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共3处。马克思在阐述资本扩大再生产两种形式时，客观分析了二者的地位与发展趋势。他既揭示了外延式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和出发点，又看到了从外延扩大再生产向内涵扩大再生产转换的必然性。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中，他分析增加劳动量获取剩余价值时就关注考察外延量怎样转变为内涵量。他指出，随着机器的进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使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东西”[9]。在他看来，外延扩大再生产转变为内涵扩大再生产，正是在资本投入一定的情况下，通过采用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结果。他在第二十三章中还明确指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取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同时，他也关注非积累因素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资本论》第二卷第十八章在阐述货币资本的作用时提到，扩大再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效能的发挥，取决于“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与“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和各个单个工人积累起来的熟练程度”。[10]他认为，这些非积累因素，如社会劳动组织、工人个人的劳动技能、生产资料的状况和自然条件等对内涵扩大再生产也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发展方式有过很多直接的阐述。首先，他把扩大再生产方式概括为两种形式，即外延扩大再生产（或粗放型经营）和内涵扩大再生产（或集约型经营），并对这两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含义、地位、作用进行了明确和具体的阐述。其次，他关注到了外延扩大再生产向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转换，揭示了这种转型是扩大再生产的必然发展趋势，并重点强调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对实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意义。(https://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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