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公三略》作者究竟是谁？它究竟成书于何时？关于第一个问题，既然已基本排除了黄石公撰著的可能性，那么在缺乏充分材料来考定具体作者的情况下，大可存而不论。众所周知，秦汉以降，人们依托前代名人撰文作著的现象十分普遍，例如战国时期流行的黄帝之书，魏晋时期伪托列子所著的《列子》等等，都反映了这样的风气，它使得真正的作者姓名湮没无闻。《黄石公三略》作者的情况当与此类同，所以在今天我们大可不必在这个问题上花费太多的功夫。比较适宜的做法，是将《黄石公三略》的作者视为深富韬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隐逸高士。

但是，关于《三略》成书年代，我们似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考定，因为这对于我们从军事文化发展史的角度考察《三略》的特色和价值，深刻认识中国传统兵学嬗递之轨迹与一般规律实有裨益，而且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三略》的兵学地位。从这层意义上说，我们还要费些笔墨，谈谈《三略》的成书年代问题。

学术界在《三略》成书年代问题上的最普遍观点，是认为其大致成书于西汉末年。但也有少数学者论证其成书于东汉时期。虽说两说在时间界定上稍有先后，但是并无太大的分歧。因为，一是都将《三略》视为两汉时期的作品，时差不过两百年左右，这在古书年代学上并非什么严重问题。因为就古书成书一般规律而言，古书通常不成于一时一人之手，而往往有一个从雏形到定稿乃至流传的较长过程。^[11]这样，无论将《三略》看成是西汉的作品抑或东汉的著述，均无大碍。二是就《三略》本身内容来看，不论是将其认定为西汉之作，还是将其认定为东汉之作，都有各自的道理，都能说得通。

当然，若有办法能更明晰地确定《三略》的成书年代，自是佳事。笔者的基本观点是《三略》当为东汉后期的兵学著作。以下略述主要理由。

一般而言，考定古书成书的确切年代，必须观照的重要因素不外乎历代典籍的著录以及文字引用，其书本身的主体思想倾向、主要内容以及文字风格、著作体例等等。而就这些方面来看，我们认为，将《三略》的成书年代确定在东汉晚期更为合理。

首先，从文献著录所透露的信息看，《黄石公三略》成书当在东汉末年。《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云：“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12]然而《汉书·艺文志》并没有著录《黄石公三略》。这说明迄至东汉中期班固时，其书尚未定型与面世。

现存史料表明，《三略》之名最早见于汉魏之际。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在其《武军赋》中始有“《三略》《六韬》之术”的说法^[13]；三国魏明帝时隰阳侯李康《运命论》复称：“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14]这说明《三略》是在东汉末年才开始流传于世的，它的成书当基本与此同步。

至于其书全称《黄石公三略》则要更晚一些，始见于北齐史学家魏收所著的《魏书》中的《刘昞传》，其称北魏著名学者刘昞曾“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15]。此处有个细微之处值得引起注意，即魏收对刘昞所注四部书的排列次序基本上是按时代顺序，刘劭《人物志》亦成书于汉魏之际，故与《黄石公三略》相属，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三略》真正成书当在东汉末年。而其为“正史”正式著录则始于唐代著名政治家魏徵等人所撰的《隋书·经籍志》，其后，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及公私目录书均有著录。由此可见，从文献著录角度考察，《三略》成书于东汉末年。

当然，古籍成书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考定《三略》成书于东汉末年，并不意味着其书雏形在东汉初年不曾存在，这方面比较有力的证据是范晔《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中的一段记载。建武二十七年（51），朗陵侯臧宫与杨虚侯马武联名上书，请求朝廷发兵出击匈奴。光武帝刘秀对此进行了批复，其中引录了《黄石公记》之文作为重要依据：“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16]

光武帝“诏报”中称引的这段《黄石公记》文字，多近于今本《黄石公三略》。^[17]但是，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一点，我们与“西汉说”者见解不同。我们不赞同《黄石公记》与《黄石公三略》是同一部书的不同名字的说法，而认为这恰好表明《三略》从酝酿到最终成书乃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黄石公记》充其量为《三略》之雏形，而绝非《三略》本身，这是符合古籍成书的一般规律的。总之，《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虽引录了《黄石公记》文字，但这并不能作为《三略》成书于西汉的充足证据。(www.daowen.com)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三略》本身内容反映出它的成书年代只能是在东汉末年。这种“内证”较之于文献著录等“外证”“旁证”往往显得更有说服力。

很显然，阅读《三略》并考证其成书年代，有两个关键性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要充分考虑《三略》兵学思想体系中的黄老思想主导特征；二是要高度重视《三略·中略》所给的提示：“是故《三略》为衰世作。”而完全符合黄老思想盛行与“衰世”这两个基本条件的，综观整个两汉时期，只有东汉末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

考察《三略》全书，其内容杂采儒家的仁、义、礼、信，法家的权、术、势，墨家的“尚贤”“尚同”，道家的“贵柔守雌”，阴阳家的“贵因”观甚至谶纬等诸家学说，而以“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为特点的黄老思想为全书立论的基础，具有鲜明的思想特色。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从哲学属性上来说，《三略》属于典型的黄老兵学体系”。

《三略》既然以黄老思想为主导，那么它的问世，必然是在黄老思想成为社会主导思潮的特定历史阶段。而在两汉时期，这种情况只出现于西汉初年和汉魏之际。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及窦太后等最高统治者，均尊奉黄老之学，所谓“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18]。在统治者的提倡下，当时崇尚黄老之学的士人亦不在少数。文帝时有一位王生，其“善为黄老言，处士也”^[19]。有长安卜者司马季主，“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20]。景帝时有个黄生，也是位黄老学者。另外还有位田叔，也曾“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21]。社会上对黄老之学的热衷与倾慕，势必要在学术领域中得到体现，故陆贾强调“道莫大于无为”^[22]；贾谊认为“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23]；司马谈盛赞黄老之学“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24]。而在典籍方面，则出现了不少以黄老思想为主体内容的著述，如著名的《淮南子》。这种现象，一直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基本得以改观。黄老之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让位于儒学，转化为思想界的潜流。

不过，《黄石公三略》显然不可能产生于西汉初年，因为当时虽说是大乱之后，百废待兴，但毕竟不是“王泽竭”的“衰世”，与《三略》所称的“政不正则道不通，道不通则邪臣胜，邪臣胜则主威伤”^[25]景况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其成书于西汉初年的假设基本上可以排除。

而倘若以东汉末年的状况来观照《三略》成书，则诸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成书年代能够基本确定。一是因为东汉末年完全符合“衰世”的时代特征，表现为皇权衰落，吏治腐败，政治黑暗，外戚与宦竖交替擅权，豪强横行，边患迭至，儒林异化，大一统政治格局面临严重危机，有识之士对政局深感绝望，愤然浩叹：“嗟乎！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26]这样的世道，的的确确属于《三略》所指称的“衰世”。也与其书所述的“夫命失则令不行，令不行则政不正”的情况相一致。

二是因为东汉末年是黄老思想从儒学阴影中走出来，在思想界重新崛起的重要阶段。儒学自西汉中叶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后，经过漫长的凝固与僵化过程，至东汉后期，已沦落为近乎宗教神学的理论体系。它将大量的谶纬援引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使其在形式上与内容上都呈现荒诞怪异的特征，严重窒息了儒学继续发展的活力和生机，在经学形式上遭到了古文经学的挑战，而在思想体系方面，又遇上部分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家（王符、仲长统、崔寔等）的批判。这一切均表明儒学在东汉末年已开始衰落。而儒学的中衰，势必导致其他思想流派，如黄老之学、法家学说，渐渐摆脱长期以来遭受的压抑，再度活跃于当时的思想领域。换言之，当时诸子百家之学（尤其是黄老之学）重新风靡于世乃是不争的事实。如著名学者蔡邕在《释诲》中津津乐道于淡泊之道：“心恬澹于守高，意无为于持盈。粲乎煌煌，莫非华荣。明哲泊焉，不失所宁。”^[27]又如仲长统亦汲汲追慕出世的欢乐：“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28]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之下，《三略》的作者才会把思想旨趣归结于“尚柔”“守微”，“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29]。由此可见，《三略》主导思想之确立乃是东汉末年黄老之学再兴之产物，它只能成书于东汉末年。换言之，它是当时儒家一统格局遭到冲击，黄老之学等重新抬头的学术大趋势在兵学领域中的客观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