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即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和司马迁的《史记》阶段。前者的贡献不用多说，第一次建立了学派意义上的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及道德家（或道家）。这一体系影响深远，我们现在对先秦学术的认识基本都在这个框架内，以至于有人提出要加以反思，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相比于《天下》等篇章，《论六家之要指》出现了两个崭新特点：

第一，《论六家之要指》虽也有自己的基本立足点，即道德家，也就是汉初流行的黄老之学，司马谈称其“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但其在论列诸家学术的时候，开始以更全面的态度待之，优劣并举，视角更加全面，也有了更多宽容精神。如论阴阳，短在于“使人拘而多畏”，长在于“序四时之大顺”；论儒家，短在于“博而寡要，劳而少功”，长在于“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论墨家，短在于“俭而难遵”，长在于“强本节用”；论法家，短在于“严而少恩”，长在于“正君臣上下之分”；论名家，短在于“使人俭而失其真”，长在于“正名实”。^[18]

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此时先秦诸子的高潮已经过去，诸家学术的交流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黄老之学本身就是融汇诸家而来。若诸家没有可取之处，黄老的取舍也就无从谈起。而且西汉时，诸子在思想界还都有各自的地位，司马谈也不可能对他们一律加以彻底清除，他的用意只是要营造黄老之学高出众家的态势。《论六家之要指》对各家优劣并举的做法，是要为黄老之学“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19]的说法作铺垫。

第二个特点，司马谈讲各家学术，只是虚陈了六家的概念，并未以任何人或著作与之相匹配。当然，这不是说司马谈在树立这一体系的时候，没有学人或书籍作参佐。但无论怎样，现在的史籍没有留下他分立六家的标准，也无从知晓他赋予六家的具体内容。就这一点看，“六家”的概念在为后人梳理学术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困难。因为单纯地讨论概念比较容易，但以之系人、系书则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反倒是《显学》做得还彻底些。当然，司马谈时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显现出来，但后来学人对《汉志》之《诸子略》分类法的非议较多，不能不说在司马谈这里已经埋下了一些伏笔。

再看《史记》。《史记》中有数篇涉及先秦诸子的篇章，关于其立传或合传的标准，众说不一。熊铁基认为：“大体是按学术归类的，只是《孟子荀卿列传》有点杂……同时牵涉了战国中晚期各派”^[20]。我们认为司马迁对诸子人物的分类确实体现了相当的学术标准，如将老子与韩非同传，孟子与荀子同传，都是颇有见识的，梁启超誉之曰：“学问艺术方面，亦盛水不漏……如《仲尼弟子》《老庄申韩》《孟子荀卿》等传，于先秦学派网络略具”^[21]。但是他是否全盘接受了司马谈关于六家的概念，我们是有怀疑的。

《史记》中涉及诸子学术的篇章主要有《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商君列传》《仲尼弟子列传》等。探讨《史记》中的学派观念，应主要从这些列传中寻找线索。

《老子韩非列传》中所涉及人物，除老子与韩非外，还有庄子与申不害。其论老子学术云：“老子修道德，其学自隐无名为务”^[22]；论庄子学术，则曰：“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23]；论申不害：“本于黄老而主刑名”^[24]；论韩非子，云：“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25]。从整体看，黄老的概念似乎更接近于学派。

《孟子荀卿列传》所涉及人物十分庞杂，除孟荀外，还有邹忌、邹衍、邹奭、淳于髡、慎到、田骈、接子、环渊、公孙龙及墨翟等人。只有在谈及慎到等人时，《史记》云“皆学黄老道德之术”^[26]，其他人并未用学派意义上的字眼称之。如孟子，只说“述仲尼之意”；论邹衍，只说他“深观阴阳消息”^[27]；论淳于髡，说“学无所主”；论公孙龙，只说“为坚白同异之辨”^[28]；论墨翟，说“善守御，为节用”^[29]。(www.daowen.com)

《商君列传》中，只提到商鞅“少好刑名之学”^[30]。

《仲尼弟子列传》基本取材于《论语》，条列各人之言、之事。

不过，其中也有两处提到了抽象的学派概念。一处为《老子韩非列传》，谈及庄子对儒墨的非议时，云：“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31]；另一处出自《孟子荀卿列传》，谈及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32]。综合起来，可知《史记》使用学派名目谈及的学术只有儒、墨与道德（或黄老）三家。

所以我们认为《史记》在用学派指称诸子的进程上，其作用也不宜高估。一则，在司马谈树立的六家概念中，司马迁运用于《史记》的只有儒、墨、道，而且也多是抽象意义的谈论，并未将之与具体的学人紧密联系起来。像孟荀这样典型的儒者，也未以“儒家”称之；老庄这样典型的道家，也未以“道家”称之。

二则，《史记》谈论诸子学术，很多时候也都是以人立论，如《老子韩非列传》之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与无为……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33]《孟子荀卿列传》中谈及诸子之学，也有“赵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辨，剧子之言；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长庐；阿之吁子焉”^[34]。这种罗列众人，因人论学的方式与《天下》篇、《非十二子》和《解蔽》更为接近，应也是学派意识未曾占据话语中心的一种表现。

总体看来，《史记》中的学派概念还不十分稳固，对诸子学术的表述也略显分散，除儒、墨、道三家外，其他的学派概念还未被时人惯用，因人论学的论列方式仍然十分流行。当然，《史记》中学派归纳意识的淡薄可能还与其本身的性质有关。因为《史记》毕竟不是专门的学术评论之作，其书涵盖古今，数千年之人、事及典制无不包容，对先秦诸子的记述只占其中很小的比例，全书涉及诸子的传记只有数篇，篇幅、文字十分简短，择取的人物也十分有限。既然如此，或许简单罗列就足以将先秦诸子的学术宗旨呈现无余，不必再借助那套严密的学派概念了。这个原因看似不重要，其实是合乎情理的充足理由。反过来说，如果刘向父子之时谈论诸子学术，再沿用司马迁的做法，将诸子逐个罗列，逐人点评，这就是万万不能的了。因为《汉志》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可与司马迁同日而语，不借助学派的概念，恐怕是行不通的。

从先秦秦汉对诸子学术的认知过程看，其中贯穿着两条线索：其一，对学术主体的评判，开始附着于个体，后来转向学派，学术划分的自觉意识越来越强；其二，对诸子学术的认识，早期多限于客观的描述或简单的对比，后期则开始全面评析各家的优劣，并形成固定的学术立场。而且从《要略》开始，有了追寻诸子起源的意识，无论是其暗含的挽救时弊说，还是后来《汉志》所言的出自官守说，实际都在为诸子学术的出现作解释。从学术认知的基本逻辑看，由简至繁，由表象至实质，也是顺理成章、十分自然的。《汉志》增列学派名目和推溯诸子起源的做法也是这一路径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