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种体例中，史体自古就占有极高的地位，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因此，钱先生和张先生都特别推崇史体。
1. 古代著述皆可视为史料
张先生在《广校雠略》中称：“古代著述皆可目为史料。”“古初有立言之书，有记事之书，立言为子，记事为史，二者体制不同，相须为用。扬榷而言，则立言之书，亦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史耳。”向前追溯，明代儒家王世贞用一系列例证说明“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弇州四部稿》）。六经，乃史之言理者；其他又有史之正文、史之变文、史之用也、史之实也、史之华也；同时代的李贽在《焚书·经史相为表里篇》里直“谓六经皆史”；清代的龚自珍说得更绝：“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古史钩沉论》）张先生由此数家之言，更可旁证：古代著述，无一不可统于史料。阐明史体地位之尊。
2. 史体“博古通今，藏往知来”(https://www.daowen.com)
“智莫大于知来。……治史之大用，在博古通今，藏往知来。”钱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史体的功能、宗旨、特点以及文学史的缘起、撰著方法等作了全面、详尽、精辟的论述。他说，史“信而好古，只以明因；阐变方今，厥用乃神”。史的宗旨在于纪实传信，其“叙事贵可考信，立言蕲于有本”。“不偏不党而能持以中正。”是忠实的记载，为客观之学，属科学范畴。这也是史之所以为贵之处。据此，文学史当为“文学作业（《荀子·非十二子》注：‘事业谓作业也’）之记载”，重“在综贯百家，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洞流索源。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说，在记载文学作业，而不在铺叙文学家之履历”。作史有三要： 曰事，文，义。“文学史之事，采诸诸史之文苑；文学史之文，约取诸家之文集；而义则或于文史之属有取焉。”
然而，“中国无文学史之目，文史之名，始著于唐吴竞《西斋书目》”。此书及之后的文史类仅重文学作品的评论，而不重文学作业的记载，有史之名而亡其实，不属文学史；范晔首创、后世诸史沿袭的《后汉书·文苑传》， 旨在铺叙履历，“于文章之兴废得失不赞一辞”；且入文苑传者，皆二流以下文学家，不能代表文学的最高成就和水平，是不完整的文学；又不言文学著作，“舍文学著作而言文学史，几于买椟还珠”，算不上文学史。历代文集虽“有文学著作而无记载；以体裁分而鲜以时代断；于文章嬗变之迹，终莫得而窥见焉。则是文学作品之集，而非文学作业之史也”。史上称作文学史的文史、文苑传和历代文集，钱先生认为都只能作为文学史编纂之材料，皆非完整意义的文学史，只有事、文、义三者俱备的，才能称为真正意义的文学史。也只有史体写作的文学，才能全面、真实、完整、客观、科学、系统地论述文学发展的轨迹源流，才能“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阐明史体作用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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