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宏斌　丁心怡

（浙江大学中文系）

美育（aesthetic education）者，既是建构美与审美状态的一种教育实践，又是实现救赎人性、重构社会这一政治理想的可行之道。简言之，美育既是一种目的又是一种手段。这种美育理想曾涌现于德国古典哲学家、美学家席勒的笔端。席勒于1794年写下《审美教育书简》，并希冀以此来关照时代的政治境况，对现代性问题作出一番回应。此时，曾高举理性旗帜的法国大革命已逐渐走向式微，德国的知识分子们由此意识到，真正的政治自由并不是通过理性设计或者发动革命就可以达到的，倘若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建设者其人性仍是败坏不堪的话，这种政治实践也终将走向末路。因此，只有从自由完整的人性中，才能诞生出真正的革命。然而在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现代社会中，作为其产物的严密的分工体系，却好似一双无形的手，将原本完整的人性撕裂了，原本有机一体的人性成了碎片的无意义拼贴。席勒曾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将现代社会及个体与古希腊的国家及个体作比较，他不无痛心地写道：“在希腊的国家里，每个个体都享有独立的生活，必要时又能成为整体：希腊国家的这种水螅性如今已被一架精巧的钟表所代替，在那里无限众多但都没有生命的部分拼凑在一起，从而构成一个机械生活的整体。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道德习俗都分裂开来了；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了。人永远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人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他不是把人性印在他的天性上，而是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他的专门知识的标志。即使有一些微末的残缺不全的碎片把一个个部分联结到整体上，这些断片所依靠的形式也不是自主地产生的……而是由一个把人的自由的审视力束缚得死死的公式无情地严格地规定的。死的字母代替了活的知解力，训练有素的记忆力所起的指导作用比天才和感受所起的作用更为可靠。”^[1]在这种碎片化的现代社会中，教育沦为了培养专门的职业技能的手段，而席勒则欲以美作为医治时代溃烂伤口的良方，借助审美教育来把人所有潜在的可能性给发展出来，从而使人实现其内在的规律性、重构一种自由的人性。(www.daowen.com)

然而到了1942年，距离《审美教育书简》成书已将近过去了一百五十年，席勒的审美王国仍旧只是远在天边的乌托邦，工具理性反倒愈演愈烈，人性如同破碎的枯叶般零落不堪，整个世界都在战争的铁蹄之下瑟瑟发抖。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英国著名的教育家、诗人、艺术理论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时代的真实面目——“实行残暴而高唱理想”^[2]。在他看来，“我们虽不是时常有战争，但时常有贫穷，且有许多人为的不公和残酷的事实。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知觉迟钝的普遍事实”^[3]，而这种对于残酷与理想间的巨大鸿沟的有意或无意的忽视，正是源于现代社会中人性的碎片化。为了重塑一种完整的人性，赫伯特·里德同一百五十年前那位先贤一样，将目光投向了美育。但与其先贤不同的是，赫伯特·里德思想中的那种实用主义倾向促使他把美从那种虚无缥缈之境中解救出来，使神圣的花朵扎根于世俗的土壤之中，这也使得他的美育理论显得更具实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