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重水复与戏曲文化的迟缓发生

将戏曲艺术纳入世界文化体系，以世界古代戏剧文化为背景来审视戏曲艺术，戏曲艺术创生起源、发生发展的道路的特殊性也就一目了然了。这一特殊性不只是在其多元“血统”中得到展示，在其成熟期的迟缓上，或曰创生起源的艰难性上，同样也得到了体现。艰难与迟缓是戏曲艺术创生起源历程的突出特点。戏曲晚出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与古希腊戏剧相比，戏曲晚出一千六七百年。与印度梵剧相比，戏曲晚出约一千二三百年。^[1]如果将戏曲孕育之始和降生期的最终到来作一对照，其降生之艰难、迟缓更是分外惹人眼目。上古时代，我国早已存在类似于古希腊酒神祭祀的戏剧化的宗教仪式，而且有些仪式比酒神祭祀的戏剧化色彩更浓。可是，戏曲艺术的“胚胎”却在“母腹”中“沉睡”了几千年而迟迟未能成熟。公元前后的西汉时代虽然已有“雏形的戏剧”《东海黄公》等角觝戏节目的演出，可是历史的长河流逝一千余年，一直到北宋，仍然只有“雏形的戏剧”——即兴式的滑稽短剧和歌舞小戏。戏曲的正式诞生应以12世纪末问世的南戏和13世纪初问世的北杂剧为标志。综观戏曲的创生历程，真所谓云遮雾锁，山重水复！

戏曲艺术创生的艰难与迟缓和古希腊戏剧创生的顺利与迅速形成了鲜明对照。从雅典僭主庇西士特拉妥（公元前605—527年）将酒神祭祀搬入雅典并定为全国性节庆，酒神祭祀原流行于乡村，公元前560年庇西士特拉妥将其搬入雅典城中，从而为古希腊戏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然，在这一仪式搬入雅典之前，不能说它在乡村的流传对古希腊戏剧的形成毫无意义。到古希腊戏剧的正式成熟——以雅典人忒斯庇斯于公元前534年在雅典酒神大节的悲剧竞赛会上夺魁算起，悲剧的孕育期只有二十几年，如果以“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约公元前525—456年）为标志，悲剧的孕育前后总共不到一百年。就是在这极短的时间内，古希腊戏剧走完了自己孕育创生的主要历程。

戏曲的降生期也异常特殊，它不是降生在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唐代，而是降生在国势衰颓、民生凋敝、狼烟四起的乱离岁月。动荡的两宋之交正是南戏的孕育期，入主中原的“夷狄”成了元杂剧的“催生婆”。元杂剧的繁荣出现在元前期的大都，这一时期的大都刚从金中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无论是都市人口，还是城市经济的水平，都远不能与唐代的长安和北宋的汴梁相提并论。而且，从“初为杂剧之始”的关汉卿的现存剧作看，我们看不出其从不太成熟到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这或许可以说明，元杂剧创生于关汉卿之前，关汉卿只是使元杂剧走向“定型”的第一人。而关汉卿之前的约20年间以及关汉卿的幼年，正值蒙古军队在北方进行掠夺性战争，社会动乱，经济遭受重创，蒙古军队所到之处，真的是一片瓦砾，一片血污。(https://www.daowen.com)

我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之一，早在上古时代就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在诸多领域，中华文化都独领风骚，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世界文化史的许多篇章是以中华民族的杰出创造为起始的。可是，偏偏面对大众、再现人生的戏曲却姗姗来迟。古希腊戏剧的成熟与繁荣与雅典城邦的“黄金时代”——奴隶主的民主政治和城邦经济的繁荣是紧紧相随的。古希腊戏剧的繁荣大约在伯利克里时代，伯利克里于公元前443—429年执政。这一时期也正是古希腊的“极盛时期”。马克思曾经指出：“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利克里时代。”^[2]古希腊著名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均生活在这一时期。可是中国戏曲的成熟与繁荣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唐代无缘，唐代是诗的时代、乐舞的时代，而不是戏剧的时代。我国“戏剧时代”的到来是与社会空前动荡和经济的巨大创伤紧紧相伴的。戏曲文化何以难产、晚出？戏曲何以独独勃兴于“蒙古时代”？面对这两个令人迷惑不解而又富有极大诱惑力的“文化之谜”，前贤时俊殚精竭虑，多所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