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文化遗产与博物馆的情感网络:瑞华德学院的探索

文化遗产与博物馆的情感网络:瑞华德学院的探索

时间:2023-08-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遗产工作者不仅让志趣相投的社区成员参与进来,还关注每一位对特定遗产怀有不同感情的人,使他们成为这个不规则的情感网络的一部分——作为遗产工作者的我们也应位列其中。遗产是一种标志,产生于各种力量间的相互作用,涉及多般利益和情感。遗产不是给定的。作为遗产工作者,我们自己也是这些案例中情感网络生产的一部分——无论是社会、个人还是专业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为上述非物质遗产活动创造了新的含义和经验。

文化遗产与博物馆的情感网络:瑞华德学院的探索

Critically Exploring Heritage and Museums Voices from Reinwardt Academy Amsterdam

贾斯敏·拉纳 玛露丝·威廉森 海斯特·迪比茨

不存在没有情感共享与情感冲突的遗产。本章在想象IC2[1]阿姆斯特丹艺术大学瑞华德学院组织的一系列遗产研究的课程中,聚焦荷兰“黑彼得”形象与废除奴隶制的纪念活动,探讨不同情感在遗产建构实践中的介入情况。我们引入情感网络作为处理当代遗产建构的方法论,旨在寻找一种与“集体”互动的新途径。

关键词:参与式遗产;情感;多元性

本章呈现了荷兰遗产领域的一批专家与学者对遗产建构过程中各种利益分歧的相关研究。由于面临着更系统应对不同利益合作过程中实践和道德层面的双重挑战,我们的目标是,将理论焦点和研究轨迹引导至我们称之为“情感网络”的框架中。所谓情感网络的概念源于这样的经验:遗产的意义与重要性经常被轻易地视为人们对于某项遗产的共同感知结果。但是,只有亲近感并不能提供对日常生活中事物和实践的重视。同一项遗产也可以激起厌恶或拒绝的感觉,可能会反映不同的历史观,并暗示关于现实与未来的多种愿景。我们认为,这种分歧——即使有人对遗产产生极为消极的感受——并不一定使那些作为遗产的实践或事物降低品质、丧失资格。共享认同的实践成就了遗产,但这并不机械地要求周围所有人都必须分享同样的情感。

因此,以情感网络为核心的遗产建构,可以被形容为积极、持续和多视角地邀请不同人群讨论遗产项目意义的实践过程。遗产工作者不仅让志趣相投的社区成员参与进来,还关注每一位对特定遗产怀有不同感情的人,使他们成为这个不规则的情感网络的一部分——作为遗产工作者的我们也应位列其中。

提倡这种方法并不否定集体参与的相关性。集体可以带来团结力和自豪感;他们可以赋权,增加代表团体伸张权利的可能性。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是僵化的:集体身份并不总是与个人认同相匹配,所谓“团结”仍局限于一个抽象的群体,群体很容易被集体领导所“代表”(McGarry and Jasper,2015:3)。此外,我们深信,对于传统“社区”概念的关注已无法适用于越来越流动化与个体化的国际都市社会的语境。(www.daowen.com)

我们主张通过不同的途径,积极寻求不同的声音(在对话过程中彼此面对),以及对不同声音(观点)的探索和可视化呈现。这就归结到如何面对遗产实践过程中产生和存在的不同观点、利益和情感的问题。遗产是一种标志,产生于各种力量间的相互作用,涉及多般利益和情感。遗产不是给定的。无论什么时候,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植根于对集体性和连续性的渴望。人们通过古迹标记、博物馆存放或档案库归档等方式,将事物变成遗产——以参照过去,展望未来。这种“遗产建构”或“遗产工作”的过程不会在没有斗争的情况下发生,其结果绝不是客观中立的。如果只有志趣相投的人聚集在遗产周围,就不可能洞察任何潜在的冲突。对于每一位同样也是“参与群体”的遗产专业人士而言,如果无法深刻理解上述有关利益和情感的力量相互作用的动态特征,以及结果的“语境制约”性(时间、地点、群体),他们就更难以深入地理解与运作遗产实践。不过,遗产专业人士能做的不止这些——他们可以帮助其他人发展这种理解,甚至引导人们转变立场。

这就是我们这个位于阿姆斯特丹东南部的机构想象IC和阿姆斯特丹艺术大学瑞华德学院过去几年中一直致力研究的内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流行”[2]的五次课程中,探讨了研究非物质遗产的新途径(Dibbits and Willemsen,2014)[3]。在每次活动开始之前,我们都为瑞华德学院的国际博物馆学研究生们提供预备工作坊。每个“流行”活动都与一系列日常生活实践相关。它们将被视为流行文化的“案例”,由组织者从想象IC和城市中其他遗产组织的主题项目中选出。

我们首先创造了“情感网络”的概念,作为一个术语,它指的是围绕着遗产项目的变幻无常的情感系统。我们确信有必要开发一种方法来展现人们是如何通过戳破束缚思维的“泡沫”,在不同的群体中交换各种关于遗产的想法——更好地理解他们在遗产建构过程中的角色,如何改变他们的固有立场,抑或是,更接近彼此。为此,我们有意识地让人们参与到定义、讨论和筹划遗产的实践过程中。

我们的工作不仅涉及文化现象的实践者,还涉及那些被选定在我们的活动中讨论和上演的文化现象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我们邀请各类人加入这一系列的讨论中,以便比较所有可能与我们展现的案例有关的感受。

作为遗产工作者,我们自己也是这些案例中情感网络生产的一部分——无论是社会、个人还是专业层面。克申布拉特·基布里特(Kirshenblatt-Gimblett,1998)曾令人信服地指出,遗产是通过元文化实践创造的,这些操作将博物馆学的价值观和方法,如收集、记录、保存、展示、评量和阐释扩展到生活人群和他们的知识、实践、人工制品、社会世界与生活空间中。遗产专业人士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就像遴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项目所做的那样,遗产工作者通过把文化现象纳入遗产场域的方式,将其转化为元文化制品。这些遗产项目的从业者、表演者和工匠们,由于他们的“资产”被列入这个清单,虽参与着看似相同的仪式、传统、表演和人工制品实践等活动,却有着不一样的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为上述非物质遗产活动创造了新的含义和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正在创造新的元文化关系。

为更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明确理论假设,也有必要解释如何特别关注情感。现在,我们将首先阐述对遗产的共同看法——它是利益冲突的协商结果,接下来采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于“社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方法来考量这种途径,最后讨论我们认为如何将其转化为实践的观点。我们将从亲身经历的实践中举出两个例子,它们都涉及截然不同的、激烈的情绪:纪念废除奴隶制和黑彼得的传统。这些例子是一系列经验的一部分,也反过来促使我们进一步发展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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