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道书院的讲学活动中，王恕父子对学生的要求很高，规定在明德、学道、游艺以及会食、归宁方面都要有矩矱。他们自己编写讲学的教材，对学生分为堂上生徒、堂外生徒、堂下童子和堂外童子四类来分级管理，以读书的勤奋程度和修为的高低来进行级别的升降。除此以外，还具体设定讲学时间。诸生“辰至酉归，执经受业”。

王恕父子的讲学内容以经学与理学并重，兼及科举之学。因为明代以五经取士，而经学又是制义之根本，科举制是吸引诸生前来求学的关键。王恕以《易》应科举，王承裕以《诗》应科举，两人多以二经教授门人，其弟子马理治《春秋》《诗经》，以《春秋》应科举；李伸治《诗》；张秉正、张原、党汝兰、秦伟、雒昂治《易》；李德明习《礼记》。王恕说：“吾儿承裕以《诗经》登弘治癸丑进士。是岁吾年七十有八，乞休，得请承裕侍吾归。既抵家，定省之暇，与从游之士始得讲学于释氏之刹。近则即前普照院之故址建为宏道书院以居，自名其后堂曰‘考经堂’。其意以为从游之士有治《易经》者，有治《书经》《诗经》者焉，亦有治《春秋》《礼记》者焉。”［1］11（卷一《考经堂记》）

然而王恕父子的经学教育，在当时却具有超科举的意义，这取决于王恕本人对经学的态度和父子二人在治经时提倡经学与理学并重的学术思想倾向。

王恕对于经学的态度，在于“重经、疑传、以心证经传之失”。他在教育其子孙的时候强调修身与致用并重。例如他和学者蔡清在谈到天下异才难得的原因时，蔡清认为多数人治学是为了做官，而王恕却认为只有博览群书，将经书中所学与实际生活相结合，才能学以致用。他对儿子的经学教育也表现出了不愿意为科第而恪守一经的积极态度。例如他命儿子王承祜习《书》［1］11（卷五《书承祜诰命碑下方》），幼子王承裕习《诗》。他曾说：“考经者固不可不用传注，亦不可尽信传注，要当以心考之也。”［1］11（卷一《考经堂记》）相比主张全信程朱之说的同时的著名学者胡居仁，王恕既不迷信程朱，也不远溯汉儒考据，而是以心臆度，在明代经学中具有独树一帜的风格，所以他在刊行《石渠意见》时曾经质疑程朱对四书、五经的一些注释，他的《玩易意见》中对程伊川的《易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进行了合理的补充。清儒吴焯对王恕在经学中敢于破除迷信的勇气大加赞赏，他说：“明自永乐《大全》出后，甚至弃去程《传》而专用《本义》，康僖（此处吴焯误，应为端毅）不为习俗所靡，且欲扩充传义之外，要不失为慕古深思之士。惜乎未能博览儒先经说，徒以臆见断之耳。”［4］537(www.daowen.com)

王恕父子对于性理之学都有极高的造诣，而于“心”颇为重视。王恕在其所写《石渠意见》中大谈性理：“一即心之理也。心为神明之舍，虚灵不昧，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5］4又曾经做过一篇《心箴》，大谈“心”之功用：“吾心具天命之性，为神明之舍，含动静之机，知古今之事，作五官之主，为应酬之本，持变通之权，蓄治安之计，契圣贤立言之意，遵当仁不让之训，辨诸儒传注之非，释后学积年之惑，存扶世立教之志。”［1］10（卷三《心箴》）不难看出，王恕对于经学的兴趣要大于对理学的思考。比较而言，王承裕的理学成绩则要突出一些。据马理说，王阳明曾经向王承裕请教《大学》《中庸》之要。王承裕表现出了与其父亲迥异的理学家的气象，在其著作《论语近说》《论语蒙读》《动静图说》和《草堂语录》中都有所体现。

然而王承裕同其父一样，也非常重视“心”的作用，他在《进修笔录》中说：“心正则身正，身正则万事皆正矣。是故正万事莫如正身，正身又莫如正心也”，“人之一身，惟心为主，心正则身正，心不正则身亦不正矣”［3］8（卷六《进修笔录》）。他要求有志于性理之学者要认真阅读《性理大全》《近思录》，要宣讲理学。大体来说，父子两人的区别在于：王恕之学，训诂的成分多一些；王承裕之学，性理的成分多一些。自王恕到王承裕，实质上表现了经学不断发展最后融入到理学的一个逐步地发展过程，而宏道书院理学研究气氛渐浓的环境，也为其进一步推进关中地区探讨性理的气氛创造了很优越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