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土耳其战争

三次土耳其战争

1911年9月末,在“不统一毋宁死”组织成立仅6个月时,意大利对利比亚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这场对奥斯曼帝国所辖范围内地区平白无故的袭击使机会主义者抓住良机,因此引发了对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控制地区内的一连串袭击。巴尔干国家之间也形成了松散的联盟(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和希腊),向奥斯曼帝国辖区同时发动了攻击,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这次战争始于1912年10月,1913年5月结束)。战争的结局是巴尔干同盟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将奥斯曼帝国的势力逐出了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1913年6~7月),交战国又为第一次战争赢得的战果而反目:塞尔维亚、希腊、黑山和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争夺马其顿、色雷斯和多布罗加。

这两场战争所带来的结果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详述。在这里,我们只需要了解,战争中最明显的受益者正是塞尔维亚:它获得了瓦尔达尔中部地区,包括奥赫里德、比托拉、科索沃、什蒂普和科查尼,此外还包括奥斯曼帝国行政区新帕扎尔的桑扎克东边的部分(西部被黑山占有)。塞尔维亚的领土从1.86万平方英里[4]扩张到3.39万平方英里,人口数也至少增加了150万。举国上下皆大欢喜,因为他们获得了科索沃地区——这片塞尔维亚民族史诗中的神秘土地。由于扩张后的塞尔维亚在西面与黑山接壤,通过与其邻居结成政治联盟,塞尔维亚被认为获得了通往亚得里亚海岸的永久权。此外,塞尔维亚的参战似乎表明这几年法国用于塞尔维亚军事投资的贷款并没有白白付出(1913年9月,法国银行的财团又为其提供了一笔大额资金贷款)。在第一次动员令下达之后,3周内便有30万兵力在国内集结。一位国外观察家记录道,当时,塞尔维亚的军力已经“成为不得不被重视的力量”,且这个国家也成为该地区的主要角色。驻贝尔格莱德的英国公使戴雷尔·克莱肯色普(Dayrell Crackanthorpe)记录了人民高涨的情绪:“可以这样说,塞尔维亚发觉自己已经获得了想要的大部分,并且能够遵循自己的意志制定国家政策了。”举国上下的政治精英都在“经历一个极端自我满足的阶段”,媒体和舆论铺天盖地地谈论着塞尔维亚在战场上的胜利,同时也时刻将这种胜利与奥匈帝国外交的失败做对比。

对于有些生活在贝尔格莱德新征服的领土的人来说,强加在他们之上的塞尔维亚法规带来的却是烦恼和压迫。1903年塞尔维亚宪法规定并保证的组织、集会和媒介自由(分别为第24、25和22项条款)并没有被带到这些新扩张的领土上,同样,第13项条款(废除对政治犯的死刑)也不适用于这些地方。此外,这些居民没有投票权。换言之,一时间,新征服的土地带有一种殖民地的色彩和特征。对此,政府对这些决定做出了以下的解释:新扩张领土的居民的文化水平过低,赋予他们自由会危及国家安全。实际上,他们主要的考量是,将一个以非塞尔维亚人为主体的地区排除在国家政策之外。诸如Radičke Novine和Pravda这样的反对派媒体很快便讽刺道,实际上,这些“新塞尔维亚人”在塞尔维亚统治下享受的政治权利远不如土耳其人统治的时期。

对塞尔维亚来说,这场战争带有二元性,它不仅包括正规军集团的作战,还有(和过去发生的战争一样)游击队组织及其他自由作战的勇士。在新扩张的领土上,官方和非正规集团的联手作战导致了惊人的后果。他们对奥斯曼帝国的建筑,例如学校、澡堂和清真寺,进行恣意的损毁。英国领事绞尽脑汁将这种损害降到最低,他劝说当地的塞尔维亚军事指挥官,称某些建筑物可以追溯到斯特凡·杜尚的年代,因此这些建筑是塞尔维亚的国家遗产。这种策略成功了,其中一个案例就是在马其顿斯科普里的一座美丽的16世纪土耳其式古桥。

1913年10月和11月,英国在斯科普里和莫纳斯提尔的副领事们报道了塞尔维亚在所吞并领土上的行为:一贯地胁迫、恣意地扣押、殴打、强奸、焚烧村庄以及大屠杀。莫纳斯提尔的副领事格雷格(Greig)称:“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塞尔维亚对其统治下的穆斯林进行定期的大屠杀和驱逐。”11天后,他又发了另一篇报道,警告“在塞尔维亚军队异乎频繁、野蛮至极的大屠杀和烧杀抢夺下,保加利亚几个地区内的人口,特别是穆斯林人口,濒临灭绝的危险”。到月底,“塞尔维亚军队伙同那些狼狈为奸的人以另外的形式进行的抢掠、谋杀和凌辱”,已经陷入近乎无政府的状态。根据副领事在12月的报道,阿尔巴尼亚人和其他的穆斯林人、保加利亚人、弗拉其人以及犹太人非常担心自己将被一个“不名一文的国家”所统治,这个国家“以它自己的存在方式将每个团体榨干,直至回归到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最黑暗的日子,而这种黑暗程度还无人知晓”。这位英国副领事从南部靠近希腊边界的比托拉进行报道称,原来的地方官员已经被一伙腐败的“塞尔维亚前宣传人员”组成的新队伍取代,这个罪恶团伙的头目们“曾经做过理发师,或是塞尔维亚的特工和间谍;从事过让人羞于启齿的工作的当地塞尔维亚人”。格雷格总结道:“对于塞尔维亚的敌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帮人建立的恐怖组织更能令他们欢欣鼓舞的了。”

这些报道的耐人寻味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其令人不安的内容,还在于那位明显带有亲塞情绪的英国公使克莱肯色普对此持有的怀疑态度。克莱肯色普关于那些被吞并地区发生的事件的报道,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仅是“一位熟知的塞尔维亚军官”;他仅从字面意思上就接受了贝尔格莱德政府的官方否认,并试图通过说服外交部消弭格雷格发自莫纳斯提尔的报道的影响力——这位副领事上了那些歇斯底里的难民以及他们荒谬言语的当。当然也有人会说,联盟体系中的国家会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审视发生在巴尔干地区的事件,塞尔维亚因此成为在一场与其可怕的邻居奥匈帝国之间的蔚为壮观的抗争中以友好姿态奋斗的国家。只有那些来自被吞并地区(以及罗马尼亚、瑞士和法国)的官方报道才会越来越激烈地向英国外交部力陈马其顿暴行不应当被视为奥匈帝国的宣传手段。(https://www.daowen.com)

与此同时,塞尔维亚政府丝毫没有兴趣阻止未来可能发生的暴行,也没有兴趣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调查。当英国警告帕希奇发生在比托拉的事件时,他只是简单地回复称,他私下里并不认识那里的地方行政长官,因此不做评论。他关于派遣一位专员到南方进行进一步调查的提议从未得以实施。在君士坦丁堡,当有塞尔维亚公使告知他穆斯林显贵们的不满时,他声称,这些来自移民的故事将他们的遭遇夸大其词,而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的新同胞更容易接受自己。当卡耐基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一群精挑细选的、公正无私的国际专家组成)来到巴尔干地区,执行他们的任务,即调查发生在争议地区的暴行时,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获得来自贝尔格莱德的任何帮助。

一时间,战争似乎缓和了贝尔格莱德执行机构之间的紧张情绪。在这段时间里,地下组织、正规军、各个党派以及内阁部长都在国家问题上统一了战线。在塞尔维亚1912年发动入侵之前,“阿匹斯”被委派到马其顿,负责执行军队的秘密行动。1913年与阿尔巴尼亚酋长们的协商中,黑手社实际上在贝尔格莱德扮演了外交部的武装力量的角色。在对南部新征服地区的平定中,不仅牵扯到正规军,还涉及志愿者队伍,后者由沃亚·坦科西奇等黑手社人员领导,而这位坦科西奇正是杀害德拉加王后两个兄弟的谋反活动的监督者。1913年1月,“阿匹斯”被提拔为陆军中校,并在8月被委任为总参谋部情报机构的头目(这一角色使他控制了在奥匈帝国内部广泛开展的塞尔维亚民族自卫组织的活动),这标志着黑手社的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巴尔干战争一结束,原来的统一体便呈现分裂的态势——关于新征服地区的管理问题使得军民关系遭遇了毁灭性打击。一方是塞尔维亚军方以及来自独立激进党反对派的追随者,另一方是占据内阁大部分剩余席位的人民激进党领导人。争端集中在新土地的管理模式问题上:帕希奇内阁意图依法建立一个临时的人民管理体系;与此相反,军方仍坚持军事化统治。仰仗着最近取得的胜利,军事领导人拒绝出让被吞并地区的统治权。这已经不仅仅是控制权的问题,而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那些强硬派分子坚信,只有靠一种稳固和狭隘的管理方式,塞尔维亚才能够在多元种族兼存的地区施加控制。当激进派内政大臣斯托扬·普罗蒂奇(Stojan Protić)在1914年4月正式将军队归属行政当局时,一场酝酿已久的危机终于爆发。新领土的官员们拒绝遵守法律条例,军事派使军队团结议会中的独立激进反对派,正如1903年的谋反者们所为。甚至还有传言称,一支由“阿匹斯”率领的贝尔格莱德独立军团会开赴皇宫,逼迫佩塔尔国王退位,并对人民激进党内阁成员实行暗杀。

直到1914年5月,贝尔格莱德的形势不得不依靠外国势力进行干预,才能阻止帕希奇政府的倒台。俄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公使出人意料地公开宣称俄国的巴尔干政策需要保留帕希奇的执政才得以开展。法国政府也对他表示支持,暗示如若帕希奇政府倒台,而由独立派和军事集团成员继任的话,那么法国将中止自1905年便开始的对塞尔维亚慷慨的国家金融投资。这种情况似1899年事件的拙劣重现,当时老谋深算的人民激进党领导在奥匈帝国公使的干涉下得以自保。而此时,“阿匹斯”选择从争吵中抽身而退——显然这是高人一等的做法。面对威胁,帕希奇寄希望于即将到来的1914年6月大选,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这场并不透明的政治斗争中,丝毫没有什么能够让身在维也纳的塞尔维亚事务观察员感到宽慰。正如戴雷尔·克莱肯色普在1914年3月指出的,激进派内阁提出的“更为节制和谨慎的观点”以及受到黑手社影响的“军事政党”的意见,都或多或少地相信奥匈帝国不久后会分崩离析,塞尔维亚将成为这片广大国土的继任者,大家都在等待着大塞尔维亚的实现。分歧在于采取的方式不同:军事政党坚信“当这一时刻到来,应当采取侵略战争,国家已经蓄势待发”,而更为温和的人们则认为“奥匈帝国的瓦解终归会实现,但这并不是外力使然,而是源于帝国内部”,因此他们认为应当做好准备迎接这一事件的到来。此外,从制度上看,塞尔维亚官方的温和派与强硬的民族主义者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军方的高层及其情报机构(以及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情报系统)、海关总署、内政部门以及其他政府组织皆为网状系统,这个网状系统又深深地渗透于国家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