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元龙
解放初期，宁波市私营图书行业多数兼营文具，有的还兼售纸张及教学仪器。后因教科书改由新华书店统一发行，除少数几家仍专营图书外，其余均转为文具业。
据浙江省新华书店与浙江省发行委员会合编的《浙江新华书店四十春秋·宁波市新华书店简史》(1990年出版)称:“宁波在解放前就是浙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私营书店源远流长。解放初期，市中心东门口附近的日新街是书店比较集中的地方。市内有专营图书和兼营图书文具的书店二十余家，它们是开明、振新、文献、文明、竞新、明星、文星、四明、新学会社、林赓记……等书店(书局、书社)。1956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大部分转入文具业。剩下继续经营图书的有开明(业主沈霞光)、振新(业主钱永年)、文献(业主张世昌)、林赓记(业主林财明已故。其子林之彪参加新华书店为正式员工，1987年起，任宁波市新华书店副经理)四家，于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
此外，尚有专营旧书业的个体摊贩六七家，以及连环画出租摊点九十余处，亦归新华书店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甬城内的旧书摊贩，总数达到数十家，多数兼营废纸收售业务。旧书的主要来源是从废纸中拣出尚有利用价值之书，另行估价，投入再流通。尤其在土改以后，确能在废纸中检出不少有用的书籍。另一方面，由于浙东文化的历史渊源，宁波民间藏书颇富，故家藏书也时有流出，因此，古旧书籍的货源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不虞匮乏。宁波的藏书家或藏书者，一般都比较“精明”，他们出售藏书时，往往“货比三家”，有时还与上海等地古籍书店联系，待善价而沽。北京中国书店和上海古籍书店，经常有业务员来杭、甬、绍等地挖掘货源，这一带是富有收购潜力的地区之一。
外地同行来甬收购古旧图书的，除向民间直接收购外，还向同业进货，向同业进货的数量(指成交金额)往往超过向民间直接收购数量。当地文化行政部门为控制文物流失，对古籍善本的外流严格控制，没有文化主管部门的批准，是不允许运出本市的。有一次，上海某收购员以高价向当地某一藏书家收购去明嘉靖刻本《象山县志》一部，正待乘车离甬，在车站被有关部门截回。经追查，乃是该藏家之子瞒着父亲擅自卖出去的;那个违规收购古籍的业务员回沪后亦作出专门检讨，其中一份抄送宁波市文化行政部门。如果向当地同业拆批(指同行间批发进货)，这类审批手续就可由当地古旧书店代办了。当然，这只是指善本书而言，普通古籍是用不着审批的。这里所说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
1958年上半年，有六七家以经营古旧图书为主的摊商在新华书店指导和帮助之下组织起来，成立集体经济性质的“宁波市古旧图书合作商店”，地址在开明街，业务还不错，而铺面狭窄，仅有一间门面。从业人员有张博树、周德庆、谢宪德、林云豹(林是一位精通古籍版本的老从业人员)、张芝东等七人(均系组织古旧图书合作商店的发起人员)，由张博树、周德庆任正副负责人。后张博树因故淘汰出局，由周德庆君独任负责人。不久又进来一位范氏天一阁后裔范鹿其先生，他原是天一阁的管理人员，不知因什么原因被调离天一阁;以后又有一位边起应先生，亦是从天一阁调离后被安排进来的。可叹人事沧桑，创办古旧书店最早一批同仁，包括从天一阁转业出来的两位，至今都作故人了。
随着业务的发展和资金积累，原来的店铺房屋已远远不够应用了，于是迁移至商业闹市地段——中山东路(药局弄口)。那是一处有四间宽度面积约百余平方米的铺面，并经上级批准，易名为“宁波市古旧书店”。不久，上级分配一位转业军官(原是一位海军潜艇的艇长)朱雨人同志来古旧书店任经理(后调任宁波市第八中学校长)，店内职工亦增至十余人，其中有新华书店的职工家属，也有通过文化局安排进来的原剧团演员。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又分配进来一位张君公度。他早期在上海昭通路摆设书摊，规模甚大，且有特色，经营和收藏以解放前的期刊为主，被称为“沪上期刊大王”。受原文化部专员、版本目录学家、北京民间文学研究所所长路工的赏识，进入北京民间文学研究所工作。后因机关精简人员，来到了原籍宁波。
宁波市古旧书店自迁入市区商业繁华地区营业后，业务蒸蒸日上，那时书价较低，而营业额全年能稳定在十万元以上。收购进来有版本价值的古籍，首先须请天一阁负责人前来选购，他们不要，才可供应其他对象。然而有时也会发生一些矛盾，往往偏离市场经济规律，差距甚大，古旧书店方面也只能“忍让”了。当时收到的有较高价值的古旧图书为数不少，如清早期钞本黄宗羲《四明山志》等，均提供给天一阁收藏;至于清刻《四明谈助》、光绪《鄞县志》、民国《鄞县志》、《今白华堂集》以及近现代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影印排印的《四部丛刊》一、二编，还有《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本等，更是不止个别部数，曾适量供应各大图书馆和高等院校之需。同时，还收到过不少名人字画，如梅调鼎、康有为、章炳麟书写的对联，吴昌硕、蒲华、谢稚柳、黄宾虹等绘画作品。在古旧书店门市部还设有新版古籍专柜，约占一间铺面，着重供应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出版的古籍。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党和国家领导部门的一些负责同志，到了宁波视察，如有闲暇亦往往莅临古籍书店浏览，如胡愈之、胡乔木、齐燕铭等同志均来过;记得胡乔木、齐燕铭等还曾为宁波古旧图书店题过辞。(https://www.daowen.com)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古旧书店即作为破除“四旧”的对象之一受到冲击，在1966年8月起被迫停业，除保留少数业务骨干外(进入新华书店)，其余均作转业安排——大部分安排到工厂或商业单位。
“文革”中后期，在宁波市新华书店二楼悄悄地成立了一个“新华书店古旧书供应部”，以内柜形式，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古旧图书服务。内柜又分两个层次:一是供应一般党、政、军干部的内柜;另一间则是供应县以上甚至是地师级以上干部的内柜。那时整个社会是“文化沙漠”，能看到和买到古旧图书(包括“文革”前出版现遭封存的图书)是一件令人欣喜不已的事。当地一些党政军领导(当时多数已“靠边”)以及外地路过在甬稍作逗留的领导，他们都喜欢不事声张地来古旧书内柜浏览一番，以淘书为乐。
当时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古旧书店，也有一点暗中复苏的景象。从事古旧图书业务的同仁，一般都不事声张，只做不说，而相互间往来交流却渐趋频繁。如天津古籍书店的张振铎先生、扬州古旧书店的嵇圣太先生(南京古旧图书店的嵇圣林先生是他的兄长)、杭州市古旧书店倪宝善先生等都有交往。当时的苏州、扬州古旧书店，我是常去的;与上海的交往则更密切了，我亦常去上海古籍书店进货，经常与我洽谈业务的是一位叶庆元先生。北京、上海常来宁波收购古旧图书的业务员似有一个姓翟的(大概翟顺通)，上海的一位好像姓韩，叫韩树宝。上海书店经理毕青同志是我们的宁波老乡，抗日战争前曾在宁波公园路开办过进步书店——青春书店。他是我的忘年交，后来参加韬奋同志创办的三联书店，解放后担任上海市新华书店副经理，此后又出任过上海市黄埔区文化局局长，是出版发行界的老前辈。他应我的请求，写过一篇《关于青春书店的回忆》，原稿现仍保存在我这里。
“文革”末期，新华书店有人派往市文物图书查抄小组工作，通过他们内部疏通，往往能抢救保留不少有价值的图书。当某些知名人士被查抄图书可以允许发还时，查抄小组即帮助做动员工作，动员他们或他们的家属把发还之书按当时的市场价有偿转让给新华书店古旧图书部。这批书籍中就有不少有价值并已较罕见的古旧图书，如:商务版《四部丛刊》第一、二集，百衲本《二十四史》，明刻小字本《百将传》，日本版《支那南画大成》(此巨型画册汇集中国历代名画，系珂罗版宣纸精印，有二十巨册，印数极少)……我们还通过查抄小组，收购到一整部完整无缺的清刻《龙藏》(清乾隆年间刻成佛经巨帙，共718函，7000余册)，后仍归还给政府，转为阿育王寺珍藏。
直至“四人帮”粉碎，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图书出版从恢复到蓬勃发展，过去那种文化禁锢现象不再存在，然而古籍的蕴藏已日见枯竭，光是经营新版旧书难成古旧书店的气候。现在个别大城市拍卖行和著名古旧书店，虽有拍卖古籍这一类业务，但究竟已无力挽回大局了。古旧书店何去何从，正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
声明:
由于年代相隔较久，回忆中可能有个别误记之处，还望方家指教，以便日后更正。
(作者工作单位:天一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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