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公共产品这一概念的产生较晚，但公共产品思想的起源却非常早。比如，霍布斯在1651 年出版的《利维坦》 一书中就出现了公共产品思想的萌芽，他主张公共产品的利益、效用，往往是由个人享有的，但个人本身却是难以提供的，只能由政府或集体来提供。学界一般认为，这一学术思想成为公共产品理论最根本的理论基础之一。[1]再如，亚当·斯密虽然一直强调自由经济主义，但他也承认，对于国家和社会安全、司法和审判制度以及社会公共事业等，由于存在“搭便车”现象，私人投资缺乏足够的激励，不可避免地需要政府适当介入，用税收手段进行调节，筹集资金来提供这些产品。在他看来，政府应当“建设并维护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通俗地说，亚当·斯密也主张政府应当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2]
1919 年，瑞典学派的代表人物林达尔（Lindahl） 在《公平税收》 中首先提出了公共产品（Public Goods） 的概念。公共产品理论自提出以来，就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对公共产品理论作了开创性研究，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 中明确指出，“公共产品”是指任何主体对它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主体对该产品的消费的一种产品，也就是主张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为公共产品。[3]保罗·萨缪尔森对公共产品所做的界定，一直被视为最经典的表述，作为一种标准定义也被后世学者反复引用。但是，不同学者对公共产品的定义仍不完全一致，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特别是混合产品之间的分界也还不明确。综合学者们的定义，一般认为公共产品具有两个主要特征：
第一，非排除性（unexclusive），也就是说，公共产品的消费是集体进行的，某个主体的消费不排除其他主体的消费，不同于私人产品的拥有者可以完全取得所有权并依法排除他人消费。(https://www.daowen.com)
第二，非竞争性（unrival），也就是说，公共产品一旦提供出来，任何主体的消费与其他主体的消费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某个主体的消费并不直接影响其他主体的利益。在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国防、司法都被认为是最典型的公共产品。
客观地讲，西方公共产品理论虽然观点各异，但不管怎么界定，都是从非排除性、非竞争性的不同组合，以及非排他性的不同方面来展开自己的论述的，这两个特征被公认是最重要的特征。中国有学者对西方公共产品理论进行了批判性思考，[4]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理论为世界各国分析公共领域的投资、教育、财政等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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