人本精神。卢作孚常对民生员工说：“一个人的成功不是要当经理、总经理，或变成拥有百万、千万的富翁，成就自己；而是盼望每一个人都有工作能力，都能成就所做的事业，使事业能切实帮助社会。”^[255]卢作孚的高远理想是，建设一个物质和文化生活丰富、人与人之间平等、友爱的现代化的公平、公正、和谐的社会。

“求仁得仁”是卢作孚一生的写照。革命是为了仁爱众生，教育是为了仁爱众生，实业同样如此。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之初，卢作孚就确立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的宗旨，追求“个人为事业，事业为社会”的价值取向。公司以“民生”命名，充分体现了“三民主义”精神，也反映了儒商的人本精神。卢作孚指出，民生公司“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组织，绝对是一个帮助社会的事业”^[256]，“民生公司最后的意义绝不是帮助本身，而是帮助社会”^[257]。他强调，民生人从“今天以后，我们帮助社会的事情，要从适应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上去着眼，去努力”。^[258]卢作孚常对民生员工说：“一个人的成功不是要当经理、总经理，或变成拥有百万、千万的富翁，成就自己；而是盼望每一个人都有工作能力，都能成就所做的事业，使事业能切实帮助社会。”^[259]卢作孚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去做的，并把这种植根于为社会服务的民生精神，渗透到民生公司的经营管理、规章制度、思想教育、业余生活等各项活动之中，成为民生公司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柱，成为全体民生人的共识和追求目标，成为调动民生人积极性的原动力，使每一个民生人都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有一个为社会、为国家服务献身的光荣感、自豪感，才使民生公司在为发展民族航运事业中创造了种种奇迹。

可以说，正是坚守“服务社会，便利人群”的人本精神，在面对太古、怡和与日清三大外轮的打压时，民生公司不畏不惧，依靠民众和员工的爱国热情，积极开展“改善服务”运动，在提升硬件服务的同时，不断提升软件服务，让旅客感受到一种清洁、快捷且“自尊的舒适”，外轮的降价拉客的阳谋和江水撞击的阴谋均败下阵来。在同处于垄断地位的外轮的竞争中，民生不但没有被外轮公司压垮，反而越战越强，随着收购美船捷江的成功，民生在与外轮公司争夺川江航权的较量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最终将清政府丧失的内河航权一举夺回，实现了卢作孚长期以来的愿望。

此外，作为儒商，卢作孚的人本精神集中体现在对员工的人本管理方面。卢作孚从创办民生公司开始，就把人的因素看作是企业生产中的决定性因素。卢作孚提指出：“我们缺乏技术人才，尤缺乏管理人才，如果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则所有社会的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260]重视人的因素，特别是重视人在企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民生公司在险恶环境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具体来说，卢作孚的人本管理思想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调平等待人观念。卢作孚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必须平等待人，这是卢作孚人本管理的核心。他强调：“事业是一群人的力量创造出来的，每一个人穿起不论他是什么职务，都是可以代表整个事业的精神……”^[261]因此，从总经理到一般职工都是平等的。在民生公司，无论是总经理还是普通职工都统一着装，穿的是朴素的粗布“民生服”；在同一个食堂里同桌站着吃饭，没有高下之分。^[262]更重要的是，这种平等还体现在员工的利益分配之中。1936年冬，黄炎培参观民生公司后指出，民生公司“每年分红的方法，把3 000多人分作五级，不问职务高低，薪水大小，但按他劳逸和功过，列入某级……总经理这样，水手什役也是这样。所以去年卢先生分红得四十九元几角。这样实行平等，怕民生以外，还不容易找第二个公司吧。”^[263]应当说，这种平等待人的观念，是民生公司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深厚基础。

二是重视选才、用才、育才和利才制度。在选才和用才方面，他主张任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卢作孚认为“人事管理之第一要义在用人，用人之第一要义在为事择人”^[264]。卢作孚尖锐地批判了任人唯亲的陋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封建社会和小农经济时代的产物。他废除了这种制度，采取了“低级人员考，高级人员找”的用人制度。据1936年的统计，通过考核进来的职工占总职工的 93%。保证了民生公司一般职工的素质。对于有真才实学的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卢作孚则采取公开登报招聘、走访、托人代寻和请求学校科研单位派遣等途径，从而招聘了大批能人。据民生公司在1937年的统计，处级以上干部专家41人中。大学以上毕业者38人，占 92%（其中留英、美、日、德者5 人），年龄多在30 到 40岁之间，形成了一个年轻化、知识化、能力强、有事业心的民生领导集团。抗战时期，民生公司技术管理人才之雄厚，是其他任何公司望尘莫及的，这是民生公司不断壮大发展，战胜顽敌的根本保证。^[265]另外，坚持德才兼备的选才用才标准，重才干和品行，不徇私情。在民生公司，凡有才干的，不论过去反对民生或是民生的竞争对手，都千方百计聘请重用、充分信任。对于无理想，工作马虎、不负责者，即使是亲戚（如胞弟卢魁杰）也要开除。这样形成的人才群体，攻破了不少技术和管理难关，作出了许多令同行惊讶的业绩。

在育才方面，实行“全员训练”与“全面训练”。所谓“全员训练”是指，培训的对象覆盖公司所有工作人员；而“全面训练”是指，培训的内容覆盖思想、技术、管理、和军体等各个方面。公司不惜花费巨资开展职工培训工作，创办各种训练班，主要有：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个人品德为主的精神教育培训班；以社会为课堂训练职工吃苦耐劳的义勇训练班；以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的训练班；以提高技术工人文化水平的艺徒训练班；以增长员工家属知识技能的培训班。这种把教育和事业结合起来的人才培训方式，在中外企业管理史上是一种创举，民生公司也因此而赢得“社会大学”的美称。^[266]其中，精神教育贯穿于各种培训班之中，成为培训的核心和基础，目的是增强实业救国、现代集团生活和勤俭创业精神，打破员工缺乏为国家、社会、集体服务的思想和创业奋斗精神，树立“公司的问题职工解决”，以及“作息均与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的思想。

在利才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工资制度与福利制度。卢作孚指出，“人事管理的另一问题，在谋职工的福利，不仅为谋当前福利，并须为谋未来福利，不仅谋个人福利，并须为谋家庭福利”，强调“职工的问题公司解决”。^[267]所以，重视员工的利益，是卢作孚人本管理的重要内容，这主要体现在工资和福利制度方面。在工资制度上，公司把技术、能力、贡献、表现和工龄结合起来，建立了有特色的逐年加薪、提职必提薪、借薪和减薪等工资制度体系。这种工资制的特点是既将工资与工龄、能力、表现等因素挂钩，又将工资与企业盈亏及经营状况结合起来，能够有效激发广大职工的工作热情、创造精神和进取心。在福利制度上，民生公司的福利制度涉及职工的生活、休假、医疗和养老保障等方面，不仅比较全面，更是当时其他企业所没有的，它主要体现为：职工膳食全部由公司负担，单身职工免费居住公司宿舍，到公司预约的医院免费就诊、免费体验、打预防针等。此外，公司还根据年终盈利情况发给职工红酬与双薪；为使职工有就业安全感，明确规定职工没有严重过失不准随意解雇。这一切使职工从工作到生活，从个人到家庭，以及生、老、病、死各方面都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被尊重和自己在公司的地位，增进了职工的归属感，进一步调动起职工的工作热情，树立起热爱工作、热爱公司、视公司如家的思想，使民生公司职工精神面貌得到很大改善，文化技术素质也大大提高，推动了民生公司的快速发展。

三是建立科学管理和民主管理制度。卢作孚认为，管理的目的是提高效率，方法是建立秩序。^[268]为此，卢作孚从科学管理和民主管理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第一，建立科学管理制度。一要坚持五项原则。这包括：根据事业的范围或性质划分部门；明确的分工；必须层层负责、层层节制；组织约束个人，个人服从组织；无计划即勿行动。^[269]二要废除“买办制”，实行“四统制”。“买办制”是中国航运界普遍实行的一种落后的管理体制，即公司将轮船上的驾驶、轮机和事务分别包给买办办理，层层买办，形成大小各种利益集团，互相倾轧。公司除了定期收费，他事概不过问，故而管理混乱，导致运私货、误航期、乱涨价、服务差、海损事故频繁等弊端层出不穷。鉴于此，民生公司实行“四统制”。具体内容是：船上人员统一由公司任用，任人唯贤，不准私人滥用；船上财务统一由公司掌握，一切收入归公司，不得营私舞弊；船上燃料、油料消耗统一由公司定额核发、节约有奖；全船由船长统一指挥。这样，人、财、物集于公司，而公司又以卢作孚为权力核心，从而确立了以总经理为首的总公司集权的管理体制。“四统制”极大地增强了公司的财力、物力和对外竞争力，从而为民生公司迅速发展和战胜强敌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保证，并向中国航运界吹进了一股改革新风。^[270]三要分级管理与加强横向联系。在加强集权的同时，卢作孚认为必须进行分权。他指出，“不宜事事均达到上层，更不宜事事均到最上层”“必须每一阶层各有应负的责任，各有其负责处理的问题”。^[271]因此，层层负责、层层节制的分级分权管理，使职员各司其职，保证了机构精干高效，避免人浮于事。与此同时，卢作孚认为，部门之间也要加强“横的联系”，明确相互关系，不至于职责混淆，系统紊乱。^[272]为此，民生公司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和各种专业委员会等，协调解决部门之间的关系。

第二，建立民主管理制度。卢作孚主张依靠和发动职工参与管理，提倡民主管理，反对个人主观独断的领导方法，充分体现人本管理精神。他指出：“最高才能的领导者，不在其个人的天才监督群人，而在能建立群的秩序监督个人，不但应当发挥每个工作人员的能力，尤其应当发挥整个社会组织的能力”。^[273]因此，“管理人员应寻找机会接近工作人员，与工作人员的商讨是促进工作的有效方法”。^[274]为了有效实施民主管理，公司建立了相应的会议制度。如每天一次的联系会、每周一次的主干会、每周两次的朝会以及各种专业会议等制度。联系会由各部门参与，以互通情报、协调关系推动当天工作为任务；主干会由总经理和处级经理参加，研究总公司的重大决策或董事会的决策，并做出相应的执行方案和措施；朝会则由总公司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以讲形势，交换心得，听取群众建议和意见为目的。公司通过朝会，促进了干群之间、各科室之间、职工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而主干会对总经理或董事会的统一指挥和正确决策、在防止公司产生重大失误方面起了重要作用。^[275]另外，这些会议时间短，不超过一刻钟，且要有相应决议以及对决议执行的检查。所以，民生公司会议虽多，但时间不长，富有效率，结果显著。相比较而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实行的是独裁式管理，职工毫无民主权利可言。尽管到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民主管理理论风行一时，但管理实践却不多，而中国当时普遍存在家长式管理。因此，卢作孚的民主管理思想和实践，不仅在中国的企业管理上是创举，在世界上也是一大创新。^[276]

2.强烈的家国天下情怀

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是中华商道最优秀的品质。儒家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目的不仅是修身齐家，更在于治国平天下，这也是中华儒商安身立命的核心要义。对于近代的儒商而言，其使命更是如此，就是实业救国。对此，国外学者指出，“20世纪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277]。可以说，爱国主义是张謇、范旭东和卢作孚儒商精神中最鲜明的特征。

在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近代，张謇弃仕从商，认为“天下将沦，唯实业、教育有可救亡图存之理，舍实业官不为，设至陆沉之日而相怨，当吾辈当日不一措手，则事已无及”^[278]。为了救亡图存，张謇“不胜时世之愤欲雪书生之耻，慨然委身于实业”，不惜“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279]在南通艰苦奋斗长达20多年，进行了全方位、系统性的早期现代化试验，在兴办实业、教育、公益慈善事业方面，创造了无数个第一，使偏居江北一隅、闭塞落后的小城，演变成初具近代规模的新型城市，成为享誉全国的“模范县”，其早期现代化的雏形甚至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王光英评价说：“张謇先生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位典型的爱国主义实业家和教育家，一位推进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思想者和倡导者，更是一位推进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实干家。我们今天研究张謇，就是要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勇于创新实践的实干精神。”^[280]李德生将军也指出：“为什么张謇能够在我国近代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纵观他的一生，可以说最根本的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实践……他是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爱国者。像许多历史上建功立业的人士一样，爱国主义是张謇成就其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281]

同样，范旭东、卢作孚也是满怀一腔爱国心，投入到实业爱国事业中。在日本留学时，范旭东就经常探索反帝救国、振兴中华之道，他在一张照片背后所写的誓言中，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忧国忧民的心情：“我愿从今以后，寡言力行，摄像立誓之证。”又加旁证，“时方中原不靖，安危一发，有感而记此。男儿男儿，其勿忘之”。^[282]在日本，他曾立志习武救国，后是学医，最终选择科学救国，转学化学。回国后，因看不惯官场腐败，毅然投身实业。范旭东建立久大精盐公司，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使人民有干净、便宜的盐吃，同时也是“为中国化学工业奠定基础”。为了彻底打破洋商对中国纯碱供应的垄断，使中国的化学工业不再受洋人挟制，范旭东经历八年，终于领导永利公司生产出了“红三角”牌优质纯碱，在试制纯碱最困难的时候，范旭东坚定地表示：“为了这件大事业，虽粉身碎骨，我亦要干出来。”^[283]1937年2月，范旭东创办的南京硫酸铵厂竣工投产，范旭东自豪地宣布：“列强争雄之高压合成铵工业，在中华大地于焉实现矣。”^[284]可见，多么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创业使命感在催促着范旭东孜孜奋斗。

家国天下情怀在卢作孚身上表现得最为炽烈、最为深沉。他历经革命救国、教育救国，最后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正是因为强烈的家国情怀，民生公司从一个只有一艘70多吨的小船、45位员工的小公司起步，不到十年，就发展成为一个拥有47艘轮船，总吨位达20 400吨，员工近4 000人，股本为167万元，承担长江上游70%以上运输任务，年运客量达41万人次，货运量8万吨的大公司。^[285]这样，民生公司同外轮展开了历时七八年的“长江大决战”，从列强手中夺回川江航运主权，实现了将外国侵略势力驱逐出川江的梦想。

应当说，卢作孚终结了外轮对川江航运的垄断，其爱国精神令人感佩至深，而抗战中勇担国难，牺牲巨大，以企业家的一己之力谱写了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壮举，则感天动地，与天地共存。实际上，1937年抗战一爆发，卢作孚就倡导民生公司全体职员积极加入抗战。他说：“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286]。卢作孚的爱国之心，真是天地可鉴。

当然，卢作孚爱国情怀不止于此。他在发展航运业的同时，先后创办和投资了六七十家企业，使民生公司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民生公司还捐资开办了峡区实用小学、瑞山小学、兼善中学和中国西部科学院。另外，他在北碚进行乡村建设，把一个曾经盗匪横行、脏乱不堪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社会秩序安定的生产区域、文化区域和游览区域。^[287]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竭力为国为民的一生。他的最大梦想，就是建设一个经济、政治、教育、科技、国防现代化国家，一个人与人之间平等、友爱、互助的社会，一个物质、文化生活极其丰富的社会，一个公平、公正、和谐的理想社会。卢作孚在一定的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理想。其实验的基地，就是民生公司，就是北碚家园。

3.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

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强调“周虽旧邦，其命维新”，^[288]执着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89]“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290]，而非一成不变。自古以来，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一直在激励着仁人志士经历劫难，孜孜奋进。这种奋斗精神在张謇等近代儒商实业救国事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张謇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是在同列强的抗争中产生、巩固和发展的。为了反对经济侵略，张謇毅然走上实业救国之路。在大生纱厂的《厂约》中对此有清楚的表达，为了不至“通产之棉”为日厂利用“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291]？因此，要自己办纱厂。大生纱厂创办成功，经济效益喜人，极大地激励了张謇的创新精神。在父教育、母实业，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他又进行教育等事业的开拓。张謇认为，“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求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办教育，“尤须先从师范始”，“师范为教育之母”，因而于1902年5月，不畏艰难，冲破重重阻力兴办了全国第一所师范学校，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自此之后，张謇认为，凡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以及反对列强侵略所需要的，都要大胆尝试。在这种精神支配下，南通出现了许多全国第一的文化教育事业。如第一个民间博物苑，第一所纺织专科高等学校也是第一所厂办大学，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聋哑学校，第一所以正规教育培养京剧人才的学校——伶工学社，第一所刺绣技术学校，等等，甚至气象、公路、铁路都是开了全国风气之先。

对于范旭东来说，几十年实业救国的奋斗历程就是一部自强不息的创新历史。他说：“不把旧制搁在眼里，他们的神圣信条，我们一概不理，各干各的，苦头固然吃得十足，成功的要素也就在这里。因此，可以推想到，凡事与其致力于改造，不如致力于创造，起聋振馈，打破旧圈套，唯有创造。并且人们如其有自信，创造是十分有把握的。回想久大（公司）的过程，要以这个感想为深刻。”^[292]1915年范旭东创办久大精盐公司。那时，公司真正的职员只有范旭东一人，为了尽可能地多筹一点资金，范旭东不顾别人的冷淡与讥讽，不厌其烦地去向那些答应出资的人们催收股款。他回忆当时的情景，“常常站在人家的门房等许久，结果还是下次再去。”^[293]为了劝别人出资，范旭东费尽心机，几至口焦舌裂，纵然如此，原定五万元的股本，至公司成立之初也仅募得三万三千余元。^[294]范旭东就在这内有资本不足，外有洋人控制的盐务稽核总所企图扼杀的不利条件下，顽强不息，努力经营，终于使久大精盐公司发展壮大起来。

与久大精盐公司相比，永利碱厂的奋斗就更为艰难。1924年8月，永利碱厂第一次试车，产出的是不合格的“红碱”。此时碱厂所耗资金已超过公司总资本的五六倍，大多数股东要求解散公司，范旭东则坚持继续生产，从中查找故障所在。然而，命运似乎有意同他过不去，在“红碱”生产了四五个月之后，作为碱厂关键设备的四口干燥锅全被烧坏，就连不合格碱也生产不出来了，只得停产。受此沉重打击，范旭东并没有消沉下去，他一方面设法筹措资金，另一方面派侯德榜等人再次赴美，考察、分析失败原因。他以一个企业家特有的大度和坚毅，勉励那些参与建厂、试车的技术人员，使他们走出痛苦，重鼓勇气，坚定了战胜挫折的信心。在范旭东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永利碱厂于1926年6月再次投产，终于生产出了“红三角”牌优质纯碱。同年，在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一举夺得最高荣誉金质奖。这是对范旭东自强不息奋斗精神的最好褒奖，也印证了“不自强而成功者，天下未之有也”。以此语来总结民族企业家的艰苦创业活动，甚为恰切。

同张謇、范旭东一样，卢作孚也是在自强不息的创新奋斗中努力前行。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内忧外患，创办实业遇到的重重困难，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但卢作孚秉持着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办实业、办教育、建设乡村，一步步走来。1926年，卢作孚历经艰辛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保证了企业健康迅速发展，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民生公司统一了川江航运，将曾经不可一世的外国轮船公司逐出了长江上游。民生公司创办后不久就显示出其在技术创新上的优越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1932年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千吨轮“万流”号触礁沉没，现场勘察的外国打捞权威束手无策。民生公司以较低价买下“万流”轮后，依靠自身研发的技术，将其打捞出水。继而接长船身，更新机器，投入营运。民生机器厂打捞修复“万流”轮的成功，震惊了航业界，成为当时一大奇闻。^[295]

1928年卢作孚开创了四川铁路发展的历史。是年，卢作孚从上海聘请丹麦工程师守尔慈勘测设计修建北川铁路。北川铁路总长18公里，克服种种困难，于1935年3月全线通车，结束了四川没有铁路的历史。北川铁路一直都在发挥着巨大作用，直到1963年，由于矿井转移，运输线路改道，北川铁路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296]

当然，除了上述的自强不息努力创新的事迹，卢作孚还创造了众多奇迹。如创造性地将一个盗匪横行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社会秩序安定的生产区域、文化区域和游览区域^[297]；创办中国西部科学研究院，援助内迁的科研机构；积极延揽国内外人才，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营等，以及前面所说的科学管理和民主管理等制度创新。正因为卢作孚有着超越于一己之利的商业理想，使他能够不因一时一地的困难、曲折而失去目标，丧失信心。这种理想激发着他内在的顽强意志，支撑他们去克服阻力，战胜困难，开拓创新，成就事业。他以实业为中心，以科学文化教育为基础，以对外开放为动力，创造了今天的企业家难以企及的实业成就、教育事业成就、乡村建设成就。

4.开放的国际视野

儒家文化强调“亲仁善邻”^[298]“协和万邦”^[299]，体现开放包容的思想和胸怀。正因为包容开放的胸怀，中华文化能够学习、借鉴佛教等外来文化，不断完善自身，成就了历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同样，因为开放的国际视野，近代儒商都创造了时代的伟业。

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者，张謇始终关注着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从世界大势中寻找贫弱的中国、偏狭的南通可能的发展机遇，发现可以借鉴的经验。他说，要能够洞悉明察“世界趋势、国家现状、地方大计”^[300]，用国家和民族的忧患危难来激发人民的觉悟，增长人民的智力，这样才能成就空前的事业。他一贯主张“办一县事，要有一省之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之眼光。”^[301]无论是探索实业救国的路径，还是引进西方科技文化及其人才；无论是在规划南通“地方自治”布局、经营乡里村落，还是推动地方产品走向国际，张謇一方面积极吸纳西方的经验、技术、人才，另一方面更以一种通达天下的胸襟、高瞻世界的眼光来把握趋势、超前谋划、创新格局。

张謇的“棉铁主义”发展战略，就是以世界市场为基础，开放思考的结果。在棉铁两业中，张謇进一步提出了优先发展棉纺织业的主张，他说实业发展的目标“在棉铁，而棉尤宜先”^[302]。可以说，正是立足开放的国际视野，张謇把握住了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确立正确的实业发展战略。但张謇的“世界眼光”并不是贪大求洋，他非常善于将西方经验因地制宜地用于本土实践，探索了一条内生型发展模式。张謇在南通大力实践其“棉铁主义”“棉尤宜先”战略，从棉纺织业入手，利用了本地资源优势，维护了民众生计，并抵制外来的经济掠夺。这种内生型发展模式和新旧产业的联进效应，奠定了产业集团化的发展基础，开创了南通工业化的成功之路，南通经济社会的各项事业在大生纺织企业的引导和支撑下得以全面进步。

同样，范旭东也有着开放的国际视野。创办永利碱厂，“公司负吾国化学工业先导使命，日夕未敢忘怀。”^[303]但“永久黄”（永利、久大和黄海社）的创业者们又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从不拒绝外国优秀的东西，积极向外国学习一切有用的东西。他们多数都是在国外留学后毅然返回报效祖国的。他们努力争取外国友好人士的支持，先后聘用过九名外国人承担技术工作，像美国工程师G·T·李等人对碱厂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304]

最值得称道的是，尽管曾经受制于西方纯碱制造技术的垄断，但一旦技术获得突破，范旭东却无私地将技术公布于天下，造福世界人民。1933年，“永久黄”发表《纯碱制造》一书，揭示了被世界制碱集团垄断了70年的苏尔维制碱诀窍。1943年，又公布《侯氏制碱法》一书，再一次把科技发明无偿公诸于世，为人类科技事业作出贡献。此外，“永久黄”还积极派出侯德榜等人，支援巴西、印度等国发展化学工业，扩大了国际间的技术交流。这已经不仅仅是开放的国际视野问题，而是更加高尚的家国天下情怀。

同张謇、范旭东一样，卢作孚也持有开放的国际视野。对卢作孚来说，其目标在于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这需要开放的胸怀，积极向发达国家学习。

一是积极引进需要的外国人才。1928年初，他聘请丹麦人守尔慈为北川铁路总工程师，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即完成了水岚娅到土地娅段长达八公里半的窄轨铁路建设，并正式通车运煤。

二是积极吸引外资。中国搞现代化应该而且必须利用外资，但利用外资必须以不损害中国主权为原则^[305]；“同时要考虑偿还能力”。^[306]当然，民生公司初创时，对公司的股权限制十分严格，即使在最困难时期，也不曾接受外国资本的投资。其目的是防止列强通过资本控制民生公司。

三是积极选派人才去发达国家进行培养。1937年，处级副经理以上41名高级管理经营人才中，有5人曾在国外留学，年龄都在30至40岁之间。^[307]1945年，民生公司又选派了工程师、船长、轮机长、技术员、经襄理及办事员等21人赴美国实习。以后又陆续派了一批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到英国和加拿大实习和考察。^[308]

四是积极与先进国家进行技术合作。1930年，与瑞典人郝满尔合作到青海调查昆虫；1931年与美国人苏密斯合作到宝兴调查动物^[309]；1934年与瑞典植物学家司密斯合作，到西康进行地区性的动植物调查。^[310]

五是直接引进先进技术。1936年，在遂宁产棉区，引进美国优质棉种进行试种；引入印尼爪哇甘蔗品种进行试种；引进良种桑苗五万株，桑秧二万株^[311]，等等。

5.勤俭的工作作风

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最古老的训诫。儒家强调，“勤以修身、俭以养德”^[312]，推崇“节用而爱人”^[313]。治生之祖的白圭就以节用爱人而垂范后世。这也是近代儒商最突出的品德之一。

张謇非常推崇勤俭。他认为，“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314]，是“可以立实业之本”^[315]，不节俭就难以维持和发展事业。针对当时列强的经济侵略和低价倾销现状，张謇更加重视勤俭，强调国内各工厂应通过节约，降低产品成本，从而改变民族资本企业在“商战”中的不利地位。^[316]在大生纱厂的稽查章程中，张謇特地列出“糟蹋”一条，规定“凡厂内外一切机件、花纱遗弃不检者，厂内查明当班司事何人、小工何人、当事女工何人，随时实记；厂外饬小工检拾，分别收藏。”^[317]

当然，勤俭也深深浸入张謇的生活之中。他一生衣食住行各方面均很节俭。“他穿的衣衫，有几件差不多穿了三四十年之久，平常穿的大概都有十年八年……每天饭菜，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客，向来不杀鸡。写信用的信封，都是拿人家来信翻了过来再用。”张謇常说，“应该用的，为人用的，一千一万都得不眨眼顺手就用；自用的，消耗的，连一个钱都得想想，都得节省”。^[318]他在家书中，也是常常叮嘱节俭之事。“每日菜蔬，一腥一素已不为薄”，一切“能少奢一分少一分”。^[319]张謇的勤俭精神，在今天看来，也是令人不胜感慨的。

无独有偶，范旭东也非常重视勤俭，认为勤俭既关系到事业的成败，也事关人的信誉。范旭东说：“事业的成功，必须做到清廉。为人清廉，极易博得他人的敬仰，做事亦易推行，任何事情我们能做到清廉两字，就是事业失败，尚可得人谅解，得人同情。”^[320]早在创办久大公司时，范旭东就为自己规定了三个原则：一是不利用公司的钱财谋私利；二是不利用公司的地位图私益；三是不利用公司的时间办私事。^[321]在几十年的创业活动中，他忠实地履行了这些信条。

生活中的范旭东更是勤俭至极。作为一个资产巨万的实业团体的领导人，范旭东的个人生活非常俭朴。“当公司总经理三十余年，出门不置汽车，家居不营大厦，一生全部精神，集中于其事业，其艰苦卓绝，稍知范先生为人者，胥能道之”^[322]。1938年，范旭东赴美采购设备，为添置行装煞费苦心，最后还是把他1912年到欧洲考察盐政时穿过的衣服找出，翻改了一下权作礼服^[323]。范旭东毕生勤俭，不贪物质享受，“他的生活之简单、朴实、规律和恬静是大家都欣羡敬慕的”^[324]。他没有为子女留下多少资产，范旭东死后，“有某机关人以为范先生创立偌大事业，必留有许多遗产，来相询问，殊不知先生生前两女公子赴美留学之学费已苦无法筹措，家族之生计，侄辈之教育，俱发生困难”。^[325]

范旭东自己不追求物质享受，但对员工的生活待遇则非常关注。久大精盐公司在兴建各盐厂之际，就“建筑工人住室，创办职工补习班，设立工人食堂、工人书报室等，以谋工友之福利，提高工人之生活”，“厂中有经济困难者，辄解私囊作将伯之助，而不以告人，即其太太亦并不之知”，对此，侯德榜指出，“范旭东的私德可与事业媲美”。^[326]范旭东的高洁品德，引无数人竞相追随，以至“追随工作至二三十年者比比皆是”^[327]。其中就包括陈调甫、侯德榜、李烛尘、余啸秋等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和企业家。

与张謇、范旭东一样，卢作孚同样极其推崇勤俭品德。卢作孚认为，中国人有两种美德是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民族的，“一个是勤，一个是俭”，它们是“两个有力的拳头，也是两把锋利的刀”；我们应“将就以前两把刀，铸成现代的大炮，不但要与现代国家比齐，还要超越了它”。为此就必须做到“大胆生产，小心享用”，“大胆生产之谓勤，小心享用之谓俭”。^[328]正是这种勤俭精神，卢作孚的民生航运公司不仅将列强驱逐出川江，还以此为基础，先后创办和投资了六七十个企业，使民生公司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

生活中的卢作孚同样极其勤俭。卢作孚对金钱物欲很是淡泊，长期与公司职工穿着同样的粗布制服，与公司职员一道就餐吃饭，夫人还做一些手工针线活补贴生活。他虽担任民生总经理，却没有一份股权，股东送给他的干股，他也从不领取红利。“作为一个创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的全国闻名人物，……他却从未抛弃他在普通人民中艰苦一生所形成的个人简朴习惯和谦逊品德”^[329]。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都没有为自己谋过私利，没有财产，没有储蓄，没有片瓦，没有寸地。^[330]终其一生，卢作浮始终把服务社会、富强国家作为自己的使命，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梁漱溟赞誉他“可比于古之贤哲”，而被评为世界十大名人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更是高度赞誉他是“一位完人”。^[331]

孔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者，岂止是君子，乃是圣人。张謇、范旭东、卢作孚历经艰辛创办实业，其初心使命就是救国救民，完全没有任何个人利益的追求，他们将中华商道精神弘扬到极致，如同子贡、范蠡、白圭一样，令人高山仰止，是一代伟大儒商，无愧于我们今天企业家的典范和楷模，将世世代代为后人所铭记、敬仰和学习。

【注释】

[1]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2]《易经·系辞》

[3]吴慧：《中国古代商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4]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复兴》，《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盛洪：《儒学的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页。

[5]吴慧：《中国古代商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6]吴慧：《中国古代商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7]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复兴》，《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盛洪：《儒学的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页。

[8]吴慧：《中国古代商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9]《战国策·齐策一》

[10]《管子·乘马》

[11]《战国策·赵策》

[12]《史记·货殖列传》

[13]葛荣晋：《儒家“三达德”思想与现代儒商人格塑造》，《学术界》2007年第6期。

[14]杜维明：《儒商之道》，《理念与新知》2012年第2期。

[15]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6页。

[16]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7页。

[17]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6页。

[18]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204页。

[19]盛洪：《儒学的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第222页。

[20]盛洪：《儒学的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第215页。

[21]《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22]《商君书·定分》

[23]《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24]《荀子·王制篇》

[25]《史记·货殖列传》

[26]《六韬·文韬》

[27]《管子·小匡》

[28]《战国策·齐策一》

[29]《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30]《史记·货殖列传》

[31]《荀子·法行》

[32]同上

[33]同上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5页。

[35]《论语·阳货》

[36]《史记·货殖列传》

[37]同上

[38]《史记·太史公自序》

[39]《孔子家语·贤君》

[40]《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41]同上

[42]吴慧：《中国古代的商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43]《左传·韩昭公十六年》

[44]《史记·循吏列传》

[45]杞子兰：《子产：恪守中国的“汉谟拉比法典”》，《躬耕·天下豫商》2008年第7期。

[46]吴慧：《中国商业政策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47]夏勇：《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173页。

[48]夏勇：《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178页。

[49]姜正成主编：《儒商鼻祖子贡》，中国财富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

[50]《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51]韩永学：《浙商文化研究》，哈尔滨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52]《史记·货殖列传》

[53]石世奇、郑学益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134页。

[54]《史记·秦始皇本纪》

[55]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大孚出版社1947年版，第47页。转引自石世奇、郑学益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

[56]《史记·秦始皇本纪》

[57]《汉书·食货志》

[58]许倬云：《中西文明的对照》，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4—75页。

[59]《汉书·食货志上》

[60]吴慧：《中国商业政策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

[61]吴慧：《中国商业政策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62]《史记·货殖列传》

[63]吴慧：《中国古代商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64]吴慧：《中国古代商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1页。

[65]石世奇、郑学益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66]吴慧：《中国商业政策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

[67]《资治通鉴·汉纪》

[68]《商君书·去强》

[69]《商君书·农战》

[70]《商君书·壹言》

[71]石世奇、郑学益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72]《商君书·农战》

[73]《商君书·外内》

[74]《商君书·去强》

[75]《商君书·外内》

[76]《论积贮疏》

[77]《汉书·食货志》

[78]《新书·瑰玮》

[79]《论积贮疏》

[80]同上

[81]《新书·瑰玮》

[82]石世奇、郑学益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页。

[83]《史记·货殖列传》

[84]石世奇、郑学益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

[85]吴慧：《中国商业政策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86]同上

[87]吴慧：《中国商业政策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0—47页。

[88]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267页。

[89]吴慧：《中国古代商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90]吴慧：《中国古代商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91]万志英：《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崔传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4页。

[92]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页。

[9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页。

[94]白居易：《策林·二十·平百货之价》

[95]沈垚：《落帆楼文集》，嘉业堂刻昊兴丛书本卷24。

[96]万志英：《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崔传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4页。

[97]郑颖慧：《论宋代商品经济的新发展》，《保定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98]万志英：《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崔传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0页。

[99]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8页。

[100]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204页。

[10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

[102]许倬云：《中西文明的对照》，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页。

[10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261页。

[104]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8页。

[105]万志英：《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崔传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9页。

[106]吴慧：《中国商业政策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130页。

[107]吴慧：《中国古代商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

[108]吴慧：《中国商业政策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0—135页。

[109]石世奇、郑学益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9—290页。

[110]里为非法定计量单位，1里=500米。——编者注

[111]《元史·耶律楚材传》

[112]吴慧：《中国商业政策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页。

[113]吴慧：《中国古代商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55—56页。

[114]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4页。

[115]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九。

[116]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7—352页。

[117]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53页。

[118]林大雄：《传统中国商人的文化洞察》，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119]王阳明：《阳明全书》卷二十五

[120]王献芝：《休宁汪氏统宗谱》卷一一六，《弘号南山行状》。

[121]李塨：《〈平书〉订》卷十一。

[122]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五，《市籴之令》。

[123]同上

[124]石世奇、郑学益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页。

[125]《明夷待访录·田制三》

[126]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五，《市籴之令》。

[127]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二十六，《铜楮之币上》。

[128]石世奇、郑学益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1页。(www.daowen.com)

[129]唐甄：《潜书》下篇，《富民》。

[130]同上

[131]李塨：《〈平书〉订》卷十一。

[132]唐甄：《潜书》下篇，《富民》。

[133]同上

[134]石世奇、郑学益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2—444页。

[135]吴慧：《中国古代商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66—69页。

[136]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137]沈思孝：《晋录》。

[138]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

[139]何良俟：《四友斋丛说摘抄》卷三，《纪录汇编》卷十六。

[140]《同州府志》卷二十一，《风俗》。

[14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页。

[142]吴慧：《中国古代商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

[143]吴慧：《中国古代商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70—71页。

[144]吴慧：《中国古代商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

[145]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3页。

[146]万志英：《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崔传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07—308页。

[147]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7页。

[148]万志英：《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崔传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26页。

[149]吴慧：《商业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页。

[150]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1页。

[151]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2页。

[152]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90页。

[153]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91页。

[154]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02—211页。

[155]朱熹：《朱子文集》卷二十四。

[156]《论语·宪问》

[157]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12页。

[158]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91页。

[159]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12—213页。

[160]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470—471页。

[161]《孟子·离娄章句上》

[162]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11页。

[163]吴慧：《中国古代商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页。

[164]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13页。

[165]吴慧：《中国古代商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

[166]吴慧：《中国古代商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142页。

[167]吴慧：《中国古代商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页。

[168]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7页。

[169]张星：《鸦片战争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特点及现实启示》，《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170]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81—483页。

[171]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81页。

[172]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4—478页。

[173]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2页。

[174]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95—432页。

[175]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5—476页。

[176]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5—476页。

[177]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1—62页。

[178]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2017年版，第477页。

[179]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解读新时代的关键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7—58页。

[180]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8—479页。

[181]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80页。

[182]同上

[183]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解读新时代的关键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1页。

[184]文化是器物、制度和价值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这同前面说的文化是物质文化、制度（组织）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是同一回事。

[185]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186]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

[187]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188]陈独秀：《本志罪安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

[189]同上

[190]同上

[191]许倬云：《中西文明的对照》，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4页。

[192]严复：《与熊纯如书》七十五，《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92页。

[193]严复：《与熊纯如书》七十五，《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68页。

[194]严复：《与熊纯如书》七十五，《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8页。

[195]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04页。

[196]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07页。

[197]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

[198]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6页。

[199]虞和平：《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经济及社会》，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200]郑大华点校：《新政真诠——何启 胡礼垣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转引自马敏：《近代儒商传统及其当代意义——以张謇和经元善为中心的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201]《商务总会欢迎海军大臣感书》，《申报》1909年9月1日第3版。转引自马敏：《近代儒商传统及其当代意义——以张謇和经元善为中心的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202]《成都商报》，第二册，“杂俎”，三。转引自马敏：《近代儒商传统及其当代意义——以张謇和经元善为中心的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203]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90页。转引自马敏：《近代儒商传统及其当代意义——以张謇和经元善为中心的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204]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8页。

[205]曹从坡等主编：《张謇全集》第1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206]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30—731页。

[207]曹从坡等主编：《张謇全集》第5卷（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1页。

[208]《论实业所以救亡》，《东方杂志》1904年第8期。

[209]曹从坡等主编：《张謇全集》第1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8页。

[210]《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1页。

[211]马敏：《近代儒商传统及其当代意义——以张謇和经元善为中心的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212]邹进文主编：《新编经济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第6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1—62页。

[213]邹进文主编：《新编经济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第6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3—64页。

[214]万志英：《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崔传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26页。

[215]邹进文主编：《新编经济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第6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4页。

[216]虞和平：《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经济及社会》，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5年版，第23—24页。

[217]虞和平：《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与中国资产阶级完整形态的形成》，《历史档案》1986年第4期。

[218]虞和平：《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经济及社会》，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7页。

[219]《无商法之弊害》，《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1年第1号。转引自虞和平：《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经济及社会》，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5年版，第27—28页。

[220]虞和平：《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经济及社会》，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5年版，第43—44页。

[221]虞和平：《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经济及社会》，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5年版，第44—45页。

[222]万志英：《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崔传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39—340页。

[223]万志英：《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崔传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40页。

[224]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7月2日，第2版。

[225]寿乐英：《一代儒商 万世师表——第三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工商》2000年第10期。

[226]张春华：《工业先导——记早期化学工业先驱范旭东先生》，《中国农资》2005年第5期。

[227]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0页。

[228]崔之清：《张謇与海门——早期现代化思想与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229]潘岳：《张謇是谁》，转载自庄安正：《张謇与近代百位名人》，环境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序，第2页。

[230]潘岳：《张謇是谁》，转载自庄安正：《张謇与近代百位名人》，环境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序，第4—7页。

[231]章开沅：《张謇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232]章开沅：《张謇感动中国——纪念啬翁诞生150周年》，《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233]章开沅：《张謇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234]虞和平：《张謇：中国近代“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拓荒者》，《旗帜》2020年第12期。

[235]张謇：《张謇全集》卷5，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236]马敏：《近代儒商传统及其当代意义——以张謇和经元善为中心的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237]邓正琦：《中西企业家经营理念个案比较研究》，《重庆师院学报》1996年第4期。

[238]黄汉瑞：《回忆范先生》，《海王》旬刊18年第20期。转引自李玉：《传统文化与近代民族实业家的创业精神》，《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2期。

[239]李玉：《创业先驱：范旭东大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8 年版，第363—364页。

[240]张克生：《我国早期企业文化的结晶——“永久黄四大信条”》，《道德与文明》1994年第2期。

[241]《久在精盐公司二十年来之回顾及将来之展望》，《海王》1934年新年特刊，第3页，转引自曾凡英主编：《盐文化论丛（第一辑）》，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7页。

[242]侯德榜：《追悼范旭东先生》，《科学》第28卷第5期，1946年10月版，第235页，转引自曾凡英主编：《盐文化论丛（第一辑）》，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2页。

[243]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445页。

[244]凌耀伦：《民生公司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页。

[245]《中山舰及武汉会战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399页。

[246]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 450页。

[247]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

[248]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 450页。

[249]《周易·系辞传》

[250]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251—252页。

[251]张克生：《我国早期企业文化的结晶——“永久黄四大信条”》，《道德与文明》1994年第2期。

[252]李祉川等：《祖国 事业 科学 人才——纪念实业家范旭东》，《纯碱工业》1984年第6期。

[253]熊秋良：《传统文化与范旭东的创业精神和经营思想》，《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5期。

[254]李祉川等：《祖国 事业 科学 人才——纪念实业家范旭东》，《纯碱工业》1984年第6期。

[255]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256]卢作孚：《卢作孚文选》，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页。

[257]卢作孚：《卢作孚文选》，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

[258]卢作孚：《卢作孚文选》，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页。

[259]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260]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

[261]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372页。

[262]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263]刘重来、周鸣鸣：《三位耄耋老人的怀念和敬仰——卢作孚人格魅力一瞥》，《人物》1999 年第11 期。

[264]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5页。

[265]凌耀伦：《卢作孚的管理思想及其在民生公司中的应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66]凌耀伦：《卢作孚的管理思想及其在民生公司中的应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67]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6页。

[268]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1—582页。

[269]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4页。

[270]杨国誉：《卢作孚的创新管理及其思考》，《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

[271]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4页。

[272]同上

[273]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5页。

[274]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275]徐英华：《民生公司的人本管理》，《经济与管理》2007年第5期。

[276]凌耀伦：《卢作孚的管理思想及其在民生公司中的应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77]汪洋：《近代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以张謇和卢作孚为中心的考察》，《湖南医科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278]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11页。

[279]张謇：《张季子九录·专录》（卷1），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32页。

[280]王敦琴：《张謇研究百年回眸》，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281]同上

[282]李祉川等：《祖国事业科学人才——纪念实业家范旭东》，《纯碱工业》1984年第6期。

[283]李玉：《传统文化与近代民族实业家的创业精神》，《中华文化论坛》第1996年第2期。

[284]同上

[285]凌耀伦：《民生公司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286]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6页。

[287]凌耀伦：《卢作孚与民生公司》，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288]《诗经·大雅·文王》

[289]《易经》

[290]《礼记·大学》

[291]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9页。

[292]范旭东：《久大二十周年纪念述怀》，转引自邓正琦：《中西企业家经营理念个案比较研究》，《重庆师院学报》1996年第4期。

[293]黄汉瑞：《回忆范先生》，《海王》旬刊第18年第20期，转引自李玉：《论范旭东企业家素质》，《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4期。

[294]熊秋良：《传统文化与范旭东的创业精神和经营思想》，《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5期。

[295]刘岸冰：《中国近现代航运企业家精神的构建与实践——以卢作孚与董浩云为例》，《上海党史党建》2021年第1期。

[296]杨光彦等：《卢作孚与中国现代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297]凌耀伦：《卢作孚与民生公司》，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298]《左传·隐公六年》

[299]《尚书·虞书·尧典》

[300]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496页。

[301]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297页。

[302]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8页。

[303]《海王》第6年第27期，1934年6月10日版，第418页。转引自曾凡英主编：《盐文化论丛（第一辑）》，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7页。

[304]张克生：《我国早期企业文化的结晶——“永久黄四大信条”》，《道德与文明》1994年第2期。

[305]杨光彦等：《卢作孚与中国现代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9页。

[306]杨光彦等：《卢作孚与中国现代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307]凌耀伦：《民生公司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

[308]凌耀伦：《民生公司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309页。

[309]杨光彦等：《卢作孚与中国现代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

[310]杨光彦等：《卢作孚与中国现代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311]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207—208页。

[312]《诫子书》

[313]《论语·学而》

[314]张謇《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页。

[315]徐静玉：《试论张謇儒商精神的特点》，《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316]同上

[317]同上

[318]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344页。

[319]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500页。

[320]《永利厂史资料》第一卷。转引自邓正琦：《中西企业家经营理念个案比较研究》，《重庆师院学报》1996年第4期。

[321]张同义：《范旭东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322]黄汉瑞：《回忆范先生》，《海王》第18年第20期。转引自熊秋良：《传统文化与范旭东的创业精神和经营思想》，《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323]同上

[324]同上

[325]侯德榜：《追悼范旭东先生》，《科学》第28卷第5期，1946年10月版，第235页。转引自曾凡英主编：《盐文化论丛（第5辑）》，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2页。

[326]侯德榜：《追悼范旭东先生》，《科学》第28卷第5期，1946年10月版，第235页。转引自曾凡英主编：《盐文化论丛（第5辑）》，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2页。

[327]李金沂：《范公旭东生平事略》，《海王》第18年，第18—19期，1946年3月20日版，第108页。转引自曾凡英主编：《盐文化论丛（第一辑）》，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2页。

[328]卢作孚：《大胆生产，小心享用》，《北碚月刊》第1卷1937年第5期。

[329]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316页。

[330]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444—445页。

[331]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