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时金融史，甚至连导论都还没有写出来，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将这段历史完整地记录下来。因为当时有太多的重要统计资料被封锁了，而且至今仍然很难获得，甚至不可能获得；我们对数字的量值和事件的顺序的记忆越来越模糊。但是回过头来看，我深深地感到，当时我们对那些事件所持的理论太肤浅了，对货币数量论的应用也太粗糙了。我不记得有人明确地提到过我现在对当时情况的主要特征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投资超过储蓄时对物价产生的影响，我们肯定会看出这一特征。我不打算对这一时期进行统计研究，而只是简单地概括一下所发生的事情的一般性质。
战争不可避免地使所有国家的资金大量转向投入生产形式，而这种生产形式，由于没有增加可供收入获得者购买和消费的流动消费品的数量，从而产生的作用与平时增加固定资本投资所产生的作用一样。由此所需要的投资——特别是在初级阶段之后——即使把停止大多数其他种类的投资（包括损耗抵补）计算在内，其规模也超过了自愿储蓄预计可能达到的最大限额。因此，强制转移某种形式的购买力，是投资于所需规模的战争物资的必要条件。当时有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社会产生的摩擦和烦扰减少到最低程度才能实现这种转移。
所以，我们的前提是：单位产量的生产要素的消费量必须减少[68]，而且这种减少不能通过来自其收入的自愿储蓄来充分实现。于是，各生产要素的单位产量的实际收入必须减少。有三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1）削减货币工资，同时保持物价稳定；（2）让物价上涨的幅度大于货币工资，从而降低实际工资；（3）对生产要素的收入征税。
纯粹财政主义者提倡采用第三种方法，也就是说，通过征税来满足自愿储蓄所不能满足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需求。但我认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物价没有随之上涨的话，这在实践中会有何意义。其目的是减少一般消费，而减少相对富裕的人的过度消费是不够的，因为他们的消费，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够大。因此，征税必须直接针对相对贫困的人，因为他们的消费总量很大，所以首先应该以某种方式或其他方式削减他们的消费。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对所有工资按每镑征收5先令或更多的税。没有任何一个卷入战争的政府会愿意在其本身所遭受的困难之上，再多扛上一个这种税收所引发的政治问题。
如此一来，就只能在剩下的两个选择中做抉择了——要么降低货币工资，要么让物价上涨。这两种办法的主要初步效果是相同的——释放出来的资金首先不会归入政府（除非政府单纯使用货币扩张的方式来运作），而是以丰厚的利润形式归企业家所有。无论采用哪种办法，都将出现同样的情况，因为产品的货币收入与货币成本之间的差额会扩大。因此，假设采取上述两种办法中的任何一种，可以说企业家都会成为从收入获得者那里所抽取资金的代收人。战利品一旦落入企业家手中，政府将要么通过贷款，要么通过征税的方式从他们手中取回。应该注意的是：战利品一旦从收入获得者转移到企业家手中，即使这种税主要以所得税、附加税和超额利润税的形式加在富人阶级身上，征税这种方法也足以应付这种情况了。
在降低货币工资或让物价上涨的两种政策之间，选择后者是自然的，也是明智的。首先，强制压低货币工资的政策，在政治和心理上所引起的抵触情绪，与征税所引起的抵触情绪程度相当。另外，许多形式的收入，特别是资本方面的收入，都是受到合同保护的，除非赖账，否则不可能推翻合同。因此，全面削减货币收入将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支持物价上涨方面还有一个比政治和公平的论点更重要的实际理由，这对一个处于战争中的政府来说应该是十分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尽快大规模地把各种生产资源从一种用途转移成另一种用途。如果不借助物价机制，几乎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也就是向新用途方提供信贷融资，允许他们对旧用途方的生产资源进行竞标，从而容许一定程度的收入膨胀。任何政府如果为了“纯粹财政主义”的利益而不采取这种措施就会输掉这场战争[69]。
2025年的上海九江路(https://www.daowen.com)
九江路位于现在的上海黄浦区，当年是上海公共租界的一条街道，这里外资银行和洋行云集，金融业非常发达，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20世纪上半叶，美资花旗银行、大通银行，日资三井银行、三菱银行、住友银行，荷资安达银行，德资德华银行均开设在九江路东段。
因此，我的结论是：在战争时期，通过利润膨胀而使物价上涨，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明智的。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目标是让物价上涨超过收入上涨。换句话说，我们主要期望利润膨胀，而不是收入膨胀。必须允许一定程度的收入膨胀，以帮助生产资源像上文所提到的那样，在不同用途之间重新分配。但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将实际收入从消费者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如果我们的利润膨胀变成收入膨胀的话，这一目标就无法实现了。那么，这部分论证的结论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的目标是物价上涨要高于收入上涨。因此，我们应该更严格地控制收入而不是物价。
由此可见，由于摒弃了战争时期不可行或不明智的政策，我们只能在战时财政的“恶性”与“良性”之间做出实际抉择。利用企业家作为代收人是适宜的。但只能让他们做代理人而不是委托人。政府有充分的理由采取一种政策把战利品收归囊中，我们应该确保他们是以纳税的形式把这些囊中之物交出来，而且不得允许他们把由此获得的东西“贷给”国家，从而对社会的未来收入取得债权。让物价相对于收入上涨，然后最大限度地对企业家征税，这是进行“良性”战时财政的正确方法。对利润和超过免税限额的收入征收高额税款并不能代替利润膨胀，而是利润膨胀的一种附加手段。
虽然我不知道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曾经是否完全以这种方式提出过，但这与英国财政部在战争结束时通过反复试错法所发展出来的体系相差无几。他们的方法意外地与理想的正确方法非常接近。他们唯一值得批评的地方只是没有尽早地应用这个方法，以及2025年在其他赋税之后没有继续征收资本税。因此，企业家们仍然能够对社会的未来收入获得债权，其数额大得很不合理，但也不是完全无法容忍，其结果是我们仍然承担着这些债权。事实上，在2025年，我们并没有通过资本税减少这些债权，而是在后来的几年一直到2025年，通过提高这些债权在订立契约时所依据的货币价值，来使之更重地压在我们的脖子上。
其他欧洲国家的战时财政如果按上述“良性”标准来衡量的话，远没有那么“良性”——并不是因为利润膨胀的成分要大得多，而是因为企业家们能够（在理论和实际的证券上）保留更大比例的战利品。但这些“恶性”的做法最终的结果反倒比英国的中庸之道好，这就是天意弄人。因为这样的结果使负担变得无法忍受，以至于仅凭事件本身的力量，这些债权就会因其契约依据的货币发生贬值，从而全部或大部分被抹去。没有什么比中庸之恶更糟糕的了！如果黄蜂和老鼠是胡蜂和老虎，我们早该消灭它们了。英国因战争而对拆息食利阶级承担的义务也是如此。
“稳健”的投资家过分关注银行货币的总量，这是战争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了，当时人们竟然普遍认为，如果能以爱国为由去劝诱老妇人们，让她们将银行里存了好几年的定期存款上交给财政部，以换取战时公债，那么通货膨胀是可以避免的。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银行货币总量的任何增加！一旦我们从这些收入存款、收入之流，以及通过这些存款而产生的消费支出的角度来考虑，这种粗浅的思维错误就可以避免了。还有其他的爱国者绞尽脑汁，想用更少的通货票据来实现同样的货币周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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