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齐商文化的概念与内涵

文化在广义上指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价值体系，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狭义上指人类的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创造成果。在商业文化中，被交换的物品只是一种物质存在，它本身不是文化，但当商业出现，人类由交易而发明了货币、度量衡，创造了与每个历史时期相对应的商品经济政策与思想，那些围绕商业活动而诞生的人类创造，就是商业文化。由此，对齐商文化从这一角度加以理解，就变得较为清晰了。

齐商文化是什么呢？笔者认为，狭义上讲，齐商文化是自姜太公立国之始，齐国历代统治者所推行的重商国策，以及在这一政策下后世齐地齐人的工商业发展现象；而从广义上讲，齐商文化的内容非常广泛，它是由齐商创造的文化，包括由此衍生而来的一切思想、行为等内容，是齐商在长期商业经营活动中创造的，经由历史凝聚、沿传和流变而形成的经营谋略、商业品德、风俗风范等一系列的文化品格与精神气度，既包括衣食住行的用品用具等物质层面的内容，也包括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礼仪法度等制度层面的内容，还包括思想文学、情感意识、精神追求等精神层面的内容。因此，本书中所涉及的齐商人物、典故、发展演变、特点特质以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等，都属于齐商文化的范畴。

（二）齐商文化的演变历程

齐商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与齐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大略一致，在近代以前主要分为两大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西周至秦朝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汉代至明清时期。齐商文化的精神内质在这两个时期截然不同，大相径庭，应该说它以汉代齐鲁文化的正式交融为分界线，发生了巨大转变。齐商文化真正意义上的繁荣时期存在于它的第一个历史时期中，也就是它作为齐国这一诸侯国的商业文化而独立存在的两周时期。这时的齐商是对应齐国这一诸侯国别而存在的，其政治属性较为显著，开放变革等特质使它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笔墨，也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思想财富。

齐国存在的时间是从公元前1046年姜太公封齐建国开始，至公元前221年齐国为秦国所灭结束。而从文化渊源的角度，齐文化的存在时间，则上可追溯至距今8000多年的东夷文化时期，下可延续至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这也就是齐文化发展的第一个历史时期。而齐文化存在的空间，则包括今天的鲁北、鲁中及山东半岛地区，也就是“海岱之间”的山东地区。齐商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中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一历史时期，齐商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齐太公立国至“桓管改革”。

齐文化的源头是东夷文化。东夷，指生活在中原以东地区的东方部族。其生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山东全省以及河北、河南、江苏等省的部分地区。东夷族同华夏族一样，也有高度发达的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齐商文化正是在这里崛起，它最初的奠基者，就是齐国的第一位君主姜太公。姜太公，名望，字尚父，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韬略家。他辅助周文王、周武王伐商建周，因首功被封于齐，定都营丘。姜太公建立齐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治理国家、安定民心的措施。

齐国建立之初，政权尚不稳固，人心还未归附，为安定社会秩序，姜太公下令诛杀了以所谓的“仁义”乱齐的司寇营汤和以不合作方式对抗齐国政权的“贤人”狂矞、华士兄弟，使齐国迅速安定下来。为缓和新政权与当地居民的矛盾，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姜太公推行“因其俗，简其礼”^[2]的开明政策，“俗”即“夷俗”，是东夷人的传统民风民俗，“礼”即“夷礼”，是东夷人的礼仪制度。姜太公并没有强制推行周王朝所重视的全部周礼，而是从齐地实际出发，尊重和保留了一部分东夷人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做到使周礼与齐地文化风俗两者兼顾，并行不悖，务实地创造了让齐民乐于接受的新的文化制度，极大地缓和了国内冲突。不仅如此，姜太公还推行“尊贤尚功”的政策，任人唯贤，而不拘于出身，他选拔了一批具有真才实能的人才为官，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阶层上升的途径，也缓和了国内各阶层的矛盾。在经济上，姜太公倡导“农工商并举”“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3]的宏观战略。齐国的土地盐碱化程度严重，不具备完全以农业立国的客观条件，但与此同时，齐国国内的矿藏、鱼盐等资源十分丰富，有条件发展冶炼业、丝麻纺织业、鱼盐业等手工业，因此，自立国之初，姜太公就沿袭东夷地区的重商传统，在保证农业发展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大力发展手工业，并将重商传统发扬光大，利用齐国交通的便利，与列国开展贸易活动。于是，齐国制造的冠带衣履畅销天下，鱼盐之物流通列国，其他国家的财富都流向了齐国，各类人才也络绎不绝地汇聚到齐都营丘，诸侯们纷纷前来朝拜，齐国实现了强盛繁荣，逐步发展成为雄居于东方的富国、强国。

春秋前期，齐国的国力衰退，实力不及建国之初，急需改革图强。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颇具识人之明的齐桓公，没有计较曾经的“一箭之仇”，任用贤相管仲，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大力推行富国强兵之策，开启了齐国上最辉煌的一段历史。管仲改革推行的是一套全方位的整体方案，方方面面相互关联。在国家的整体布局规划上，管仲推行了“四民分业”“三国五鄙”制度，将人民按照职业进行划分，对土地划分行政层级进行规整，并有把人民合理有序地安置在相应的土地上，进行管理。在经济领域，齐国也推出了一系列有效的方案。在农业方面，齐国推行“相地而衰其政”的土地税收政策，实现了土地和税收制度的差异化与合理化，调动了人民的劳作积极性。在工商业方面，齐国一方面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机制，推出了实行盐、铁专卖的“官山海”，设立了掌管财政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对货币和盐、铁等国家的支柱产业进行把控；另一方面放宽经济发展政策，鼓励贸易发展，提出了减少贸易税款的“关市讥而不征”等制度，使齐国经济稳步繁荣。在外交上，管仲建议齐桓公要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意思是尊重周天子的最高政治地位，维护周王室的政治统治和外交安全，联合各诸侯国，共同抵御戎、狄等少数民族对中原华夏族的侵扰，使海内诸侯纷纷归附。在军事方面，齐国强调“作内政而寓军令”的“寓兵于农”政策，结合“三国五鄙”的制度，将军事编制隐于行政编制之中。此外，《管子·入国》中还系统地提出了中国最早的社会福利思想，即“九惠之教”，其内容主要包括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疾、通穷、振困、接绝九个方面，使百姓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管仲的全方位改革，使齐国出现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富庶的局面，逐步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从而为齐桓公称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召集宋、陈、卫、郑等国在鄄地会盟，齐国的霸主地位首次得到了列国的承认。公元前667年，周惠王的代表召伯廖以天子之名向齐桓公授予“侯伯”的头衔，正式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之后的十余年间，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之名，多次发起会盟与战争，公元前651年的葵丘之会，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4]实现了齐桓公春秋首霸的伟业。齐国霸业的成就促进了中原各国间的经济融通与文化融合，齐文化也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真正成了兼容并蓄的开放型文化。这时，齐文化在列国之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为东方文化中心由鲁国向齐国的转移，以及齐鲁文化的充分交融奠定了基础。

从姜太公时期的工商立国之策，到管仲的系列改革措施，齐商文化在开放宽松、务实变通的政策推进下迅速成长和成熟，表现出极大的活力，齐商和齐商文化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www.daowen.com)

第二个阶段：春秋后期至“威宣盛世”。

齐文化的第二次高潮，是在战国齐威王和齐宣王时期。父子二人励精图治，使齐国的国力达到了战国时期的鼎盛阶段。

公元前356年，齐威王田因齐即位。他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使齐国国力达到战国时期的高峰，实现了国富兵强，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他任人唯贤，重用稷下先生淳于髡、邹忌、檀子、田盼、黔夫、种首等贤臣，将人才比作“国宝”，并积极接受劝谏，励精图治。同时整顿吏治，惩治了碌碌无为、贿赂官员以求赞誉的官吏，又对遭受毁谤却政绩优秀的官吏奖励一万户的封邑，形成了有过当罚、有功当赏的风气。此外，他广开言路、善于纳谏，下令无论当面指出国君过失，还是上奏章规劝国君，抑或在朝廷或街市中议论国君过失的人，都给予奖赏。此外他实行军事改革，编辑成《司马穰苴兵法》。齐威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公元前354年的桂陵之战、公元前342年的马陵之战，两胜当时的强国魏国；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尊齐威王为王，这就是历史上的“徐州相王”。徐州相王之后，齐威王成了真正的霸主，齐国也“最强于诸侯”，达到了历史上第二个实力高峰。

齐威王去世后，他的儿子齐宣王即位。他在位期间，胸怀“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5]的雄心壮志，励精图治，力图统一天下，使齐国始终处于与秦国分庭抗礼的地位。齐宣王尊重知识、招揽人才，进一步扩大了始建于田齐桓公时期的稷下学宫，采取了更加开明的政策。首先，他给稷下先生们很高的政治地位，赐予邹衍、淳于髡、田骈等人上大夫之位，并为他们建高门大屋，给予很高的俸禄和物质优待。其次，他让稷下先生参与国事，赋予他们制定法规制度、执行外交以及建言献策的权力，经常向他们征询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和看法。这一时期，稷下学者著书立说，百家争鸣，进行论辩与交流，稷下学宫空前活跃，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创造性十分高涨。可以说，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其规模之大、人数之众、学派之多、争鸣之盛，达到了其发展史上的巅峰。

齐宣王执政时期，齐国经济最为发达，军事最为强盛，人民最为富庶，文化最为繁荣，齐文化的发展达到了巅峰。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全国的文化中心，齐国的学术成果丰富繁硕，且许多思想开创了历史先河，如阴阳五行学说大家邹衍创立了“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稷下黄老学派创立了以道法合一为基本特征的黄老之学；孟子、荀子将齐文化与旧儒学融合，形成了新的儒学等。这一时期，世界上最早的足球——蹴鞠，出现在齐宣王执政时期，《管子》《晏子春秋》《六韬》《孙膑兵法》等著作也诞生于此时。在齐国全方位的强盛之中，齐商文化也呈现鼎盛之势。当时的齐都临淄是中国最大的商业都市之一，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市井繁华为列国之最，临淄城成了国际大都市，各国、各地区的特产都能在齐国的市场买到。据《战国策·齐策》记载：“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齐国商业之繁荣可见一斑。

第三个阶段：战国中衰至齐国灭亡阶段。

齐闵王在位的前期，依旧继承了前两任齐王的宏图大志，励精图治，使齐国继续保持了东方强国的地位。但到齐闵王后期却发生了很大转变，他狂妄骄纵，穷兵黩武，导致内外树敌，引来了灭国杀身之祸。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率领燕、赵、韩、魏、秦五国伐齐。济西一战，大败齐军，之后各国军队退去，乐毅率燕军乘胜追击，攻破齐都临淄，并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攻占了齐国70余座城池，齐国仅剩下了即墨和莒邑两座城池未被攻破。齐闵王仓皇出逃，被楚国大将淖齿杀死。之后齐闵王之子田法章继位，称齐襄王，守莒抗燕。公元前279年，齐地即墨的守将田单智摆火牛阵，又通过连环计谋大破燕军。随后乘胜追击，很快收复了齐国之前失去的领土，并去莒城迎接齐襄王田法章回都临淄。经此一劫，齐国元气大伤，虽然田单复国成功，但齐国国力再也没有恢复到强盛时期的状态，丧失了与秦国一较高下的实力，齐文化就此衰落。齐襄王是一位胸无大志的君主，他在位时信用佞臣、忌惮田单，偏安自守，碌碌无为。公元前265年，齐襄王去世，他的儿子田建继位，史称齐王建。齐王建更加懦弱无能，一切国家大事全部由母亲——君王后决断，这一时期，齐国衰败没落，而秦国的实力已然雄踞于列国之上，为保存实力，齐国采取“事秦谨”^[6]的政策，坐视秦国逐渐攻灭列国，不肯加以援手，最终于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率军击齐，齐王建束手投降，至此齐国灭亡。虽然齐国被秦国所灭，但齐文化却没有随着国家的灭亡而迅速消亡，它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对秦乃至西汉前期的文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从战国中期开始，齐商文化的发展趋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时期，随着各国工商业的繁荣发展，列国商贾的势力迅速壮大。在经济上，商贾盘剥农民，导致农民生活艰难，大量农民弃农从商，社会动荡不安；在政治上，许多富商巨贾形成势力，开始弄权，严重威胁到统治者的利益；在民俗风气上，逐利思想日盛，导致不良社会风气出现，百姓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权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纷纷开始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尽管齐国的工商业政策始终在列国之中较为开明和宽松，但齐国统治者也出台了与商人争利的各种措施。齐国商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制约，但就整体而言依然呈现兴盛的状态，并且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两汉时期。

秦灭六国之后，齐文化融入了大一统的潮流之中。尽管在秦汉时期，齐商文化依然迸发出较为强劲的生命力，对秦朝和汉代初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随着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奉行，齐商文化终归逐渐与鲁文化中的儒学思想相融合，不再以独立的商业文化形式存在。齐、鲁两国文化自诞生之日起便拥有天时地利的自然渊源，且始终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交流与交锋，相互渗透，因此秦汉时期齐鲁文化的融合成了历史的必然。而齐商文化也随之与儒学思想合流，形成了后世的齐鲁商业文化。至此，齐商文化完成了它的历史转型，其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正式结束。

汉代以后，齐鲁商业文化进入了漫长的发展期。齐鲁文化由地域文化逐渐向主流文化过渡，齐商文化不再以单独的形态出现，而是以齐鲁商业文化这一新的形式呈现出新的特点，也在后世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发展。比如，隋唐时期之后，尤其是宋元时期新儒学的兴起，由于山东多出大儒，齐鲁文化的地位更加彰显。同时，由于唐宋时期商品经济较之汉代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更大程度的发展，齐鲁地区的商业发展迎来了再次繁荣，一批城市和新兴的市镇都出现了日趋繁盛的景象。这一时期齐鲁地区的海外贸易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当时全国著名的五大对外港口就包括齐地的密州板桥镇。为发展对外贸易，朝廷还专门设置市舶司，具体管理事务。随着元代运河的开凿，齐鲁之地的商品经济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展，济南、临清等地皆成为商业聚集地。但是，纵观整个汉代以后的齐鲁商业文化，由于地处儒家文化的发源地，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染，齐鲁商贾普遍在心理上和性格上都具有保守的倾向，加之受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齐鲁商业文化整体上发展缓慢，少有亮点。合流后的齐商文化，渐渐倾向于崇礼保守，丧失了原本天性之中务实求变的特质，也失去了开拓精神和智慧谋略的商业基因，因而在后世的商品经济竞争之中丧失了先天优势，再也没有恢复其先秦时期的辉煌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