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在实学思想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开辟并完善了一套新的治学原则和方法，为清代考据学的发展奠定了系统的方法论基础。他本人身体力行，在经学、史学、天文、历法、音韵、金石、文字、舆地、考古、军事等方面都展开了开创性的研究。

顾炎武在给弟子潘次耕的信中申明自己为学的宗旨：“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这两句话都出自《论语》，是孔子教导弟子的话。梁启超认为“博学于文”强调的是做学问的方法，“行己有耻”是立身做人的方法。在顾炎武这里，“尊德性”和“道问学”实现了有机的结合，强调必先有“尊德”、“正行”之心，才能够谈学问之事。晚明以来，士风日下，士大夫有的党附权阉，有的降清，顾炎武对士大夫趋炎附势的行为十分不齿，他认为：“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在他看来，提振士风要从激发士大夫羞耻之心开始，“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他认为，真正的君子之学应该是“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因此，可以看出顾炎武为学的目的是“明道淑人”，反对“利己”之学，实际上是不满宋明以来学问思想的“自了汉”，把学问仅仅作为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和独善其身的手段。

顾炎武针对明代理学家“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以及“而于制度文为一切鄙为末事”的学术风气，提出“博学于文”的主张。顾炎武所谓的“文”有较为广泛的含义，可以指代有关国家治乱兴衰的一切学问，即“以为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他认为没有广博的知识便不能轻易下笔著述，因为“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顾炎武博通经史百家，对政治、经济、军事、舆地、民俗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而这些研究最终的目的是“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顾炎武自己所树立的为学目的就决定了他在“博学于文”的同时，要走出书斋，面对现实社会生活。事实上，他一生大部分时光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而正是这种经历，让他能够切身考察各地的风俗人情、山川地貌等情况，也使得他能够结识各地的士人，广博自己的见闻。所以，有学者才指出，顾炎武的“学”通常指的是认知交往活动，其基本特点是“依赖于感觉经验和社会交往”。顾炎武将读书也作为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使得读书从个人的私事上升到一种社会性活动，将个人的知识修养、心性磨练与公共事务结合起来，是践行其经世致用之学的重要方法、途径。

顾炎武治学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书和史书中存在许多谬误，且多是学者有意为之。他认为学者之所以不能秉笔直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保持价值的中立，他们把经史之学当作阐发自己政治立场的工具。这样就使传统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失去了独立的地位。他反对学者以“正统”观念、主观好恶、门户之见、道德伦理作为学术标准，主张学者在价值中立的前提下，把“实事求是”作为学术研究的最高原则。

在“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下，顾炎武的每一部著作都体现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肇域志》的创作过程是“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旁又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日知录》的写作更是耗尽了他后半生的精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介绍《日知录》的写作情况说：“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经过三十多年精心的打磨、五易其稿，顾炎武仍然认为《日知录》一书还有改进的必要，不能仓促印刷传布。

顾炎武十分注重学术创新，他虽然在学术上主张重返“六经”，但反对在诗文创作上一味摹仿古人。他说，“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他认为这种简单的摹仿仅得其形，未得其真意，而且容易使自己的思维被前人所限制，很难有新的创见。顾炎武认为学问就是要发前人所未发，他自己做学问就是发现“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即使是自己通过辛苦研究所得，一旦发现和前人有暗合之处，应立即舍去。他的目标就是要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推进，要做“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必不可无”的学问。(www.daowen.com)

顾炎武依据自己的为学宗旨和原则，在长期的治学过程中，总结出了一套比较科学的治学方法。

第一，强调重视资料的来源。顾炎武认为，治学应该从资料出发，而且最好是一手资料。他十分赞赏孔子“述而不作”的主张，如实地把经典作品传承下来，为后世了解历史提供了可靠资料。他反对后世学者“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认为在使用前人资料时，不要随意篡改，“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顾炎武的这种主张接近现代学术规范，即引用资料时必须注明资料的来源，以供他人查证。

第二，重视实地调查。他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最重要方面就是实事求是、讲求实际，他认为，困在书斋里的学问多是与现实脱节的学问。顾炎武游历了大江南北，对各地的山川风俗、生民疾苦都了然于心。他的许多研究、调查都是针对自己观察到的社会现象而发，提出的许多建议也是为解决实际问题服务的。梁启超认为《日知录》“许多资料，非专从纸片上可得”。他的《金石文字记》被认为是清代金石学的重要代表作，创作过程殊为不易。他自述：“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钞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由此可见，顾炎武的著作是将书上资料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产物，以实地考察的结果去印证书籍记载的真伪，澄清了文献记载中的许多谬误。

第三，提倡比较、归纳和演绎的治学方法。顾炎武在论证问题时注重资料的丰富性，他强调得出任何结论都要有坚实的证据作支撑，“无证”和“孤证”都是不足为凭的，必须“语必博证，证必多例”。如前所述，他在创作《肇域志》的过程中，“凡阅志书一千余部”，搜集资料的范围非常广泛；《天下郡国利病书》的撰述也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搜集了足够丰富的资料之后，就要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分类归纳，顾炎武将证据分为“本证”与“旁证”，“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谱其韵”。按顾炎武所说，“本证”就是以《诗》来证《诗》，“旁证”则是引用其他经典或史书的内容来证《诗》。顾炎武在旁征博引、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重视科学的演绎，即用归纳出来的规律去指导对个别事物的认识，如在史学领域强调的“引古筹今”，即要用已知之“道”去指导、服务未来的行动。

总之，顾炎武在治学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这些宗旨、原则和方法为清代考据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这也说明了顾炎武在清代学术思想上的开创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