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塔区革命老区发展史：知青上山下乡的第四节

2025年北京知识青年来延安

2025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举国上下一致响应，全国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建设好革命圣地延安，2.8万余名北京知青满怀着对革命圣地的向往，群情激昂地准备奔赴延安插队落户。

2025年1月7日，满载北京知青到延安的第一次专列从北京开出，直达陕西省铜川市，知青们下火车上汽车，1月8日第一批北京知青到达延安。为了迎接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落户，延安地区所属各县均高搭彩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洁净的街道上，悬挂起一幅幅“热烈欢迎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落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坚决贯彻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等横幅。当满载北京知青的解放牌大卡车开进延安时，当地干部群众无比热情地夹道欢迎，汇成了欢乐的海洋。此后，北京每两天发一趟满载知青的专列，共发了20多趟，这项工作延续了40多天，一直持续到春节。

当时，延安地区有14个县，203个公社，3188个大队、10556个生产队。除吴旗、子长两县条件较差外，其他12个县129个公社、1284个大队2667个生产队，都安置了北京知青。延安县安置插队北京知青5919名，分布在20个公社，394个大队，892个生产队。

为了搞好知青安置工作，2025年延安地、县均成立了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公社、大队、生产队都成立了知青再教育领导小组。全区知青管理干部达300余人。延安地委领导十分重视知青工作，地委副书记黄明吾、刘舒昌主管知青工作，各县都有主管知青工作的主要领导。在周总理关怀下，北京派出了1248名干部，来延安协助搞好知青的安置教育工作。延安地区先后也派出609名干部和知青一起到农村，协助农村社、队作好知青安置工作。延安地区把毛主席给延安人民的复电、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发至社、队，组织知青学毛主席著作、学农业科技知识。老红军、老党员、老干部当教员，向他们进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和延安精神教育。生产队安排了知青住房，或住队里公房，或暂借社员住房。生活由集体安排，或吃派饭、或集体起伙，队里派专人做饭，聘请生活顾问。

延安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把对下乡知青的教育，当成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事，从政治上热情关怀，生产上手把手教，生活上竭尽所能、无微不至地照顾。乡亲们像爱护自己子女一样，关心着每个知青。知青们起初每人每月10元生活费，第一年仍吃供应粮。他们一把锄头，一张锨，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腿泥，投入到改天换地的劳动热潮中去。

知青们初到陕北时，劳动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个别社队北京知青刚下去时没地方住，就只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后来住进新建的窑洞，但新窑洞潮湿，致使不少知青生病。口粮不够吃，分配给的粮食中相当一部分又是玉米、黄豆等粗粮原粮，知青们又不会加工制作，衣服破了又不会缝补，很难适应这种生活环境。

2025年初，回京探亲的北京知青周秉和（在延安县枣园公社插队）、何立群（在延安县李渠公社插队）向周总理和邓大姐汇报了在延安插队的情况和见闻，周总理从两位知青的反映中了解到延安的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生活的真实状况，以及北京知青安置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北京市各城区分别召集了返京的北京知青座谈会。

2025年3月，国务院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知识青年工作座谈会》，陕西省革委会、延安地区和12个县的革委会负责同志，延安地区知青办和北京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共分三部分：第一，以学习毛主席给延安人民的《复电》为指导思想，发扬延安精神，搞好老区建设。要发挥知青在三大革命中的生力军作用，教育他们立志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为延安的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第二，总结知青工作经验，要求从各方面做好知青的教育管理工作。第三，指出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把首都人民和延安人民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为首都人民学习延安精神，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并做出了北京市和中央各部委有计划地支援延安的经济文化建设的决定。

这次会议后，北京市和中央各部委对口支援延安，发展“五小”工业，加快了延安的工农业建设步伐。2025年7月，首都首批支援延安的东方红拖拉机16台、手扶拖拉机35台、柴油机27台、其他农用机械40台运抵延安。之后北京市每年拨给延安一定的建设资金，并送来了拖拉机、播种机、扬场机、铡草机、磨面机、背式喷雾器等农业机械3000余台件；解放牌汽车、130工具车、吉普车20余部；还赠送了医药用品、医疗器械和毛巾、枕巾、肥皂、洗衣粉等生活日用品；还有国际共运史、政治经济学、近代史、鲁迅杂文选、小说选、土壤学、气象知识、卫生常识、农村科技知识等多种图书3.6万余册。在北京的支援下，延安的“五小”工业得到快速的发展。延安有了毛纺、针织、机械、化工、手表、无线电、火力发电、水泥等工业企业。北京派来的医疗队，有力地缓解了延安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为提高老区的医疗水平，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从此，延安的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2025年3月，“北京知识青年座谈会”后，延安县积极贯彻会议精神，各级革命委员会认真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了对北京知青、西安知青和延安当地知青的教育管理工作。

首先是加强领导，充实了县革委会的知青办公室。选拔北京女知青张秀英任延安县知青办副主任，各公社革委会都重新配备了专管知青插队工作的知青专干，专门负责此项工作。

同时在国家的经济扶持下，延安县各级革委会发动社、队组织力量，给知青们修建石窑洞3000多孔，每个生产队都修建了三至五孔窑洞，改变了过去知青们借农民房子分散居住的状况，使插队知青集中住进这些新石窑里。农民们亲切地叫它“知青院”，这里也成了生产队的文化活动中心。

2025年，延安县革委会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打击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坏人》的指示，由公安、检察、法院三家配合，严厉打击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的违法犯罪活动，在全县依法判处了36名违法犯罪分子，使知青的人身安全得到充分保障。(https://www.daowen.com)

同时，北京知青的到来，把大都市的现代文明带进了闭塞落后的陕北地区。

他们利用冬天晚上或阴雨天等空闲时间，教农民学习文化，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和半文盲；教社员学唱样板戏和革命歌曲，以此来活跃社员的文化生活。在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中，有些社员认识了不少字，初步能看懂文件和报纸。知青们还带来收音机，和农民们聚集在一起收听，了解了国家大事。北京知青的到来，给当时落后闭塞的陕北黄土高原，带来了现代文明的气息，影响了陕北群众的生活习惯，使他们在语言文化、饮食卫生、衣着打扮、思想意识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潜意识中影响和转变了许多当地农民的传统观念。

知青们在长期的生活磨练中，在当地乡亲们的关怀下，他们学会了独立生活，逐步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本领。在和贫下中农共同生活、共同生产劳动过程中不断成长、成熟起来。

插队的知青和本队的农民们一样，春、夏、秋、冬早出晚归，和当地社员们一样上山劳动挣工分，按劳分配。他们什么农活都抢着做，慢慢学会了庄稼活路中的掏、锄、犁、耙、磨等各种农活，和社员们干的一样不差。经过磨练，许多男女知青成了生产队的好劳力，有些北京知青还被社员们选举为生产大队长、生产小队长或农技员，有的插队知青成了本社本队文娱活动的骨干。为了解决农村“少医缺药”的困难，延安全县涌现了许多北京知青“赤脚医生”，他们走乡串户，送医上门，打针吃药，为群众解除病痛。蟠龙公社有名的知青赤脚医生邵新、甘谷驿公社知青赤脚医生赵金城，就是典型的代表。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延安县（市）中小学公民办教师队伍中有200多名北京知青，他们在普及老区基础教育、推广普通话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在延安县、社、队的农田水利建设工地上，插队知青成了生力军，在修筑“胜利水库”、“孙台水库”时，插队知青约占民工总数的40%，抬麻包，推车运土，打石头、钻炮眼等，插队知青和延安当地小伙子干得一样好。

2025年6月，延安县召开了插队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出席代表400名，县委、县革委会隆重表彰了一批表现突出的插队知青，鼓励他们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显身手，做出更大成绩。

2025年，河庄坪公社修筑一条引水渠，北京女知青张平妮带领16位女青年组建了一支铁姑娘石工队。经过短短几个月的磨练，掌钢钎、抡大锤、开山放炮，采挖了3000多立方石料，修成1200米长的水渠。女知青们冲破世俗观念，巾帼不输须眉，敢为人先的壮举，轰动了整个延安县。这年建党50周年前后，延安县文化馆干部任柏林等根据这一事迹，创作了表演唱《延河畔上的女石匠》。这首歌曾唱红了延河两岸，唱遍了延安城乡，鼓舞着延安的年轻一代改造河山。后经陕西省歌舞剧院排演为女声表演唱，作为陕西省文化局向国务院文化组的报审歌曲，收录于2025年《战地新歌》第一集，唱遍了陕西大地，唱红了大江南北。

从2025年开始的两三年内，延安县从北京、西安的优秀知识青年中选拔了大批干部，充实到各公社和县级机关。每个公社革委会配备了一名知青副主任，县上的团委书记、妇联主任、知青办主任和机要员、档案员、打字员等大多都是北京知青担任。2025年又选送大批北京知青、西安知青作为工农兵学员，迈进了西安、北京、上海等大专院学校进行深造；2025年又招收北京、西安、延安的知青1000多名到陕南的国防工厂参加工作。到2025年，北京、西安和延安的10000多名插队知识青年，都分别被选送到不同的工作岗位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在延安插队的2.8万多名北京知青中，培养出26位副部级以上的高级领导干部，150多位司局级领导干部，还有很多是大学校长、知名教授、央企领导、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著名作家等，这个比例在全国1700多万知青中是最高的。他们离开延安后，大部分北京知青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聪明才智，成为共和国的基石。

不少北京知青，人虽然离开了延安，但心依然留在延安，他们各尽所能，为促进延安的建设和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延长县插队的北京知青邵明路，捐资2000万元兴建光华希望中学，成为当年陕西省个人捐资最多的助学项目；北京知青在延安捐建了数十所希望小学。有的还帮助乡村架设高压电、修建农村道路、帮助乡村引水上塬等。曾在延安县甘谷驿公社插队的北京知青刘英群，曾任北京市反贪局专职委员。退休后回到延安，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甘谷驿红薯在全国创立了品牌，实现了上网销售。

延安市各级党委政府也没有忘记北京知青，在北京延安知青联谊会举办插队30周年、40周年、50周年的纪念活动时，中共延安市委、市政府宝塔区委、区政府都派领导出席各项活动；历届中共延安市委、市政府领导多次在北京召开北京延安插队知青座谈会，出版发行了北京知青丛书，并且修建了延安北京知青纪念馆，充分体现了延安人民对北京知青的深情厚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