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行
如果按照现代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标准去衡量，中世纪似乎是一个没有历史意识的时代。皮特伯克（Peter Burke）认为:所谓的历史意识是有三个要素组成的，一是对时代差异的认识；一是对证据的意识；一是对因果关系的旨趣。而在这三个方面，中世纪无一例外都是欠缺的。中世纪的人意识不到过去与现在性质上的不同，或者说他们根本不严肃地对待这种区别；中世纪的作家和学者们对证据采取不加批评的态度，他们或是不加批评和分析地盲目接受权威，或是把神话当作历史，甚至虚构文献；同时中世纪的人并不把原因和动机看成是可以分析和论证的，他们缺乏中立的立场，总是以神学的方式对历史进行总体的解释[195]。斯皮埃格尔（Gabriele M.Spiegel）则总结了学者们曾经对中世纪史学进行的各种批评:中世纪史学“与神学有哲学上联系，这使它从历史中抽去了人的目的和意义；与修辞有文学上的联系，这使它妨碍了对真理的追求；其模式化地把历史事件和人物用作道德训诫”。同时，中世纪史学“文学水平很低，有时叙述不可信，缺乏历史证据的思想，用象征性的解释代替因果分析，容易掺杂进虚构、伪造、神话和奇迹等”。总而言之，中世纪的史学编纂是没有权威性的、不科学的、不可靠的，非历史的、非理性的、浅薄的，甚至是不专业的[196]。对中世纪进行这种指责毫无疑问是有道理的，但是仅仅停留于指责就会阻碍我们进一步认识他们的道路。如果我们变换一下角度，从更广泛的层面上把历史意识看作一个时代对自己的过去的认识，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中世纪的人们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方面的努力。早期教父们就已经开始构建基督教独有的历史观念；彼德和图尔的格里高利的著作则代表着中世纪早期的史学模式；查里曼时代及以后大量的年代记，则逐年逐年地记载着他们心目中的重大事件；大量的编年史则对某一地区、某一时期的重大事件进行了编纂。也许按照现代的标准，这些都算不上严肃的历史著作，但是它们都不可否认地记录了历史，他们编纂的方式和对事件的选取都真切地体现了他们对过去的思考。我们只有暂时忘却我们所设定的标准，深入到中世纪人的实践中，才能从他们看似荒谬和杂乱的史学编纂中，整理出他们认知过去的模式和思想。
一、构建过去的体系:时间序列
在任何时代的历史编纂中，时间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为时间不但提供了历史发展的顺序，也为我们认识历史提供了一种结构和逻辑。中世纪也不例外。纵观中世纪的史学编纂，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一点也没有脱离时间系统，甚至可以说，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像中世纪那样注重时间不间断的有序排列。在他们眼里，时间之流的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要远远比所发生的事件重要，如果说时间体系是一座大厦的话，历史事件只不过是一些填充物而已。因而，过去首先体现在不间断的时间序列中，并因此而与现在或将来连接起来。
对此，戈特兹（Hans－werner Gotez）在他的文章中作了相当精当的描述。他认为，在中世纪史学编纂中，时间和历史，时间和历史写作通过不同的方式联系起来。首先在术语上，中世纪关于历史的词汇“historia”，明显不是指我们所称的“histor y”，而是指“historiog raphy”，拉丁语的“chronicle”一词直接来自希腊指称时间的词汇；在内容上，中世纪的史学编纂通过叙述而理性地体现过去，把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在方法论上，编年史也是从时间表或者从对时间的理论探讨开始的。因此，“在中世纪人看来，编年史是一种时间序列，史学编纂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历时的叙述。史学编纂和历史意识是由时间和历史事实所决定的，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致因素。把历史事件以某种方式安装在一个时间（Temporal）的和编年的框架中，是中世纪史学编纂的真正任务”[197]。同时，他又说:“编年史家们不但非常细致地记录历史事实，而且通过把事实置于他们相应的清晰的时间序列中，而提供一个可见的‘时间’体系。至少在某些编年史中，这些时间体系甚至是主要的因素，通过这些体系，这些事件归属于相应的日期。”[198]戈特兹的评述突出了中世纪人对时间的重视，这其中反映着中世纪人对时间的独特理解以及时间对确立自身历史的重要意义。
应该说，在早期教父时代，中世纪人便已经开始了构建历史时间序列的努力。奥古斯丁接受了柏拉图关于不变的、不受时间影响的观念和具有时间的世界之间的区别，在他的《忏悔录》中从哲学和神学的意义上探讨了时间概念。他至少从两个层次上揭示了时间的内涵。一方面，他认为时间是与永恒相对的。时间是造物主所创造的，但造物主却不受时间的约束，他处于永恒的现在之中，不会因为时间而发生任何改变，“你是在永永现在的永恒高峰上超越一切过去，也超越一切将来，因为将来的，来到后既成过去；‘你永不改变，你的岁月没有穷尽’。你的岁月无往无来，我们的岁月往过来续，来者都来。你的岁月全部屹立着绝不过去，不为将来者推排而去，而我们的岁月过去便了”[199]。另一方面，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所创造的时间不是循环的，而是不可逆转地向前发展。时间可以分为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三类，过去事务的现在便是记忆、现在事务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将来事务的现在便是期望[200]。奥古斯丁从神学意义上界定了时间，为以圣经的历史为核心把世俗历史纳入一个统一的时间序列中提供了理论依据。攸西比乌斯的编年史已经开始从构建时间序列入手，把圣经的历史与古代的编年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使两种传统成为关联一致的。面对纷乱的编年系统，攸西比乌斯采用了对观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在攸西比乌斯的编年史中，“时间日期主要对应犹太人的事件，沿着每页的中心展开。异教的事件和犹太基督教的历史同时出现在并列的栏目中，后者占据主要的地位。这样历史事件就分成了两个主要的范畴:神圣的和世俗的。圣史中的事件在时间栏的左边，而关于异教过去的材料则安排在右边”[201]。为了能够体现时间结构体系的完整性，以及世俗时间相对永恒的暂时性，确立时间的起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们关于公元纪元的运用解决了这一问题，公元纪元为循环的时间设定了一个固定的点，以此为出发点，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得以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这种编纂历史的方式成为一个范例，在很长时间里都为其他教会史家们所模仿，并在整个中世纪的史学编纂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中世纪的大多数历史学家主要是按照年代编年的方法和安排来写作历史。
加洛林王朝之后广泛兴起的年代记更是把这种对时间序列的重视推向高潮。随着中世纪开始慢慢成形，从7世纪以后开始流行年代记。这种记录历史的方式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把纷繁复杂的历史浓缩在一个不间断的时间序列之中，时间的连续性占据非常显眼的位置，依随时间的事件倒是显得无关紧要，“即使没有任何事件置于其中，年代的列举也并不中断”[202]。事实上，年代记这种记录方式，从起源上就是时间在先，事件在后的，事件只是能够进一步确定时间的附注。年代记起源于复活节表。复活节对基督徒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因为它庆祝的是基督的复活，但是按照惯例，复活节的庆祝日期却是不固定的。当时规定，每年在教堂庆祝的复活节指的是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如果月圆那天刚好是星期天，复活节则推迟一星期。因而复活节可能在从3月22日到4月25日之间的任何一天。由于复活节那一天，是经由三个历法合并出来的，因此它的日期不能固定。这样一个重要的日期，如果庆祝的时间发生错误，是大不敬的和不可原谅的。因此，为了能够准确地推算庆祝的日期，有必要制作复活节表。最初的复活节表显示的只是时间，后来才在时间后面简单记录一些重要事件，从而形成了年代记。年代记虽然简单，但是却构成了中世纪对史学编纂的最大贡献，年代记的形式贯穿了整个中世纪，并留下了大量的作品。据统计，在550年至1307年仅在英格兰就有160部，还有许多著作没有保留下来。年代记的流行标志着中世纪人们对以时间序列为框架来复原过去的热衷，也是对早期教父以来认识历史方式的继承和发展。继年代记之后出现了大量的编年史。从表面上看，这些编年史似乎开始试图突破编年史僵硬的框架，编年史家们力图记录典型的事件，但是从本质上说这些编年史也只是扩大了的年代记，其中时间序列在他们的著作中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使在实践过程中有一些人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这种方法，如罗杰尔（Roger of Hoveden）、马休（Matthew Paris）、埃克哈德（Ekkehard of Aurach）以及奥托（Otto of Freising）等，但是“即使这些作家也主要是编年史家，只是比同时代的人有更宽的视野和更总体的趣味。他们的大多数著作都是按照年代基础构建的”[203]。
这种以时间序列来构建过去的努力，代表着基督教以自我为中心自觉地构建历史的开端。当基督教还无法脱离犹太教的时候，便无所谓基督教的历史，它完全融于犹太教的传统中；当基督教为强大的罗马帝国所包容的时候，基督教也依附于世俗历史的进程，而没有构建自我历史的愿望和迫切需要。但是，随着罗马帝国的日趋衰微，以及基督教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这种状况便发生了改变。在无法恒久存在的世俗历史传统即将发生中断，当基督教无论回顾过去还是面向未来都面对着杂乱的世俗传统时，基督教如何在一个相对一致的历史传统中确立自身，并因此而预见自己的未来？在圣经的历史一直是一种缺乏时间概念的启示时，如何确立前后相继的历史传统？这是早期教父面临的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中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便是一个时间序列问题。只有有了清晰的时间序列，才能确立不受世俗历史中断所干扰的神圣历史的进程。同时，就基督教会而言，时间不但具有神学的意义，也具有现实的意义。在他们看来，“时间”是世俗生活的永恒的条件，因为它与世界的创造和造物主所创造的实体直接联系起来。因此，时间与永恒相对，因为上帝的时间是永恒的和静止的。世俗的时间是永恒的影子，它开始于世界而终于世界。如果没有自己的清晰的时间序列，基督教的历史永远就会被掩盖在杂乱的世俗历史传统中，无法成形成自己的主体地位，无法认识自己的过去，同时无法预知自己的未来；同时，如果没有时间，基督教的历史永远在一个平面上而不能区分出层次，不能充分体现从上帝创造世界之前的无时间的永恒，经过时间之流最终到达永恒救赎的一个大循环，也就是说，无法体现从世俗之城最终到达上帝之城的历史进程，同时如果没有基督教自己的时间序列，就无法在世俗历史的进程中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
二、记录过去的方式:“事实”叙述
中世纪的史学编纂对时间序列的注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对过去事件的记录方式，这种方式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尽量以最简约的形式进行平铺直叙地叙述，尤其是在年代记和严格的编年史中，这种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具体来讲，这种记录方式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在年代记和编年史中，由于每个事件都与某一个具体的日期相对应，因而每一个事件所占的篇幅都很少，也很少展开论述。即使在比较详细的编年史中，作者也是按照一定的时间线索把前人记述的事件、自己听到的事件或者是目击的事件不加区别地陈述出来，使得人们很难确定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不真实的。其次，史学编纂者们更愿意作为叙述者出现，而不愿意作为分析和解释者，所以这时的史学著作描述的成分居多，而解释和分析的成分很少。另外，人们似乎也不愿意对已经成文的著作所叙述的事件进行考证和批评，后人宁愿全部照录，不做任何更改。结果，在不同的著作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完全重复的相同的内容。因此，在中世纪，历史的普遍线索是“叙述”，并没有特别强调形式，或者特意着重某一个历史事件。
尽管在中世纪的历史编纂中，并不是没有类型的区分，而且确实存在着Historia和chronicon的区别，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很明显的。在他们看来，“hisotria意味着连续的叙述，而chronicon则意味着按照年份进行写作”[204]，两者在叙述的本质上是完全统一的。按照伊西多尔（isidore）的解释，他认为，historia主要记录比较晚近的事情，而chronicon则主要基于攸西比乌斯和哲罗姆的日期进行简要叙述，年代记则主要是一年一年记述一个比较长的时期，calendaria则是按照月进行叙述，而ephemerida则是一天一天的记述[205]。在他的关于史学编纂类型的定义中，我们看到他所作的区分只是在于记录时间的长短，而并不在于内容的区别，而且把记录内容的方式都看作是叙述，而看不到对历史解释、资料考证等其他方面的内容。事实上，伊西多尔并没有区分出我们所解释的历史事实和记录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区别，而把他们都看作是事实，这也决定了中世纪史学著作中把各种不同性质和不同层面的过去拼凑在一起的现实。
在这样的记录方式的引导下，中世纪的史学编纂者们特别喜欢从总体上来构建过去，也就是以所谓类似通史的方式来记录过去。这种总体史的方式从攸西比乌斯开始就已经采用，之后在中世纪一直流行，甚至在中世纪后期也是非常流行的方式。这种总体史的方式往往从创世开始记录，一直描绘到作者所处的时代，或者作者所限定的年代。即使是有些编年史或者年代记主要是为了记录一个地区、一个种族、一个时段，甚至某一个修道院或者某一个国王所统治的时期，他们也往往把历史追溯到创世时代，然后逐步过渡到自己要描绘的时代。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世纪并没有非常严格的地区史或者断代史，他们往往统一在同一个框架之中。在这样一个统一的历史叙述的框架中，任何事件、任何人物、任何种族都得到了有机的统一。
大致编写于阿尔夫烈德大帝时期的《英吉利编年史》，虽然重点是要描绘9世纪后期的英国，但是它的记述从公元前60年开始，按照年代的顺序，几乎回顾了整个犹太人、罗马的历史后，才过渡到自己重点描绘的时代[206]。我们所熟知的《法兰克人史》，尽管主要是描绘法兰克王国的起源和发展，但是仍然用了一卷的篇幅描绘了从创世到公元397年的历史。这种记录方式所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不同的史学编纂者不断地用同样的方式重复相同的内容，至多不过是后来的人进一步延续前者没有见到过的时代的事件。这种重复是中世纪史学编纂中最为常见的现象:“攸西比乌斯的教会史在五世纪为其他教会史家，如苏格拉蒂斯（socrates），索佐门（sozomen）和提奥多莱特（theodoret）所利用。在他们的著作中有很多重复。苏格拉蒂斯的著作涵盖了306—439年，索佐门的著作涵盖了323—439年，而提奥多莱特的著作则涵盖了325—427。”[207]这种不加改变地重复前人的现象是最常为现代的历史学家们所诟病的，因为在现代历史学家们看来，他们的这种记录方式似乎有抄袭之嫌，缺乏最基本的史料批评和最起码的因果分析，但是，在中世纪的人们看来，这种抄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且，这种方式能够长盛不衰，并成为主流，决不能仅仅简单地归结为他们缺乏基本的历史意识，而同他们认识过去的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们是在另外的意义上来看待过去以及有关过去的文本的。(www.daowen.com)
在中世纪人的认识里，过去体现在对一连串各种各样的事件的叙述之中，事件一旦被记录下来，便成为“事实”，具有了权威性，始终会成为总体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意义上，中世纪的人们并不是不顾事实的，只不过他们所认定的事实的客观性以及坚持事实的目的和我们不同。他们尊重事实的主要前提是尊重权威，强调正统，不任意解释甚至曲解资料。卡西奥多卢斯（cassiodorus）便曾呼吁“没有错误的著作”，彼德也表达了对资料可靠和正统的关心，并因此而受到后人的赞扬，但是，只有当编年史家们所使用的资料或证据不能相容，在写作中运用了大量的相互矛盾的素材和报告时，才会产生这样的批评倾向。当时更多的人所采取的普遍策略是把不同的观点简单地并列在一起。而且，他们产生这种批评倾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某种“科学”，而是担心纪录的不准确会干扰世俗的神圣进程。同时，在他们的观念中，不同时代各种各样的事件联系起来的线索是时间顺序，它们之间能够有机联系的实质是一种连续性，而不是相互之间具有某种因果关系，因而根本不需要我们现在人所认同的因果分析。寻求不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不但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真正的因果关系并不存在于处于同一世俗层面的各种事件之间（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详细论述）。因此，我们通常会诟病中世纪人不善批评，不加分析等等，而这些东西恰恰是中世纪人所极力避免的。他们所极力追求的东西是忠实地叙述事实，连续地编排事实，真实地传达权威的信息，而这一切只有通过叙述的方式才能很好地完成。
对此，斯皮埃格尔也作了很精彩的分析。他认为，中世纪的历史学家把自己的文本看作是透明体，通过这一透明体，他试图尽可能地传达给所期望的读者和听众关于过去和现在的直观和生动的印象。在把自己的文本看作透明体，一种清晰地传达媒介方面，编年史家们把历史理解为一个知觉的领域，它可以看见和表现，而不能被构造和分析，是一个被感觉的对象而不是认识的对象。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同样可以理解，在中世纪的历史编纂中容易加入传说、虚构和神话，缺乏对资料的批评，也是历史学家们把文本看作透明体这一概念的自然结果。面对过去，中世纪编年史家把自己本质上看作一个已有记录的忠实传达者，把自己的文本看作缀合起来的以往文献片断的传递载体。他归根到底是一个编辑者，通过用编辑来代替研究，中世纪的编年史家们虔诚地传递着前人的错误[208]。
因此，中世纪人采用叙述的方式来编排过去，并不纯粹因为他们缺乏分析的头脑和缺少批评的态度，其中反映了他们对过去以及过去文本的独特理解。
三、阐释过去的意义:启示类比
任何历史的编纂总是有其意义和目的的。依据我们现代人的眼光，历史的意义体现在对客观事实的辨析，以及历史事实相互之间因果关系的确立上。而恰恰在这些方面，中世纪的历史编纂是最为缺乏的。他们不加分辨地把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杂凑在一起，其中有掺杂了许多的虚构、神话和传说，在这些记录之间我们很难发现确切的因果关系的体系。因此，我们就很难从我们的概念出发理解中世纪史学编纂的意义。但是，中世纪史学编纂同样有着自己的意义，只不过他们所理解的“事实”、他们所寻求的因果关系以及构建因果关系的方式，与我们有着很大的差异。
在中世纪人看来，一系列过去的事件，只要按照时间顺序通过叙述的方式把它们记载下来，就成了历史事实。这些事实可以是王朝更替、主教变更、战争，也包括各种自然现象，甚至传说、奇迹等等。人们不需要寻求这些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更不需要尝试进行分析，因为因果关系并不存在于这些事件之间，也不是人力可以进行分析的。事实上，历史是存在于永恒与永恒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同时间有着类似的性质，既有着起点也有着终点。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历史的进程是上帝干预的过程，历史之所以如此进行体现着上帝的计划。因果关系是在更高的意义上预定的，根本没有留给人们进行分析的空间。人们只能在一个个独立的事件和现象中参悟上帝的意图，而不是运用自己的主观意志赋予历史某种意义和目的。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们看来散乱和缺乏分析的中世纪历史编纂有着其独特的意义。戈特兹认为，中世纪的人始终具有这样的信念:“历史不仅按照上帝的意志发生，而且也揭示了他的意图。所以，历史有着意义和含义。过去的事件被传递下来，并不是偶然传递下来，而是带有特殊的目的。因此，它包含着传达给人类的信息，这必须要调查和解释。每当中世纪历史学家们在活动或者情境中发现相似性时，他相信发现了神圣的计划和其中的信息。”[209]厄内斯布雷萨赫（ernst breisach）同样也认识到，中世纪的人们认为，上帝的律条统治一切，而且其大部分都是秘密的。在这样的世界中，对事件的纪录，除了告诉发生了什么以外，还包含着给予人类的神圣信息。一场地震或者蝗虫成灾都是给人们的一种警告[210]。
因此，依附时间存在的各种历史事件并不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发展的体系，而是一个个带有上帝信息的启示。单纯地搜集和记录这些信息，就已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无论何种事件，都体现了上帝的意志和计划，都体现了上帝对人们的惩戒和奖赏。历史事件的意义正是在于这种启示。从这种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中世纪的史学编纂者们看似漫不经心地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叙述，但是他们在选择和编排事件时，其实都在体现一种基督教的理想:即历史的进程要始终能够体现基督教发展的连续性，同时要体现基督教的大一统性。通过主教而进行的教会继承体现了基督合法继承人的延续；而最原初的教导和福音的纯洁性支撑着教会内在的一致。历史的冲突正是体现了对迫害者的抵抗和经受异端存在的考验。尽管有些叙述的内容表面看起来带有明显的荒谬性和不可信，但是它一定有着内在的和隐含的意义。因此，揭示历史含义的历史方法基础是寓言和象征，而不是我们所主张的公正态度和批评分析方法。
既然历史事件代表着上帝的计划和启示信息，那么它在两个层面上体现着神圣的价值和意义。第一个层面是事件的发展构成一种历史的连续性，按照时间顺序不断延续的事件，必然构成一种不断向前发展的进程，也就是说，这些事件构成一种直线发展的趋势。这种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观点是中世纪历史观对古代循环历史观的超越，同时也很好地体现了基督教的理想:即世俗的历史在上帝的干预下不断向前发展，上帝不断给人以启示，通过奖善惩恶，而最终完成对人类的救赎。随着这一历史进程而发展的，并不仅仅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基督教会，而是整个世俗的事务。中世纪历史编纂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体现基督教会的整合力量，无论任何种族，无论任何国家，其发展都要依附基督教会这样一个轴心，都要构成一个总体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最初，在形式上，这种连续性的建构并不能脱离重要的世俗王朝的更替，尤其是那些对基督教会来说至关重要的大王朝的更替。在奥托的总体编年史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试图确立从罗马的奥古斯都到拜占庭再到查里曼的皇帝的连续性。但是，历史的发展证明，这些王朝再强大，也不能持久，罗马不可避免地灭亡了，查理曼帝国最后也出现了分裂，但这种情况正好说明唯一的永恒连续的帝国是基督的帝国，他的命运并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帝国的命运。面对着四分五裂的西欧社会，历史学家们更加强调基督教会的大一统，在他们的笔下，无论是诺曼人还是斯拉夫、丹麦和波罗的海均加入到西方的历史中。在这样的角度下，任何历史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都体现着既定的价值和意义，都被裹挟着走向预定的终点。
第二个层面是事件的非时间性。这一点对中世纪的历史编纂者尤其重要。如果说强调事件发展的连续性反映了基督教会原罪与救赎的整体构架，那么历史事件的非时间性则体现了“真理”的永恒性。因为既然历史是在上帝的干预下进行的，其中体现了上帝的信息，那么上帝的真理不可能受到时间的约束，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演进而失去色彩。正如托马斯阿奎纳所认为的，“真理并未受到历史的制约，并不是相对的。它在一个永恒的向度中来寻求”[211]。因此，就历史事件本身而言，中世纪史学编纂者们认为它们既要存在于一个精确的事件进程中，同时在揭示他们的意义时，它们又是随时可以脱离事件背景的。通俗地来讲，在他们看来，过去、现在、将来其实在性质上都是处于同一个层面的，它们之间都是密切关联的。这种关联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逻辑性的因果关系，而是在隐含的意义上它们是相互统一的。这种认识使他们确立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分析方法，就是可以无视时代的差异和时代的外在不同，而把他们认为性质相同的事件放在一起进行讨论和比较。这种分析方法戈特兹称之为类型学的方法，即用同类并列的方式替代了前后的逻辑关系。他注意到，在奥托的编年史中，奥古斯都、查里曼和奥托一世都穿戴着类似的服装。奥古斯丁没有戴皇冠，而是王冠，没有穿长外袍，而是中世纪加冕礼服装，同时也拿着权杖。这表明，中世纪并不是以历史或个人的表现为特征的，而是以类型学表现为特征的。这种图形的一致性并不是疏忽的标志，而是表现了一种比喻性的过去概念，其同时象征和超越了时代的区别。“这种类型学的思考方式能够使得编年史家们发现（或者构建）在时间和空间上广泛散落的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然而这种构建并不是随意性的，而是完全有意识的。”[212]通过这种类比，可以确切地揭示事件之间的真理，可以建立不同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
通过这种方式，中世纪的史学编纂者们把强调历史的事件连续性与强调事件的非时间性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两者从不同的侧面揭示着过去的意义和价值。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世纪的人们并不缺乏构建过去的兴趣，大量的编年史和年代记等著作反映了他们把纷杂的历史以时间序列连缀起来，以基督教会为轴心整合起来的努力；中世纪的人们也并非没有认识到过去的价值，只不过他们的价值坐标和认识方式与我们截然不同。中世纪历史编纂的主体是神学家和僧侣，中世纪人历史思考的基础和归宿不可能摆脱神学。因此，认识中世纪人认知过去的模式，而不是始终用我们现在的模式去评量他们，才能从中世纪看似荒谬和漏洞百出的史学遗产中，确立其应有的价值。
（赵立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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