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亦称“皮黄戏”，是在诸腔杂陈、花雅角逐的北京，以徽调和汉调为基础，又吸收昆腔、京腔、梆子腔等诸剧种的营养和影响，并不断加强京都地方风采而形成的一个剧种。

京剧的奠基工作，是由徽班进京来完成的。徽班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秋为祝乾隆寿诞应征入京。当时，应征的是高朗亭为台柱的“三庆”徽班。继三庆班之后，又有许多徽班陆续进京作场，至嘉庆、道光年间，徽班已成为花部中的一支劲旅，其中尤以三庆、四喜、春台、和春等四大班名噪京师。《梦华琐簿》中描述过道光年间徽剧的观演情景：“人海杂沓，诸伶登场，各奏尔乐，钲鼓喧闽，叫好之声往往如万鸦竞噪矣。”徽班的兴盛，于此可见一斑。

徽班称盛，最显著的特点是诸腔并唱，文武混乱兼演，这比清一色的昆曲、梆子班社的演法，显然更要叫座。如三庆班，便是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两腔的戏班。高朗亭不仅有“二黄之者宿”之誉，也是“善南北曲，兼工小调”的通家。徽调作为花部的代表，的确是花杂得到位。

嘉道年间，徽班因汉调伶人的加入而引发了徽、汉的合流。“徽汉合流”必然要凝结为一种新的声腔形态，这也是徽、汉合流的必然要求。京剧便是其合流的结果。然而，要实现这一步还有一个过程，至少要把这个过程的时间限度拉到道光末年，即19世纪的中叶。这期间完成了由徽、汉合流到最后京剧定型的三个演变。(www.daowen.com)

这三个变化是：第一，由以往旦角领衔的演剧阵容，改变为由生行为主导的演出格局。第二，由诸腔杂陈的舞台景观，转为由西皮、二黄统领的局面。第三，演唱和念白的语言基本完成地方化即北京化的转变。徽、汉合流时期实现的以上三个演变，尤其是后两个方面的演变，使京剧作为一个新的声腔剧种得以脱胎成型。促成和推动这个演变过程的，是余三胜、张二奎和程长庚。

京剧在道光后期经过“老生三”为代表的一大批驰骋于北京戏剧舞台的表演艺术家的共同努力而大获成功，后经咸丰、同治两朝的进一步锤炼与锻造，到光绪年间已进入成熟阶段。代表这个阶段艺术水准的，是被誉为“老生新三杰”或称“新三鼎甲”的孙菊仙、汪桂芬和谭鑫培。他们继承了余三胜、张二奎、程长庚等人的艺术成就，并大力发挥、创造，从而加快了京剧走向成熟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