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训正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超越：《民国鄞县通志》给出新的方向

沈松平（宁波大学文学院 浙江镇海 315211）

摘要 文章通过对民国时期纂修的地方志、被誉为“当代方志的雏形之作”的《民国鄞县通志》的解读，剖析以陈训正为代表的民国方志学家与时俱进的方志编纂思想，以及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超越和对当代方志编纂的贡献。

关键词 陈训正 《民国鄞县通志》 地方志

陈训正（1872—1944），字无邪，又字屺怀，号天婴、玄婴，晚号晚山老人，浙江慈溪人。民国著名的方志学家、教育家，曾任浙江省咨议局议员、同盟会宁波支部副会长、浙江省政府代主席、杭州市市长及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以善于修志而闻名于世，曾主持纂修了《民国定海县志》、《民国鄞县通志》、《民国掖县志》等。其中《民国鄞县通志》是陈训正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它创修于1933年，至1937年大体完成，终因篇幅浩大，编印异常艰巨，加之经费不足和抗日战争影响而停顿近12年，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才得以全部出版。该志不分卷，计36册，分舆地、政教、博物、文献、食货、工程6志51编，所拟体例颇有创新，编纂方法也较为科学，已粗具当代方志的雏形，构成民国时期现代志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拟就《民国鄞县通志》，对陈训正的方志思想予以探讨,由小见大，窥视民国志家与时倶进的方志编纂思想及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超越和对当代方志编纂的贡献。

一

关于方志的性质、内容和修志目的，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主张，而方志体例作为志书的表现形式和修志目的的贯彻，各个时期亦有不同的特征。宋元以来，许多学者把方志看作地理书，编修方志是为了备修一统志，因而在志书内容上大书特书地理沿革和流于形式的“八景”、“流寓”等官样文章，与此相应的是关于这些内容的志目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清代，方志大师章学诚一反前志积弊，从多方面论述了“志乃史体”、“方志乃一方全史”、“方志乃为国史要删”①的观点，指出方志的编撰是为了给国史提供可征信的材料。在体例上，章学诚提出了“方志分立三书”的思想，即分志书为主体志、掌故、文征三书，并仿纪传正史之体分主体志为纪（大事记）、图、表、考、政略、传六体，强调志书的编撰要宗守史法。进入民国以后，修志目的和内容又有了新的变化，如陈训正认为“编纂方志之目的，非特保存一地史材，备修国史省志者采撷;亦所以使服官其地与主办自治者得一稽载籍，即知本邑利病，或因或革有所藉手” ②，强调方志的资治功能，并赋予新的内涵——即强调百姓的生计。他提出了志书编纂的8项原则，“重近世而轻古代，一也;重现在而轻过去，二也;重改革而轻保守，三也;重演变而轻固定,四也;重群众而轻个人，五也;重社会团体而轻家族及少数人，六也;重通俗文艺而轻寻章摘句，七也;重耳目实验而轻引经据典，八也” ③。《民国鄞县通志》在此原则指导下，在体例、内容及编纂手法上，多有所创新，以其科学的编纂方法及顺应现代社会的志书体例，开创了民国时期别开生面的编撰体例，尽现当代方志的端倪。

《民国鄞县通志》不分卷，计36册，纲目体结构，分舆地、政教、博物、文献、食货、工程6志，下辖51编，具体为，一舆地志:建置沿革、疆界、形势、山林、海洋、河渠、乡区、村落、气候、营建、庙社、交通、市集、古迹、户口、氏族，共16编;二政教志:历代行政制度沿革、现制行政、财政、司法、自治、公共卫生、教育、交通、宗教、祀典、救济事业、党部团体、社会现象，共13编;三博物志:动植矿物类、工艺制造品，共2编；四文献志:人物、选举、职官、故实、艺文、礼俗、方言，共7编;五食货志:农林、鱼盐、工业、商业、产销、金融、生计，共7编;六工程志:建设计划、水利工程、道路工程、公用工程、卫生工程、营造工程共，6编。每编之下又分目及子目若干。陈训正认为篇为竹简时代书之分部，卷为丝帛时代书之起讫，以称今日积页线装之书，实非所宜”④，故该志不像其他志书称篇称卷，而称编称册。在名称上也抛弃旧说法，采用新说法。

民国时期的志书，大多受传统方志观的影响，尤其是清代章学诚的方志体系已广为人们所接受，志书除序、跋外，由纪、图、表、考、略、传等体裁构成，志目之下，往往横加“表、考、略、传”等名，追求的是志体的表面形式。而《民国鄞县通志》虽也由多种体裁构成，但除序、跋外，全书通称志，志书但标名目，如建置沿革、山林、农林、职官、人物等，却不加“表、考、略、传”等字样，杜画蛇添足之嫌，这一点颇与当代志书相类似。

尤需指出的是，《民国鄞县通志》在志目设置上已完全摆脱旧志的束缚，而接近于当代方志的分类方法。陈训正按现代知识体系将该志划分为地理（舆地）、政治、文化、经济（食货）、工程等若干大类，人物、职官等已不作为主要门类。在每一大类下细目的划分上，他也强调采用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分类方法，如食货志分为农业、森林、渔业、盐业、工业、商业、产销、金融、生计等部分;其中产销编又分为生产、输入、输出、运输统计等，生计编分为物价、工资、职业统计、劳资纠纷、合作事业等，完全按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加以设置，其他5志的内容设置也与食货志相似。

陈训正在篇目设计上删去了旧志体现皇权色彩的帝纪和荒谬的分野说。同时，在民为邦本、修志应详于民事的思想指导下，创设了许多反映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状况和经济状况的新篇目。如在食货志设农林、鱼盐、工商等编。记载了大量反映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经验的内容，对渔港、鱼获时令及产销、与灾害天气及病虫害的斗争、工商业活动等情况都有详细记载，并附有食米价格升降表、主要食用品价格比较表、工资表等反映居民经济生活的图表;又如动植物、矿物在传统志书中是无足轻重的，明清时大多数志书仅在舆地考中出于描绘景色的需要，附带几笔，而《民国鄞县通志》设博物志，下设动植矿物类编，把与工农业发展有关的资源内容摆到重要的位置上;再如有关工程的内容，旧志仅记水利，而《民国鄞县通志》则专设工程志。广载各种工程建设。他还在政教志中新设了社会现象编，列有《社会动态统计》、《民刑诉讼统计》、《罪犯状况统计》、《治安妨害统计》、《社会救济统计》等66表，由统计数字反映人事演变消长之情状，为“讲贯治理者所欲取” ⑤。

与此相对应的是，人物传记在志书中的地位降低了。在传统志书中，有关人物的载述具有显著的地位，这是由于在封建社会,少数个人被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所致。而陈训正以“重群众而轻个人”为宗旨，载述个人事迹的人物传记在《民国鄞县通志》中的地位自然降低，已不再作为与舆地、食货并列的部分，只是作为文献志下属的一部分出现，且全用表的形式将人物列出来，不设人物传，这与旧志注重人物传的做法大不相同。更何况《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注重艺文、方言” ⑥，人物编也非重点。

陈训正对志书中大事记的编纂也独具一格。通常大事记采用编年体，无法载记经济的发展、制度的演替性等，只能限于一些历史事件及自然灾害等的不连贯记载。《民国鄞县通志》则将大事记改为“故实”编，置于文献志中，采用纪事本末体，记载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在政教志中设历代行政制度沿革，食货志产销编中设通商略史，舆地志古迹编中设旧驿传考略、历代第宅考略等内容，追溯历代的政治、经济等各项状况，使之与故实编互相补充，而不偏废。

二

陈训正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超越不仅体现在志目设置上，也表现在志书的编撰手法上。他除了继承横排竖写的修志传统外，在修志手法上也大胆创新。首先是大量使用图表。陈训正认为表可化繁就简，也可总括各类人、事、物，便于查阅。“盖县志之为用，本为一邑建设改革之参考……况社会演变愈速，人事亦日孽繁，当施政措事之际，谁耐详索细阅哉！故各列为表，俾循其大书之目而即观其下载之事，一索即得，一阅即了，不必自始至终读毕方知⑦。”纵观《民国鄞县通志》，其每志每编及下列细目除开头序论外，其后全是各种表，甚至整个人物编全用列表的形式组织起来。同时，也采用图来说明情况。《民国鄞县通志》除有各种地图外，还有气候、潮汐、金融、运输、物产等统计图，各类工程图样和历代著名人物图像（并拟用照片，后因经费不足未成）。且各类图大多精制实测，该志地理“总图及分图十一张依据浙江陆军测量局地图外，又参考旧有鄞县图四种，再加以调查视察始行绘制” ⑧，其余各图也多由摹制而成或调查而得或参考旧文献，亦大致可信。图与表结合，相得益彰，如此删繁就简、文省事明，使志稿眉目清楚，也容纳了更多的信息。今观《民国鄞县通志》全书五六百万字，却并不显得繁琐芜杂，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使用图表的作用，与前志相比，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https://www.daowen.com)

其次，陈训正所纂《民国鄞县通志》在每志及以下各编各目之前设置了概述，全志编有索引，这是传统志书向现当代志书过渡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民国鄞县通志》“每志之前冠以叙目……且一志之中各编各目亦多各有短叙，以述其内容及观念，所以便于检阅也” ⑨。尽管不像当代新志那样有全志的概述，并成为志书的一个独立篇目，但毕竟概述在该志中通篇采用，有一定的系统性，用以说明各志、编、目内容大要，使“独立栏界”的门类叙述通过“述”予以勾连，全志浑然一体。如果说概述的设置是借鉴了黄炎培《川沙县志》的做法，那么编制索引则完全是陈训正的创举。他原拟编制索引4册，从1字至10余字之词语，凡为书、图所载一切人、地、事物名称，莫不标记6志页数及地图张数，行格皆依各字笔画多寡、部首先后排列，以便阅者翻检。后因限于经费，“不得已将首册之目录详加编列，且后附子目分编索引，共计二百四十二面之多，所以使阅者对此巨编不致有无从索骥之叹也” ⑩。同时在文献志人物编附有姓名分类索引，“以姓名笔划多寡为次第列之，使阅者检得其类，再由目录中检得其页数，则一举手之劳即可检得其人矣” ⑾。这种编制分志索引的做法，为读者查阅相关资料提供了方便。当代著名方志学者陈桥驿先生曾大力提倡方志要编制索引，然而当代方志却鲜有此举。陈训正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倡并采用这一做法，足以显示他的远见卓识，即使对今天的修志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再次，陈训正在志书中注意运用和吸收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其中包括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测绘学、人口学等各个学科的积极成果，以充实方志的时代内容，增强志书的科学性。如传统志书记载有关植物多用习惯性名称，而以习惯性名称记载并不科学，受地域时间的限制;《民国鄞县通志》博物志对当地植物的记载则按植物学知识加以分类，标注国际上通用的学名，还对各类植物的形态等加以详细描写，使人们可以根据其所载的植物形态等，判别其分类的正误，对照植物学著作比较鄞县地区某些植物种类有否变异等。另如舆地志河渠编中，对全县各乡村水井的分布、深度、水质等均有记载，此项记载对当时对后世都具有很珍贵的科学资料价值。至于用人口学的方法记述有关内容，用气候学知识载气温、降水，以水文学知识述潮汐，在当时志书中十分鲜见，而在《民国鄞县通志》中则是十分普遍的记载方法。这种全面采用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的编纂方法，即使在当代所纂的志书中也不多见。

最后，陈训正在纂志笔法上也颇具史识，继承了我国古代史家据事直书、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的优良传统。他批评前志报喜不报忧、无端夸耀本地的做法，“所记载不过少数贤哲嘉言懿行……古训良风，虽非本邑所习，亦必牵率附会;若鄙俚陋劣者，恐为乡邦羞，则掩饰不遑” ⑿。在纂修《民国鄞县通志》时，能实事求是地对各种人、事、物进行考证，决不人云亦云、无中生有、文过饰非。如他不客气地指出本地人投机取巧，“仿模异俗偷窃之工事” ⒀，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唯利是图;揭露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辛亥革命格于势地，未能即澈贯主义，旧日大僚巨阀依然横据高位，垄断大权,其所鸣施非以国家为质地，东贩西贸，貌是神非，徒为新政粉饰而已” ⒁。对人物褒贬的处理，陈训正也在前人的基础上有独到的创新。《民国鄞县通志》选举表、职官表全面搜罗人物，不使漏缺，而人物类表则根据其人的仕绩、武功、忠烈、儒行等实际表现决定是否入表。将职官表、选举表与人物类表两相一比照，褒贬抑扬一目了然，笔法婉转微妙，与章学诚纂《永清县志》时的做法选举有表而列传无名，与职官有表而政略无志，观者依检先后，责实循名，语无褒贬而意具抑扬，岂不可为后起者劝耶” ⒂，可谓异曲同工。

三

当然，陈训正的方志编纂思想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其一,《民国鄞县通志》在文体上仍沿用文言文且无句读，阅读时很不方便。而当时不仅白话文早已普遍用于口语和书面语，新式标点符号也已普及，在此背景下该志仍沿用旧文体，在反映时代特征方面稍嫌不足，也不利于志书的使用和流传。其二，《民国鄞县通志》某些志目的设置也有待改进，如将大事记改为“故实”，纳入“文献志”中，起不到与志的其他部分呈经纬之势、发挥“全书之经”的作用，不如仍袭用大事年表的办法将其放于志书之首;又如人物全以表格形式罗列，废置人物传，有矫枉过正之嫌，由于人物事迹多寡不一，表格大小要依其而定，不仅繁琐，而且留下许多空格，浪费篇幅，不如给重要人物列传，述其事迹，再表列次要人物，这样省时又省力;还有将“学位”置于选举编，不符合时代特点，因民国已非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此门究与选举无关。其三，《民国鄞县通志》仍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旧时代的封建糟粕，如该志人物编将妇女单独列表，重男轻女;又如将方技、仙释（即佛道）单列独表，编为“方外”等，与民国时代潮流背道而驰。这些弊病缺陷，是我们今天应当批判，引以为戒的。

但不管怎么说，《民国鄞县通志》以其对旧志继承中的删削增补和反映时代气息的新篇目的设立、新编纂方法的运用，尤其是成功地运用图表、编制索引和设置概述等革新创造，体现了与时倶进的鲜明时代特色，已粗具当代方志的雏形。

注释：

①⑮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②⑤⑫⑭陈训正，马瀛.民国鄞县通志•政教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16）.上海:上海书店，1993

③④⑥⑦⑧⑨⑩⑪陈训正，马瀛.民国鄞县通志•例言.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16）.上海:上海书店，1993

⒀陈训正，马瀛.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17）.上海:上海书店，1993

（原载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