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侯氏家族的崛起与经商传奇

侯氏家族的崛起与经商传奇

时间:2023-06-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徐珂《清稗类钞》称,山西侯氏有资产七八百万两,足仅次于亢氏的大户。也就是说侯氏家族真正发迹是从十九世侯兴域开始的。侯兴域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又苦心经营,使侯氏财产达数百万两以上。于是侯氏便与族人商议。次日,侯氏备了份厚礼,亲自前往毛宅。抵达毛氏家宅后。便很爽快地答应了侯氏的聘用。侯氏“借来了东风”,便将蔚泰厚绸布庄改组为票号,聘毛鸿翙出任大掌柜

侯氏家族的崛起与经商传奇

徐珂《清稗类钞》称,山西侯氏有资产七八百万两,足仅次于亢氏的大户。

侯氏住介休县北贾村,原是南宋孝宗隆兴元年(公元一一六三年)由陕西迁入。

康熙时,家境尚一般,有十七世侯万瞻外出经商苏杭一带,专贩绸缎。侯万瞻生二子,长子生祥、次子生瑞。二子长大成人后,与父亲一起贩运绸缎。

父子三人长途跋涉,南贩北运,经过几十年的辛苦,获利颇丰,家业渐兴。

到侯万瞻之孙侯兴域时,侯家已是外有商号数十处,内有大量房产土地的赫赫有名的财主了,介休人称“侯百万”。也就是说侯氏家族真正发迹是从十九世侯兴域开始的。

侯兴域,字蔚观,生于清干隆年间,卒于嘉庆年间。

侯兴域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又苦心经营,使侯氏财产达数百万两以上。侯兴域发展起来的商号,著名的有在平遥设的协泰蔚、厚长来、新泰水、新泰义、蔚盛长;在介休张兰镇设的义须恒、中义永;在南运城设的六来倍等。这些商号大多是杂货、绸布、茶庄和钱铺。侯兴域有六个儿子即泰来、恩来、庆来、迪来、章来、荣来。清嘉庆十三年(1808),侯兴域己年过花甲,便将其家产,除留一部分自己养老外,余皆分作六股,分给了六个儿子。不久,兴域故去。之后长子泰来、次子恩来相继去世,三子庆来成了家长,侯氏六门的生意,皆委庆来掌管。侯庆来,又名培余,字笃斋,于滴嘉庆二十三年(1818)考中副榜。侯庆来为人精明练达,颇有才干。他主持家政后,首先把在平遥开设的蔚盛长、切泰蔚,厚长来、新泰永商号都改为带有“蔚”字的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商号。

侯庆来之所以如此变更商号的名称,是因为其父字蔚观,改为蔚字型票号是为了永志其父创业难艰,借此采教育后辈永世不忘之意。

随着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长途贩运的商人其异地采购业务不断扩大。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现银调动数量也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多,因此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镖局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的专门运现机构。但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大,靠镡局运现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要求,更何况镡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

在这种情况下,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清朝咸丰七年,英商麦加利银行设分行于上海以前,全国金融事业为两个集团所掌握,商业上的术语称为“帮”,北方是山西帮,南方是宁绍帮,所业虽同,其名则异,大致前者称为“票号”,后者称为“钱庄”。山西帮又分为祁、太、平三帮,祁县、太谷、平遥。

由于汇兑凭票兑银,所以叫做“票号”。早期为票号,多为大商号兼营的副业,到咸丰初年,始有大量专营汇兑的票号出现。

票号是钱生钱的生意,发达起来,远甚一切其它贸易。

侯培余是在这一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下,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把蔚字型商号均改为票号。

侯培余在北贾村大兴土木,建筑宅院,新建房屋、过厅、书房,极尽富丽堂皇。

在侯氏新建大厅上曾有名书法家徐润写的一副对联:

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

创业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

侯培余只活了三十六岁,后由其子侯荫昌总管侯家生意。因为侯培余是三门中人,人们习惯上称为“三宅”,堂名是“九如堂”。(那时代晋地的富商大户,很喜欢这样一种风雅,有子弟长成、娶妻、立家,就要赐一个高雅的堂号给他,就像给他们的商号,那要起一个吉利的字号名一样。)

侯氏蔚字票号在侯荫昌的大力经营下,票号的业务飞速发展,很快便使蔚字型票号成为国内著名的票号。其中资本最为雄厚的蔚泰厚票号,其前身是蔚泰厚绸缎店。

蔚泰厚绸缎店,开设在平遥西街,是侯氏蔚字商号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亦即是侯氏各商号之首。

蔚泰厚绸缎店和著名的日升昌票号邻近。侯氏见日升昌由颜料行改为票号后生意十分兴隆,便效仿日升昌的做法——也将蔚寨厚绸缎店改为票号。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侯氏虽然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但就是苦于没有经营票号的熟练人手。

恰巧此时日升昌票号的二掌柜毛鸿翙不知为什么原因离开了日升昌。侯氏想趁机把毛鸿翙拉过来。

于是侯氏便与族人商议。由于外界对毛鸿翙离开日升昌票号的原因众说不一。所以有人提出了异议:认为毛的人品有问题,不宜做大用之材。

侯氏并没有直接响应族人的异议却说道:

“如果要烧香,就找些平常没人去的冷庙,不要只挑香火繁盛的热庙。热庙因为烧香的人太多,神仙的注意力分散,你去烧香,也不过是众香客之一,显不出你的诚意,神仙对你也不会有特别的好感。但冷庙的菩萨就不是这样,冷庙门庭冷落,无人礼敬,你却很虔诚地去烧香,神仙对你会特别在意。同样的烧一炷香,冷庙的神却认为这是天大的人情。”

众人用一种不解的表情,看着侯氏不知其何意?都觉得他所说的什么香、庙、菩萨与是否聘用毛鸿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侯氏看了众人一眼,接着说道:

“其实不只是庙有冷热之分,人又何尝不是?毛鸿翙离开日升昌票号的真正原因,其实并非外界所传言的那样:人品不好或者其它的,而是由于他和大掌柜雷履泰不和,受到排挤,感到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而离开了日升昌票号。外界人不知详情,误认为他是被东家赶出来的,所以才有诸多对他的负面评价。也正是因此,其它票号都没有聘用他。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境况下聘用他,毛氏定会感激对他的知遇之恩。如此,毛鸿翙定会死心塌地地为我们效力。”

众人听侯氏所言确实有一定道理,于是又有人提议说道:“我们可以先试着用他,确定一个试用期,如果在试用期内他表现良好,也确实有才能,再正式聘用他;反之,将他辞退,这样也不会对我们的业务产生不利影响。”

侯氏反驳道:“我们应坚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否则会使对方产生逆反心理。”

经过长时间的商议后,大家达成一致意见,决定正式聘用毛鸿翙。

侯氏之所以对毛鸿翙的情况了若指掌,原来他早就暗中时刻关注着日升昌票号的一举一动。

次日,侯氏备了份厚礼,亲自前往毛宅。抵达毛氏家宅后。侯氏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毛鸿翙却不冷不热地说道:

“难道你没听说外面的传言?”

显然毛鸿翙是指外界对自己不利的传言。

侯氏并没有因为对方的态度及其无礼的表现而不悦,却说道:

“如果我相信谣言,今口就不会坐在这儿了。”

毛鸿翙见对方确是出于诚意,而且自从退出日升昌后,—直窝着一肚子的火。正可以借此与雷履泰一决高低。便很爽快地答应了侯氏的聘用。

侯氏“借来了东风”,便将蔚泰厚绸布庄改组为票号,聘毛鸿翙出任大掌柜,时值道光十四年(1834)。

事实证明侯氏当初的预言是正确的。

毛鸿翙感激侯财东的知遇之恩,誓与日升昌票号决一雌雄,锐意经营,使蔚泰厚票号业务蒸蒸日上。

是年,侯财东便将蔚字型票号的蔚丰厚、蔚泰厚、蔚盛长均改为票号,井委托毛鸿翙统为指导。为了表示对毛氏其价值的肯定,当然也是为了激励毛氏,侯氏除在蔚泰厚给毛氏顶人力股一俸外,又在蔚泰厚给毛鸿翙顶人力股一俸。

毛鸿翙对此感激涕零,大有“鞠躬尽瘁”之意。为什么侯氏之举会让毛鸿翙如此感动呢?看了下面四点我们便会不难明白其中的道理:

一、顶股制不承担亏赔责任

顶身股者不承担亏赔责任。领东身股多少由财东确定,商号内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分号掌柜、伙计是否顶股,顶多少则由领东确定。身股的多少按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来确定。领东一般可顶到一股(即十厘),协理、襄理(二掌柜、三掌柜)可顶七八厘不等,一般职员可顶一二厘、三四厘不等,也有一厘以下的。

这种人身顶股制一般四年参加一次结帐分红,效益好的商行一股能分到一万银两,一个领东一年的率金(即现在的薪水)也只有四五百两银子。

顶身股虽然不承担亏赔,但也不能象银股那样随意抽走,一旦被财东辞退,身股也就自然消失。

二、不是人人都能顶股

人身顶股制是要有一定资历者方可顶身股不是人人都能顶身股。例如:大盛魁商号顶一二厘股的生意者,可管点杂事,接待客商等;顶三四厘的生意者,可在柜上应酬买卖,但大事尚不能做主;顶五厘生意者,已有一定的做买卖的经验,能独当一面地接洽生意,货色一看就懂,行情一看就明,生意能否成交,也可一语定夺;顶七八厘者,已是商号的里外一把手,或来往于总号、分庄之间,盘点货物,核算盈亏,或奔波于天南海北,拍板大宗生意;顶九厘生意者,日常营业不管,专门决断重大疑难。大盛魁比较特殊,没有顶整股的,最高九厘。

山西商人透过上述做法,把店员个人利益与商号利益,财东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产生了很好的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作用,下层伙计和学徒为了登高位、多顶股份,努力为商号工作使劳资关系得以协调。

当然,顶股制也是有弊端的,如论资排辈顶股、限制了及时发现选拔人才,有了好的人才,也必须等到四年结帐时才能提拔上来。

三、股俸的正本、副本、银股、身股之别

所谓正本、即财东的合约投资,每股几千银两到数万银两不等,可按股分红,但无股息;副本又称护本,是财东除正本外存放商号或票号的资本;身股又称顶生意,即不出资本而以人力顶一定数量的股俸,按股额参加分红。

清人徐珂说:“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见《清稗类钞•农商类》)银股所有者,在商号或票号享有永久利益,可以父死子继,夫死妻继,但对商号或票号的盈亏负有无限责任。银股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抛出、补进或增添新的股东。身股只参加分红,不承担商号或票号的亏赔责任。身股数额,各商号、票号均有具体规定:一般来说最多顶一分(每股各一俸,或称一分),也有破例顶一分二三厘的;伙计顶身股最初不过二厘(即一股的十分之二),以后每遇到帐期可增一二厘、增至一股为止,称“全分”。

所谓帐期,即分红期。光绪以前一般是五年为一个帐期,以后是四年,也有三年为一个帐期的。

凡伙计顶身股者,一般须在号内工作达三个帐期的时间,工作勤奋,无有过失时,才由领庄向股东推荐,经各股东认可,然后将姓名,所顶股数额加载“万金帐”,才算正式顶上身股。

顶身股后,倘有越轨行为,除重大案情开除出号和赔偿损失外,如属小节、情有可原者,则酌情处分,减少其身股数额;,顶身股者,每年可按其所顶股份领取一定数量的“支便银”,又称“应便银”。应支额每股多者四五百两,少则一二百两,分四李支用,到帐期分红时,无论应支多少,概由各人应得红利内扣除,上至掌柜、下至伙计,一视同仁。倘若营业不好,无红利可分,则顶身股者除每年“应支银”由号里出帐外,毫无所得。

没有顶身股的伙计,则按年支给薪俸,大致最初年薪一、二十银两,以后按成绩优劣逐年酌量增加,有十余年历史的可达八十至一百银两,这时就有资格参加身股了。

顶身股者死后,各商号、票号一般仍给一定优惠,即在一定时间内照旧参加分红,称”故身股”一般来讲,老帮故后,享受八年的红利;来任老帮者,享受七年的红利;顶身股八九厘,不足一分的,享受六年红利;顶身股六七厘的,享受五年红利;顶身四五厘者,享受四年红利;顶身股三四厘者,享受三年红利;顶身股一二厘的享受两年的红利。对本号经营立有特大功绩的,还可再增一二个帐期的分红,

各商号、票号均由财东出面聘请领庄,再由财东、领庄共同邀请中人三十五人,书写股本会约,其内容包括资本若干,以若干为一股,几年红大帐一次,按银股、身股份红等。

四、财东等候领庄年终报告

财东按照股本合约,将全部资本交付领庄(管事)后,便不再过问号事,等候领庄年终报告,平素营业方针,一切措施,既不预定方针于事前,也不施其监督于事后,有的商品和票号还规定,财东平时不得使用商号或票号名义在社会上活动,也不能在号内食宿、借钱和指使号内人办事。但扩充业务,赏罚同人,处置红利,均由财东裁定,领庄为建议首席,听其咨询。

领庄既受财东依赖与委托,得以经理全号事务,领导全号同人共同经营、崎岖前进。领庄在号内有无上权力,各伙友均须听命于领庄但同人皆有建议权,不受任何拘束,小事亦可便利行事,大事须决之于经理。每年年终,领庄将营业情况报告各股东,平时倘有重大事故,须临时报告各股东。(www.daowen.com)

各商号、票号每逢帐期,一经获利,皆按股分红,营业愈盛,盈利愈多,分红愈丰。但遇到不测年景,营业亏损,则一分红利也没有,分红一般是四六开,即银股分红利的百分之六十,身股分红利的百分之四十。

通过以上四点,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毛鸿翙后来如此感激财东,毛氏又用加官晋爵的办法,将日升昌里熟悉业务的伙友郝名扬、阎永安拉过来委以重任。

蔚泰厚又请超山书长徐继畲帮助制订了严格的号规,对财东、领庄、伙计职责、结帐、伙友探亲、帐簿、函信等管理均有明确规定。

蔚泰厚有了比较完整的规章制度,基础愈加雄厚,声势愈加显赫。一纸汇票传千里,几十万两银子立可取,资金雄厚,业务繁荣,利润倍增。

下面是蔚泰厚咸丰九年(1859)、光绪五年(1879)帐期红利统计:

咸丰九年(1859),资本三万两,红利八万二千四百九十九两,每股分利四千六百六十两。

光绪五年(1879),资本一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两,红利二十一万四千四百三十八两,每股分利六千零六十六两。

仅仅一年功夫,蔚泰厚由于毛氏的精心经营,生意得以如火如荼。

天成亨票号原本为天成绸布货行,是介休贾村侯氏开办的另一票号。同治初年,领东为平遥县北娃庄武子健,协理为县城人侯王宾。

同治三年(1864)改组为票号,武氏结束货业,公举侯王宾为领庄。

原初财东为介休县张兰镇马辙林,后票号渐兴,另添介休北贾村侯家资本银五万两,共计银股二十股,马氏三股、侯氏十七股,每股银三千两,人力股共七股多,改牌匾曰天成亨票号,设分庄于北京、天津、两湖、陕甘、河南开封、新疆等地,用人百余位,议定每四年结帐一次。

侯老帮业务精熟,持筹得宜,首次帐期人银股每分利银为一千多两,余数作号中财神股俸,以后帐期三、四、五、六、十干两不等。

侯氏故后,举介休张兰镇张树屏(字建善)为大掌柜。

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过余利七千余两,银股为六千两,人力共加至二十多股。

光绪二十八年(1902)人银股开一万二千多两。

张氏去世,又举平遥东游驾村人周承业(字敬斋)为大掌柜。

不数年间,清廷灭亡,时局大变,土匪蜂起,各分号遭受损失,汉口、成都、西安三处被匪劫银百十万两,得大局抵定,统算损失二百数十万银两。欠外陆续归清,外欠难指半数。整理数年,难复信用。

一九一八年,周君去世,又举侯定元为经理,改组为银行。

蔚丰厚票号是介休贾村侯氏开办的又一票号。道光十九年(1893)开设,总号在平遥县城内西大街,后设分号于京、津、汉口、沙市、上海、常德、长沙、扬州、江西、成都、重庆、三原、兰州、肃州、迪化(乌鲁木齐)、包头、哈尔滨等处。

该号资本银十七万两,每股以一万两作股,加上人力股俸,共入银股五十余股。所聘经理先后是阎永安(平遥人)、宋宝藩(清源人)、范凝晋(平遥人)、侯绍德(介休贾村人)、范定翰(平遥人)。初创时每年可净获利三至五千两,光绪年间达到年获利二十万两左右。

该号专营汇兑、放款、贴现以及信托等事,以“信义勤俭”为经营宗旨,职员不得兼顾他业。

庚子事变后,蔚丰厚在西北陕、甘、新一带的分号获利颇丰。

光绪三十四年(1908),甘肃大荒,各省募捐达百十万之巨,该号悉数陆续承汇。

是年,官钱局发生风潮,纸币兑现无法维持,甘肃地方共有四家票号,均持观望。

后官府邀请蔚丰厚大掌柜张宗祺,请该号出面维持。张慨然应允,挺身担任,负责代兑,随即解决纸币涌兑之风,不数日恢复原状。

民国之初,虽遭损失,尚可照常营业。

一九一五年,蔚丰厚北京分庄领庄郝登五(平遥人)出面,联合同仁,随时局变迁,改为蔚丰商业银行。

一九二○年,公推傅善分为经理,扩充营业,招添新股。

侯氏由此大受鼓舞,雄心万丈。

不久,侯氏又将天成享铺店改组为票号,形成侯氏的蔚字票号“五联号”。

在毛氏的主持下,五联号业务突飞猛进,大获其利。

据冀孔瑞(介休侯百万和蔚字型票号》一文称,在侯荫昌掌握蔚字型票号时期,名号资本如下:

蔚泰厚:二十四万两。

蔚存厚;十万两。

蔚盛长:十二万两(后增至十六万两,内含平遥王培兰资金)。

天成享:十六万两(后增至二十万两)。

新泰厚:十六万两。

蔚长厚:土五万两。

“蔚’字号在毛鸿翙的大力经营下,五号拧成一股绳,到处揽生意、设置分庄,与日升昌相对抗。经过道光,咸丰、同治三十多年的发展,声势日增,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

当时蔚字型票号在上海、苏州、杭州、宁波,厦门、福州、南昌、长沙、常德、汉口、沙市、济南、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成都、重庆、兰州、肃州、西安、三原、迪化、广州、桂林、梧州、凉州、开封、周家口、道口、昆明、太原、运城、典活等地的设有分庄。

侯荫昌之子从杰(1848~1908),也是位经商能手。据《侯从杰墓志》称:“君姓侯氏,讳从杰,字卓峰,……浩授通议大夫,赏戴花翎,帮中衔,光禄寺署正加四级附贡生。……世以权奇子母为业,委任志成,推心置腹,以信为主,虽支部几遍全省,千里一呼无不相应。庚子以后(1900年后),海内商业大局岌岌,君独筹画周密,他商均取其法,偶有岔事,得君一言而解。”

侯氏蔚字型票号的发展,除其经营有方外,另外还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善于权术。

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义。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建立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今南京)。

太平天国革命期间,蔚字型票号在东南各省的分庄,因战争影响损失严重,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支取,致使平遥的票号发生挤兑现象,票号信用摇摇欲坠。如果票号的挤兑现象不能得到妥善解决,所产生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面对此种危局,蔚字型票号并没有求助于同业,而是选择了独自扭转乾坤。

侯氏还亲自到柜上,接待客户,从容谈笑。

柜上的跑街伙友,也揽到了几笔放贷的生意。

但挤兑的情势,依然没有止住。西帮同业也有些沉不住气了,纷纷劝蔚字型票号的财东,接受大家的拆借。一旦将西帮各号联手的消息张扬出去,挤兑之势就会被压下的。

蔚字型票号的老总只是一味感谢各家,却不张口借钱。他说尚能顶住就要顶,得叫世人知道,西帮谁家也不好欺负。

其后两天,局面一天比一天紧,但老总依然不叫乱动,从容挺着。

到挤兑发生后的第六天,终于出现了转机:四十多辆银橇车,大张旗鼓,声势浩大地从介休北贾村向平遥的票号运送银两。如此大的队伍,浩浩荡荡占去了几条街。如此阵势,顿时就产生了轰动效应。

到下午,挤兑的客户忽然就减下来了。到第二天,几乎就不再有人来提款。是呀,有这样雄厚的底子,还用担心什么呢!绝对不会出现存款“打水漂儿”的现象了!

西帮各号,到这时才算松了一口气。大家对侯氏的器量和魄力,自然是赞叹不已。

侯氏对此也不过恬然一笑。但在这天夜晚,侯氏将伙友召集起来,非常严肃地对大家说:“遇此危局,我不得不唱一回空城计!现在围兵已退,但我这出空城计,你们千万不能泄漏出去。”

众伙友听的一头雾水,其中一个伙友不解地问道:“什么空城计,我们都不知道呀?”

侯氏依然严肃地说:“叫你们早知道了,只怕不会这样圆满。”

到这时,他才给大家点明,今天押到的四十万两银子,其实只有五万两现银子。其余装在银橇车里的,不过是些大小、轻重和元宝相似的石头蛋!

听东家这样一说,大家都惊叹了起来。怪不得银子运到后,只将一根根装银的木橇卸下来,堆在字号后院,却没有开橇将银子请点了,收入银窖。原来里面还有文章。

现在,财东把一切说明后,大家才趁夜深人静,开橇将银子入窖。那些石头蛋呢,也按东家的吩咐,妥善收藏起来。因为说不定到了什么时候,它们还有用场。但是,它们只能在不得已时,偶尔一用,万不可多用,更不能为世人所知。

侯氏用“瞒天过海”的手段度过了挤兑风潮这场不小的危难。不仅化险为夷,还使蔚字型票号大大露了富,其雄厚财力震动商界。

侯氏自兴域后,泰来六兄弟分立门户。他们六兄弟虽然彼此各立门户,但商业经营仍在一起。

具体办法是各门在各号均有股份。如蔚泰厚光绪五年(1879)重立的合同中,共有股份十四点二个,除外姓六家的八点一个外,侯氏共有十六点一的股奉,其中合有的九点一个、长门零点七个、二门一个、三门一点五个、四门零点六个、五门二个、六门一点二个。

这样,对各商号须有一人主持管理。侯氏各门的主持又向来由三门主持,即先后由培余、荫昌、从杰掌管。

侯氏众兄弟因三门给各门管理商号,特别在各商号给三门另立空股,后来这份空股作为“侯氏宗祠”开支。

这就是侯氏家族!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