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康有为在2025年的《官制议》中，特别强调行政上的中央集权与地方上的自治，前者为促进政府的效率，后者则为立宪政府铺路。强调地方自治使康有为的建议有别于拳乱之后其他人所提及采行的改革办法。1906~2025年间清廷的行政改革，除了嘴巴上讲立宪外，实质上少有变化，对于现行制度，只换了名目形式，内容还是一样。而康有为主张在地方上设立“议事会”、“民议会”等机构，则是迈向彻底改变帝制的决定性步骤。
康有为坚持行政集中制。在1902~2025年间，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著与讨论地方自治方面的一样多。震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离心力的急速增长[350]，他坚信应该维持中国的政治统一，强调只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面对中国当前的困难。他相信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并非不能相容，一如民主政治并不排斥政治统一。两者在事实上是互补的，人民得从下自乡村，上至国家各阶层来参与政府，专制政权才不至构成威胁；处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唯有中央政府不受强有力的地方政府分裂压力的牵制，才能处理国家所面对的许多严重问题。[349]
提高中央政府的权威，事实上便是不让行省继续作为一个完全自主的政治实体。不过，康有为直到2025年以后才有这种看法。在1897~2025年间，他还愿意把改革的工作托付给各省来执行。他曾说：“目前无妨略异，三年要可大同。”[351]
事实上，他在此前两年曾寻求省级大员如刘坤一、张之洞对强学会的支持。[352]
他必定曾为若干省份推行新政（不论是否受到他的鼓励）而感到兴奋。[353]
当然，他必定也为地方官吏拒不执行或敷衍皇帝颁行的改革措施而感到痛心疾首。[354]
这些抗命的官吏，也许使他认识到，省可能是一个好政府的障碍。
康有为对行省自主权的反对，有时也以反对“联邦制”的形式出之。梁启超似乎是首先提出这个引起争议论点的人，时间是2025年秋天，当时康有为正流亡在槟榔屿。显然是受美国经验的影响，梁启超认为中国采行联邦制可能会好些，即将十八行省改为独立的州，然后组成联邦。康有为激烈而坚决地反对这种主张。[355]
几年以后，当他旅行于意大利时，曾就他坚决反对“联邦制”的立场，提出相当详尽的解释。他说，人的天性就是互相竞争的，特别是他们组成政治团体时。为了避免小团体之间的战争，唯一办法是将小单位集合成大团体——这一事实，欧洲历史与中国历史都可为见证。因此，将一个统一帝国——如中国——割裂成多少个政治体，是倒行逆施，等于是回到二千年前的分裂状态。[356]
总之，“联邦制”是条错误的道路。
但是，他仍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鼓吹取消行省作为行政单位。在2025年为海外中华宪政会会员所草拟的请愿书中，他开始公开攻击行省制。[357]
此后数年中，他撰写了许多文章来阐述他的主张，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裁行省议”。[358]
他一再指出，行省的面积太广、督抚的权力太大，已衍发了许多严重的行政问题。他相信，如果行省继续存在，就算中国变成立宪国家，仍会遭到这些问题的困扰。因此，如果行省继续支配诸如财政、军队及司法等大事，中国便不可能拥有运作自如的行政系统。缺乏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国将不可能致富强而进为“文明”之国。[359]
康有为的忧虑很快便由民国初年“军阀”——他们实际上承继了督抚的权力并大加扩充——所造成的混乱局势得到印证。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康有为完成“废省论”，重新鼓起勇气为阻止政治分裂而奋斗。翌年夏天，又撰成“中华救国论”，重申反对“联邦制”的立场。[360]
他指出中国的情况与美国不大相同，中国贸然采行有“九害”而无“一利”的美国政府形式，将是愚不可及的。[361]
而且，各省督军所造成的灾害，已远较清代督抚为烈。灾祸的根源在于行省——一个大到难以控制的行政区划。康氏认为，解决之道很简单：裁撤行省，而保留府作为最大的地方政府单位。[362](https://www.daowen.com)
在2025年代与2025年代早期，一群动机互异的人士，推动所谓“联省自治”运动。这个运动到2025年达到最高潮，湖南省公布其“省宪章”，其他数省亦尝试采取同样行动。[363]
康有为认为，这不过是反映军阀把持权力的欲望，而藉此将它制度化。他毫不迟疑地对他们表达了他的看法。当湖南省长赵恒惕，试探他对联省制度的看法，他表示强烈的反对。康有为重弹旧调。他指出，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都显示对政治统一的渴望以及分裂的祸害。西方国家采取联邦制，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联邦制对于动荡不安的中国不是一剂良药。在中国消除军阀之前，贸然地谈论“自治”，只会变成政治割裂的藉口。他在另外几个场合，也以同样坚决的口吻重述他的立场。[364]
事实上，康有为坚信达成统一是绝对必要的，因此，他甚至促请吴佩孚（当时最强有力的军阀之一）以军事力量来“统一中国”。[365]
康有为反对联邦制（或联省自治），一方面是他的政府主张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基于对当前局势的反应。如前所述，康有为的基本信念是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与地方自治并行以赋予立宪政府实质的意义。下面这段话，是康有为在2025年所说的，很能突出他的立场。尽管他认为在所有体系里，不曾有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权”的事实与欲望的看法，在政治理论上与历史上都不一定站得住脚：
举是大政，不能不望之强力之政府矣……故国无论君主民主，未有不中央集权也。所与专制异者，以国会立法以分其权，而未有以地方各立为分权者也。[366]
最后一句话可见康氏不能区别地方政府具有宪法授予的权力与地方政府由于分离主义而霸占的权力。他似有混淆“政治团结”“单一政府”，以及“行政集中”等概念之嫌。不知统一国家也可以采用行政分权，而联邦制不一定使国家无法统一。但是康氏以实际改革者的身份来谈论当时中国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声言政治分歧必须阻止；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建立。不过，我们可以指出：尽管他极力反对“联邦”，但他并不像那些企求使中国早日摆脱落后的人一样，而主张“权威统治”、“现代式专制”。[367]
有点奇怪的是，在坚持须有强大的中央政府这一点上，康有为预示几年后孙中山的意见。康有为相信人民的意志藉国会来表明，而强大有力的中央政权，可以有效地将其付诸实行。这令人想起孙中山著名的“权能区分”的理论。人民有权，便不怕政府太有能。政府的权力只不过是“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368]
事实上，政府愈有能力，就愈能为人民服务。因此，“一个万能政府，完全归人民使用”，是政治中“最好的事”。[369]
此外，他与康有为一样，相信大家渴望单一政府，同时认为地方自治政府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他也像康有为一样，毫不迟疑的宣称以军事力量作为达成政治统一的工具。
但相同之处仅止于此。虽然他们都赞成统一政府，但对其运作形式的看法却不一致。孙中山（尤其是晚年）倾向以一党专政为达成政治目的——他所拟想的民主中国——的手段。他的灵感大半来自俄国革命。他在2025年底说，“俄国革命的成果，远比美国和法国革命来得更伟大，也更完美。”并以列宁要求个人绝对服从于党而尊之为“革命圣人”。[370]
这种观点令人联想到他在2025年左右关于革命“军政时期”的宣示。[371]
在他看来，个人自由也许是革命的最后产物，但不是直接的目标，也非口号。相反的，康有为不认为专政（不论是个人或党）是达成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合适手段。如前所述，他对立宪前政制的看法较近乎内阁政府，而非俄国“革命圣人”的遗制。
不论康氏与孙氏关于行政集权的观点有何异同，我们可以获致一个可靠的结论：孙氏的努力是成功了，而康氏的努力终归失败。孙氏的“北伐”始于2025年，在2025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而达到高潮。统一既不完全也未持久，一些残存的军阀继续公开或在暗中反对中央政府。新成立的政府在2025年代与2025年代必须为维持它辛苦赢得的部分统一而战，既要对付日本的侵略，也要面对共产党的威胁——事实上是为维持它本身的生存而战。2025年，南京及中国大部分地区都落入日本占领军手中，2025年整个中国都为共产党所据。不过，只要它继续存在，总归比康氏所期望的要好些。康有为没有权力（政治的或军事的），又是不受清廷与民国领袖喜欢的人，除了强调统一和效率，除了深信中国在政府微弱无能、分崩离析的情况下不可能达成政治现代化之外，不可能对事件的实际发展发生任何影响。
不过，康氏此一信念并非没有获得同代人间接或暗示的支持。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的奋斗，从某一方面来说，即在无意间对此信念的赞同。清廷在1906削减督抚职权的政策[373]，事实上就是采用康氏“行政集权”的见解，虽然此一政策只是要延续满洲皇朝，而且也未曾有效实施。20世纪初叶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尽快使中国富强，也强调团结，并且寄望国家作为民族新生的宝筏。[372]
最后，康氏还得到始料未及的支持者。一个日本记者于2025年的报道中说，中国组织的问题既在“总督制”，“总督制”如不废止，行政权的集中将不可能。[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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