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代存在有乡遂制度是无疑的。《尚书·费誓》说：“鲁人之郊三遂”，说明鲁国在西周初年已有三乡三遂的制度。鲁国是以奉行“周礼”著称的诸侯国家，可以推想，周天子的王畿之内一定早就实行着这种制度。

《周礼》所说王畿的乡遂制度，其中基本特点该西周时已有，但是许多具体制度已被改变、扩大和增饰，并加以理想化和系统化。其中显然被改变和扩大的就是军队的编制。《周礼·夏官·序官》说：“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其实，“军”的编制在西周时还没有。据西周文献看来，当时只有六师而没有六军。如《尚书·顾命》：“张皇六师”；《诗经·小雅·瞻彼洛矣》：“靺有奭，以作六师”；《大雅·棫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大雅·常武》：“大师皇父，整我六师。”到春秋时，诸侯才有“军”的编制，大国都编三军，于是有“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左传·襄公十四年》）之说，《周礼》就是根据这种说法的。

西周文献中的“六师”，在西周金文中称为“六”。如：

唯巢来，王令东宫追以六之年。（贮簋）

王乎（呼）作册尹册命柳，（司）六牧阳、大□，羲、夷、阳佃史。（南宫柳鼎）

“六之外，还有“八”，如：

王命善（膳）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之年。（小克鼎）

有称“殷八”的，如：

白懋父以殷八征东尸（夷）。（小臣簋）

有称“成周八”的，如：

王乎尹氏册命曶曰：更（赓）乃且考，作冢司土于司成周八。（曶壶）

有简称“成周八”为“成”的，如：

唯白屖（辟）父以成即东，命伐南尸（夷）。（竞卣）

有以“六”和“八”并举的，如：

王册令尹易（锡）盠赤市、幽亢、攸勒，曰：用（司）六、王行，参（三）有（司）：土、马、工。王令盠曰：六眔八（盠尊）。

还有以“西六”和“殷八”并举的，如：

王迺命西六、殷八曰：“□伐噩（鄂）侯驭（御）方，勿遗寿幼。”……弗克伐噩。武公迺遣禹率公戎百乘，斯驭二百，徒千，曰：“……（惠）西六，殷八，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禹鼎）。

“西六”当即“六”，因“六”屯驻于西土的都城丰镐，也称“西六”。据此推类，那么，“殷八”该因屯驻于殷（即卫）而得名，“成周八”该因屯驻于成周而得名^[19]。

西周在西土和东土都建立有统治中心，屯驻大军，不仅是为了加强国家的统治力量，而且是为了征服附近的夷戎部落。如“成周八”曾被用于征伐南夷，见前引竞卣；“殷八”曾被用于征伐东夷，见前引小臣簋。不仅如此，西周在统治中心屯驻大军，是用来统治当地人民及附近夷戎部落的。如兮甲盘，载：

王令甲政（征）（司）成周四方责，至于南淮尸（夷）。淮尸（夷）旧我（帛）畮（贿）人，母（毋）敢不出其、其责（积）。其进人、其贮，母（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令（命），则即井（刑）、（扑）伐。

成周既是西周在东土的统治中心，屯驻有“成周八”作为统治的工具，同时又是“征司四方责”的中心。他们在军事上的出征，目的就在于达到“四方责”的“征司”。凡是夷戎部落一经征服，即成为西周国家的“畮人”或“畮臣”（即是贡纳之“臣”）。既要贡纳币帛、积贮，更要“进人”（即进贡供奴役的劳动者）。“进人”一定要送到指定的军队驻防地（即“次”），贡纳积贮一定要送到有管理监督买卖和收税官吏的“市”。如果不服从这样的规定，就要受到讨伐。师簋就是记载淮夷因不服从这种规定而命令师讨伐的事。

甲骨文和西周金文都称王室的师旅为“”。其经常的驻防地称为“某”，“”上一字即是原有地名，“”则因经常驻“”而得名。古书上称国都为“京师”，西周金文作“京”（见克钟、晋姜鼎、晋邦），亦当由于“”的拱卫而得名。

西周金文对统率“”的军官称为“师氏”，简称为“师”；又常连同人名，称为“师某”。其职务除统率师旅出征或防守以外，还参与重要的射礼，担任贵族子弟的军事教练。更重要的，他们还亲自掌管乡邑和降服的夷戎部落。师酉簋载：(www.daowen.com)

王乎（呼）史册命师酉：（司）乃且（祖）商（嫡）官邑人、虎臣、西门尸（夷）、尸（夷）、舂尸（夷）、京尸（夷）、畀□尸（夷）、新。

询簋又载：

今余令女（汝）商（嫡）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尸（夷）、舂尸（夷）、京尸（夷）、尸（夷）、师笭侧新、□华尸（夷）、由□尸（夷）人、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

询是师酉之子，世袭师氏的官职，所以两人所司大体相同。这里“邑人”与“虎臣”同为师氏所职掌，“虎臣”是武官名，“邑人”亦当为官名，乃乡邑的长官。乡邑的长官称“邑人”，犹如齐称乡的长官为“乡良人”，《礼记·乡饮酒义》称乡大夫为“乡人”。师簋载：“王乎（呼）内史吴册命师曰：……今余唯先王命，女（汝）官（司）邑人、师氏。”^[20]这里“邑人”与“师氏”同为师所职掌。“师氏”是师旅的长官，同时又是乡邑的长官，因为当时师旅即抽调京师近郊乡邑公民编制而成。同样的，“邑人”这个乡邑的长官，同时又是师旅的长官。所以“邑人”可以成为“师氏”所属的主要官员，地位在“虎臣”之上。同时，“邑人”与“师氏”可以同为某些高级军事长官所属的主要官员。

特别值得重视的，师鼎载：

王乎（呼）乍（作）册尹令（命）师疋师俗（司）邑人隹（与）小臣、善夫、守□、官犬、眔奠人、善夫、官守友。

这里周王命令师帮助师俗掌管“邑人”和“奠人”之官，可知“师氏”所属，除了“邑人”之外，还有“奠人”。“邑人”之官下有小臣、善夫等，而“奠人”之官下亦有善夫等，可知“奠人”是和“邑人”相类的官。“奠人”当读为“甸人”，即相当于《周礼》的“遂人”。《尔雅·释地》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经典释文》引李巡本，“牧”作“田”，《素问·六节藏象论》王冰注引作“甸”，“田”、“甸”古通用。《周礼·春官·序官》郑注和《通典·凶礼》引《礼记》卢植注，都说：“郊外曰甸。”以此与《周礼》郊外称“遂”相比较，可知“甸”即是“遂”。“甸”就是因“治田”而得名^[21]，这和《周礼》把“遂”作为治田之区，把“遂”的居民称“甿”，也正相合。

师鼎的“邑人”和“奠人”，职掌有“邑”与“甸”之别，亦即“国”与“野”之别。“邑人”当即相当于《周礼》的乡大夫，“奠人”当即相当于《周礼》的遂人。由此可见，西周确实存在着乡遂制度。但是西周的“邑人”和“奠人”都属“师氏”掌管，这是和《周礼》不同的。为什么“师氏”在掌管“邑人”之外，又要掌管“奠人”呢？因为郊外的“甸”是征发力役和物产的对象，可以从中征发军队所需的力役和物资。据《尚书·费誓》所载，伯禽率师征伐淮夷徐戎，对“鲁人三郊三遂”，也是都征发到的。

图四十二 师鼎铭文

宜侯簋载：“易（锡）在宜王人□又七生（姓），易奠七白（伯），厥……又五十夫，易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是地名，“奠”当读作“甸”，指宜的郊外地区，“七伯”当指当地土著的首领，“厥……又五十夫”，是指属于“七伯”的人。

询簋“先虎臣后庸”的“庸”，当是奴仆，即是指西门夷以下许多夷族部落^[22]。这时这些夷族部落已都降而为“庸”，亦归“师氏”所掌管。为什么“师氏”在掌管“邑人”、“奠人”之外，还要掌管这些集体奴隶性质的夷族部落呢？因为，除了可以奴役之外，还可以用来充当警卫队。警卫队原来也是属“师氏”指挥的。《周礼·师氏》载：

使其属率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列（注：“跸，止行人不得迫王宫也”）。

《周礼·司隶》也说：“掌帅四翟之隶，使之皆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守王宫和野舍之厉禁。”这种“四夷之隶”或“四翟之隶”，就是询簋所说包括各种夷族部落降服人的“庸”，他们“守王宫和野舍之厉禁”，监督行人，就是警卫队的性质。

在古代雅典，统治用的军队也是由自由公民编制而成的。自由公民的地域组织也是和军事组织密切结合的。当时雅典公民居住的自治区叫“得莫”，十个“得莫”构成一个部落，这种“地域部落”不只是一种自治的政治组织，而且也是一种军事组织。我国西周春秋时代王城和诸侯国都中“乡”的组织，性质上是和雅典的“地域部落”相同的。雅典除了由“地域部落”公民编制成的军队以外，也有由奴隶编制的警察部队。西周时代国家的主要特征也是如此。

西周时代的“六”和“八”，既是国家的军事组织，又是自由公民的地域组织。统率这些军队的长官“师氏”，既是高级的军事长官，又具有地方行政长官的性质，其直属的主要官员就有乡邑的长官“邑人”。《周礼》上的“六乡”和“六军”制度，也是地域组织和军事组织密切结合的，但是，乡邑的长官已和“师氏”不发生关系，“师氏”已不是“六军”的长官，“师氏”的职务仅是警卫队长，仅能指挥警卫部队，随时担任天子的侍从和贵族子弟的教师了。

西周时代“六”和“八”，是一种军队编制和乡邑编制相结合的组织，我们从他们设有“冢司土”等官职也可看出。前引壶记述：国王命令继承祖父和父亲的职司，“作冢土于成周八”。“司土”原来主要是掌管土地的官，因兼管征发徒役的事，后来也称“司徒”^[23]。“成周八”既然设有“冢司土”之官，必然“八”驻屯地有关涉土地和徒役的事需要管理。《周礼》有大司徒和小司徒之职，大司徒主要掌管整个邦的土地和居民，小司徒则主要掌管“六乡”的土地和居民，主要工作在于分配耕地和调发民力，所谓“乃均土地以稽其人而周知其数”，“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郑玄注说：“司徒掌六乡”，如同“遂人掌六遂”一样，基本上是对的。我们认为，“成周八”的设有“冢司土”，其职掌也当如此，因为“成周八”同样是军队编制和乡邑编制相结合的组织。

盠尊说：“六眔八。”于省吾认为：“”是“蓺”的初文，像双手植草木于土中，本义为种植草木而加以扶持，典籍中“艺”训种植者习见，这是说王令盠掌管六及八的谷类种艺之事，“司蓺”当为“冢司土”的属官。

南宫柳鼎称：“王乎册尹册命柳，六牧阳、大□，羲、夷、阳佃史。”于省吾认为：史与事古字通用，佃史即佃事。这是说，命柳掌管“六”放牧于阳、大□等地，和羲、夷、阳等地农佃之事。

于省吾根据“六”和“八”设有“冢司土”、“司蓺”、“司牧”、“司佃事”等官职，以掌管土地和有关生产事务，认为“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出现的军事屯田制”，而且以为“这样一来，就打破了典籍所称，以为我国屯田制开始于汉代昭、宣之世的一贯说法，而现在应该把它提早到西周时代了”^[24]。我们认为，于省吾对“六”和“八”设有掌管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官，作了比较详细的阐释，这对西周史的研究是有益的；但是，就此断定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出现的军事屯田制，是可以商讨的。西周“六”和“八”设有“冢司土”等掌管土地和生产的官，只是因为“六”和“八”是军事编制和乡邑编制相结合的组织。

《尚书·牧誓》载：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王鸣盛认为此处周武王所列举的，全是各级军事长官，司徒、司马、司空“自为军中有职掌之人”^[25]，这与壶所说成周八设有冢司土之官，正相符合。此处以“师氏”为师旅的长官，亦与西周金文符合。此处以“师氏”以下的军官为“千夫长”、“百夫长”，可能相当于金文所说的“邑人”。因为当时乡邑组织和军队编制相结合，乡邑组织的长官“邑人”，列入军队编制即为“千夫长”、“百夫长”了。当时乡邑组织是由十进制的氏族组织转变而成，所以其军队编制也都采用十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