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十年“文革”的非常时期，中国文化和思想领域掀起了突破和反思的浪潮，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文化热”。王学典认为这场“文化热”始于1984年：“1984年后，理论界的文化讨论，有一个明显的方向性转变。……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已经转移，开始转向现实，讨论的主题是怎样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的重点转向近现代，转向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反思。”[39]这场文化热潮源于群体性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力图通过从历史反思和传统文化批判中冲破思想的束缚和固化，这时的西方文化作为批判和反思的参照被引进，这是中国文化走向独立和自省的重要一步。中国积淀千年的传统文化新生并不能仅仅依靠“打倒孔家店”就能实现，作为全球文化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华文明应该以昂扬、不屈的姿态与历史告别，这是“文化热”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文化热”最早体现在文学创作上，由此产生“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提法，以小说、诗歌等文学形式开始，质疑文化权威，渴望价值重建，寄希望于承接“五四”精神，完成文化启蒙与价值追问。然而，形而上的文学不可能担此重任。一方面，随着国家工作重心全面转向经济建设，日益融入世界体系，经济发展成为全民关注热点。权力和资本结合引发了全民狂欢，大众审美的兴起对文化启蒙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文化衰落之势难以阻挡；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再次被卷入更大范围的现代文明中，迫切需要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转换。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发展浪潮驱动下，文化一再被边缘化。互联网时代，催生了全球范围内的大众消费文化浪潮，影像热、图形热等此起彼伏，更有人号称“读图时代”已经来临。在这种多媒体、泛图像、浅阅读时代，实用阅读超越了审美阅读，畅销阅读超越了经典阅读，文化的传承和文化的价值令人焦虑却也令人期待。阅读习惯即时化、阅读内容分散化、阅读深度浅表化，互联网生态下的文化传承遭到了激烈的挑战，人的整体文化形态和意识被重新解构和建构。鲁迅先生曾倡导“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围之圉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联今复古，别立新宗”。一方面，文化复兴需要大众的文化土壤。文化复兴必须以深厚的学术思想为引领，需要厚重的文化积淀和适宜的文化体量；而当整体的文化土壤日渐贫瘠之时，学术思想必然营养不良，动力不足，文化复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现代文化复兴必须突破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以精英为主导的发展理路，如两汉经学、唐代三教融合、明清程朱理学，一旦成为官方显学则因失去活力而成为官方附庸，丧失文化自由之精神内核。另一方面，当文化在政治领域无法言说时，只能因应时势另觅他途，与经济社会专注于经济利益和商品经济一起，文化呈现为具体细微和生活美学。文化因势利导，与经济紧密结合，文化产业应运而生，勃然兴起。

文化复兴需要社会经济、政治、人口等多方面的准备和觉醒。首先，文化复兴起源于工业和技术发展的高级阶段。正如欧洲文艺复兴孕育于当时的经济繁荣一样，中华文化复兴首先需要经济发展的相应支持。各种技术上的演变更替和升级换代构成了我们身处其中的物质化世界。经济的发展影响到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同时，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经济生活决定人的思想和精神。在近代经济发展的百余年间，经济与生活日益紧密地结合，人们日常生活的价值和目的与新的经济活动互相影响、博弈、斗争和妥协，最终表现为经济活动的发展方向。其次，文化复兴需要政治环境的支撑。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所促成的经济发展并不足以支撑文化复兴，还需要平稳、和平的政治环境。一如英国内战前的繁荣与其在1560—1640年间国内乃至整个欧洲没有大规模战争一样，中华文化复兴需要和平的政治环境。近代以降，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军阀战争、中日战争、国共两党战争乃至党内斗争环境之中。长期的严酷的外部环境，深刻地改变了中华传统文明所倡导的仁义、忠孝、谦恭等精神要义，改变了中华文化赖以滋生的精神和思想基础。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中华文化蜕变遭遇了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价值观念混乱；而拨乱反正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以实现其历史转变。最后，相当规模的受教育人口是文化复兴的基本保证。教育普及的逐步深化为文化复兴准备了充分的人口资源和可能性，我国近十余年来高等教育普及率获得了显著提升。2013年，我国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为638万余人，研究生毕业生数为513万余人[40]；而在2002年，这两项数据分别为133万余人和50余万人左右[41]。高等教育主体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人口的文化结构，更为文化产业兴起和蓬勃发展做好了准备。(www.daowen.com)

当前，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国民系列教育的普及、产业市场化运作的逐步成熟，为大众文化主体由精英向大众的转化奠定了基础。在文化复兴的主体条件上，我们必须调整观念、转变思想，以开放的态度看待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就文化产业中的“文化”来说，它为现代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可能，在这一意义上，“文化”第一次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结构转型的“显学”；就文化产业中的“产业”来说，它是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支柱和表征，追求经济至上的现代化将其置于最优先地位。文化与产业的结合则是工业文明向前推进的一大步，它至少在两种意义上有助于中华文化的复兴与现代转化。第一，大众追求文化精神需求满足使得文化普及和复兴成为可能。这种追求具体表现为对大众文化的吸收和追随，对可以增进人的文化修养的物品的爱好以及对文化产品的消费等，构成对文化产品大量生产的新刺激。第二，文化产品种类和数量的增多也满足了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向往，提升了人的审美能力，使人们更多地以美的眼光看待人生，体现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和珍视。对文化产品的追求推动了经济产品从物质使用向精神符号的转变，也使艺术品从神坛走向世俗进而成为复制品。精致的商品与精致的生活态度相结合，必将推动文化复兴的进程。这正是文化产业兴起的宏大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