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帕希奇的反应

尼古拉·帕希奇的反应

尼古拉·帕希奇对刺杀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阴谋究竟了解多少？他会采取什么措施阻止事情的发生？实际上，帕希奇对该计划或多或少也有所了解。这种判断有若干证据支持，但大多数有说服力的证据都来自柳巴·约万诺维奇（Ljuba Jovanović）——帕希奇政府的教育大臣。根据约万诺维奇的回忆（1924年出版的回忆录残篇，但也可能写于更早的时期），帕希奇告知塞尔维亚内阁，“在5月底或是6月初”，“有人计划来到萨拉热窝行刺弗朗茨·斐迪南”。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内阁成员都认为，总理应当向德里纳边界的军官下达指令，防止有人穿越边境。其他文件和零星的证据（这些证据都是1918年帕希奇自己整理的，他整理这些文件的原因很奇怪且不详）。但是他是如何知道此事的？根据间接证据猜想，给他提供消息的人最有可能是塞尔维亚铁路雇员、黑手社特工米兰·齐加诺维奇。他很可能是总理本人的私人特工，他的任务就是时刻关注社会活动的动向。如果这些都成立，那么帕希奇便掌握了所有细节和行动的具体时间表，不仅是行动计划本身，还有参与者及其背后的组织。

塞尔维亚官方当然没有留下关于三位刺客的任何纪录。他们在5月底进入波斯尼亚。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是1914年夏非法携带武器跨越边境的唯一一批人。6月的前半个月，来自塞尔维亚边防的报告证实，被隐瞒的越境活动还有很多。6月4日，波德里涅区区长警示内政大臣普罗蒂奇称，有军官正伙同边防人员预谋“利用我们在波斯尼亚的人，转移一批数量可观的炸弹和武器”。这名区长考虑将武器查封，但因为装着它们的箱子已经到达波斯尼亚境内，他担心追回箱子可能牵连并暴露边防军队的行动。更多的调查显示，在波斯尼亚一方负责接洽这批武器的人正是拉德·马洛巴比奇。

据一位当地的官员所说，这些行动耸人听闻的是，它们并不是简单地在相关当局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开展的。再加上犯罪者正是“政府官员”，很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我们欢迎这样的行动。”帕希奇和内政大臣普罗蒂奇深谙这个道理。如果帕希奇在计划尚未出炉就已经知晓，我们将期待他尽一切可能撇清它与贝尔格莱德政府的关系。6月10日，边境地区当局确实得到风声，要求“制止所有类似的活动”。

而这些相关地区的公务人员是否当机立断地禁止这些行动则是另一码事儿了。赖科·斯特潘诺维奇（Raiko Stepanović）是边防警卫的一名警官，他走私了一只装满枪支和炸弹的箱子越境，但当他被传讯向区长解释自己的行为时，他却直接拒绝露面。在6月中旬的一次会议后，民政当局收到官方命令，要求严查向波斯尼亚非法运送武器和人员的事例；4名边防警卫的领导收到一封简短的告示，“建议”他“停止从塞尔维亚向波斯尼亚输送武器、军火以及其他爆炸物”。但这些信息都被当作耳边风，无人回应。后来的事情显示，边界军事人员从他们上级那接受了严格的指示：不理会民政方面的有关问题。

换言之，塞尔维亚边界的军事力量已经不再受贝尔格莱德政府的控制。当军政大臣上书总参谋部，质疑并要求告知关于军队在波斯尼亚的暗中行动时，这一请求先是被呈上至行动指挥部，该方称对这些事情一概不清楚；之后，军事情报处的头目便知悉了此事，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阿匹斯”本人。在向行动部门递交的一篇冗长的、毫无诚意且言语并不坦率的反馈中，“阿匹斯”为马洛巴比奇的纪录和此人的声誉辩护，坚称任何经他手的枪支纯粹是为了支持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开展的特工行动。关于那些炸弹，他声称一无所知（3年后，他却信誓旦旦地说，他私下委托马洛巴比奇，为他的刺杀计划提供装备和支持）。他说，如果边境地区出现了安全风险，则不能归咎于谨慎而必要的军事行动，而是那些政府官员和特工的问题——他们傲慢地要求对边界进行巡查和监督。简而言之，错就错在那些人试图干预敏感的军事行动，而这又超过了他们的能力和理解力。这一回复被呈到了塞尔维亚总参谋部，接着在6月23日由总参谋部部长整理、签署，递交到了军务部。民政当局和军事领导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从德里纳河岸到贝尔格莱德当局无不如此。

“阿匹斯”以及总参谋部语气强硬的反馈使得帕希奇十分恼火和紧张。6月24日，他采取行动，下令对边防警卫的活动进行全面调查。在一封写给军务部的顶级机密信件中，他写道，根据“多方”了解，“军官们”从事着一些不但很危险，而且具有叛国性质的活动，“因为其妄图在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之间制造冲突”。

如果塞尔维亚所有的盟友和伙伴知道我们的军官和警官的所作所为，他们不仅会弃我们而去，还会站在奥匈帝国那边，允许它惩罚那个浮躁的、靠不住的邻居。因为它唯恐天下不乱，并要在邻国的领土内开展行刺活动。从塞尔维亚的国家利益出发来考量，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这危急存亡之秋，任何挑唆与奥匈帝国发生冲突的事情都应当终止，因为我们需要韬光养晦、休养生息，和平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信末还附加了一道命令，要开展一项“严肃的调查”，弄清楚究竟有多少军官牵扯到这种荒唐而鲁莽的行为中，希望能够对反抗的势力进行“清除和镇压”。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悬崖勒马为时已晚，因为那些年轻人已经在5月底成功穿越了边境——这距离帕希奇采取行动关闭边界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很难想象，在行刺这件事上，为何这位总理的反应如此迟缓。他肯定已经认识到，下达给边防警卫的命令一定会被当作耳边风，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黑手社的成员。或许是因为他担心激怒这位强大的对手——“阿匹斯”，招致可怕的后果。尽管他下达了“严肃调查”边境人员的命令，但“阿匹斯”仍然不为所动，自始至终都稳坐塞尔维亚军事情报部门的第一把交椅。他并没有因此被革职，甚至当调查结果出来之后，他竟成功逃脱了责任。我们很容易联想到1914年5月那场给塞尔维亚带来沉痛打击的政治危机。帕希奇成功地在那场危机中幸存了下来，但也只是凭借运气罢了，何况还有对塞尔维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两大列强的大使助他一臂之力。因此，甚至有人怀疑他是否真的想要对“阿匹斯”开展的活动进行干预。或许帕希奇担忧一场公开的对峙可能会招致黑手社的憎恶，引来杀身之祸，尽管这并不太可能，因为他在5月的危机中毫发无损。另外，我们不能忘记，无论如何，这位塞尔维亚总理仍然是整个国家权力最大的人，是一位拥有出色能力的政客，也是党魁——他的党派成员仍然占据着国家议会的大部分席位。因此，更有可能的是，在这几个星期里，帕希奇又才重拾自己的老作风——这是他在久经塞尔维亚混乱政局的考验之后形成的，即始终保持低调，不要硬碰硬，让矛盾自行消除，以无为的姿态等风暴过去。

然而，帕希奇手中仍然有一张王牌：他大可以私下警示维也纳这场刺杀行动，同时明哲保身。人们热议的问题是，他究竟有没有这样做。在这件事情上很难找到证据，没有人愿意承认提供或者收到过事前的警示。1914年7月接受一家匈牙利报纸的采访时，帕希奇自己也否认了这一点。他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如果承认提前告知，那么他和他的同僚们相当于刺杀事件的从犯。战前为塞尔维亚辩护的人也是同样的理由，他们认为战争爆发前塞尔维亚当局是无辜的，他们的理论是：塞尔维亚政府完全没有参与任何阴谋策划。同样，奥匈帝国当局也不可能收到这样的警示，因为如果被告知存在这样的阴谋，为何他们没有采取更好的措施保护他们的王位继承人呢。7月2日，维也纳一家半官方报纸《异闻报》（Fremdenblatt）发表评论，否认了这些流言，称关于这即将到来的危险，奥匈帝国外交部没有收到任何告知。

尽管如此，还是有足够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类似的警示是存在的。最可靠的一个证据来源是法国外务部副秘书阿贝尔·费里（Abel Ferry）7月1日的日记；在日记中，他记录了老朋友，塞尔维亚驻巴黎公使米伦科·韦斯尼奇（Milenko Vesnić）来访。在他们的谈话过程中，韦斯尼奇曾提到塞尔维亚政府“提醒奥匈帝国政府，他们听到了一些关于刺杀计划的风声”。驻维也纳的塞尔维亚军事专员在1915年对意大利历史学家马格里尼说，帕希奇曾向塞尔维亚在维也纳的公使馆发电报，称“有信息泄露出来，塞尔维亚政府已经掌握消息，在大公访问波斯尼亚期间，有人策划要置他于死地”，奥匈帝国政府最好将到访的日期推迟。

大量的证据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重现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公使约万·约万诺维奇（Jovan Jovanović）是如何采取行动的。6月21日中午（也就是帕希奇从贝尔格莱德发来电报之后的第三天），他会见了奥匈帝国财政大臣利昂·比林斯基（Leon Biliński），试图转达这一信息，告知对方如果大公出访波斯尼亚将会出现的后果。但他在表达时却拐弯抹角：大公如果选择在科索沃战争周年纪念日到访，那么肯定会被对方视为挑衅行为。在那些为奥匈帝国服役的塞尔维亚青年当中，“可能就会有人把他们的步枪或手枪上膛……”比林斯基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场谈话的重要性”，只是简单地回复对方：“就让我们期待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吧。”在之后的几年里，比林斯基拒绝向记者或是历史学家谈及这一情节。显然，他当时并没有把这种警告当真。对方的表达如此含糊，因此更容易被理解为一种恫吓，仿佛是这位塞尔维亚公使在做一次毫无理由的尝试，试图通过向奥匈帝国的高级官员进行模棱两可的威胁，来干涉帝国的内部事务。因此，比林斯基认为不需要将这些信息上报给奥匈帝国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伯爵（Count Berchtold）。

也就是说，确实有类似的警告被传达给对方，但没有一个人的行为真正起了作用。回顾这个过程，所有人似乎都在遮遮掩掩。约万诺维奇应当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向对方提出警告，告知对方准确的信息。同样，帕希奇也应当直接告诉奥地利人他们所面临的危险，而不是迂回地通过约万诺维奇来传达。他大可开展一次针对刺杀行动的调查，这会危及他的政权，但会确保他的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可事实总是更为复杂、受到很多限制。一方面，约万诺维奇不仅是塞尔维亚外交系统的工作人员，更是一个泛塞尔维亚激进分子，他的职业生涯无不带着极端民族主义的色彩。约万诺维奇之前是“科米塔吉”的成员，在1908年兼并之后，他在波斯尼亚参与制造骚乱，甚至还亲自坐镇指挥游击队。1914年夏，如果帕希奇政府倒台，他还差点儿以黑手社成员的身份成为外交大臣的候选人。确实，就连奥匈帝国也曾因为这位塞尔维亚大使的泛塞尔维亚情结向塞尔维亚提议，如果这一职位由一名更温和的人来担任，他们会非常欢迎。这也是为什么约万诺维奇选择比林斯基，而不是直接会晤贝希托尔德伯爵——后者十分不待见他。(https://www.daowen.com)

同样，帕希奇的行为也是出于诸多考量。一方面，作为人民激进党的领袖，他担心黑手社一干组织会将这种通风报信的行为视为赤裸裸的叛国，他们一定会采取行动。他只能希望萨拉热窝行动以失败告终。最重要的是，他清楚地知道这个国家的政权自始至终与民族主义组织纠缠不清。这不仅仅事关塞尔维亚的国家团结，这种团结是通过国家机构和各种能够渗透到邻国的志愿组织缔结而成的；同样，这还关乎国家的未来。塞尔维亚在过去需要这样的民族主义团体，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收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时刻，这个国家同样需要它们。

这个老道而有趣的政客深刻地了解，如果塞尔维亚试图在巴尔干战争的血的教训之后重振雄威，和平发展是首要前提。新兼并地区的统一（实际上，这一过程是暴力和痛苦的）方兴未艾，强迫选举迫在眉睫，但是最聪明的政治家的特质不正是在于他能够同时应对不同程度的制约和挑战吗？帕希奇渴望和平，但他同时相信——他从不掩盖这一点，塞尔维亚扩张的攻坚阶段必须通过战争来赢取。只有一场诸列强都参与其中的欧洲大冲突，才能够扫清横亘在塞尔维亚“大一统”道路上的强大障碍。

或许帕希奇还记得1908~1909年兼并危机期间，伦敦外交部常任副大臣查尔斯·哈丁（Charles Hardinge）对驻伦敦的塞尔维亚公使格鲁伊奇（Grujić）的警告。哈丁在1909年1月对这位公使说，只有塞尔维亚受到来自奥匈帝国的攻击，俄国和协约国家才会向它伸出援手；如果塞尔维亚先发制人，那么任何的援助都免谈。帕希奇之所以可能考虑到这一点，是因为1914年初春，他和俄国沙皇进行会晤，他向沙皇请求如果遭到奥匈帝国攻击，请俄国提供支持。如果刺杀行动成功，那么塞尔维亚就成为挑衅的一方，这一请求必然被回绝，但是帕希奇相信奥地利人不会把刺杀行动（如果行动成功的话）和塞尔维亚政府联系起来，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联系并不存在。奥匈帝国如果反击，那么俄国和它的同盟必然会相助，塞尔维亚便有了靠山。在帕希奇看来，这并不是说俄国和塞尔维亚的关系有多么紧密，而是俄国在巴尔干政策中符合逻辑的体现。帕希奇对这种补偿机制十分有把握，这种执着甚至遭到了嘲笑。6月中旬，他收到了来自圣彼得堡的塞尔维亚公使的报告，为了可能出现的“对西面国家的侵犯”，俄国重新调整了东部防线，以部署更多军事力量。这些消息使得帕希奇对这位盟友的支援更加深信不疑。

这并不是说帕希奇在刻意寻求一场大规模的冲突，或是说挑唆奥匈帝国进攻的想法直接促成了他的行为。事实上，或许他在考虑，在这样历史性的时刻，一场战争对于塞尔维亚的独立来说是很必要的，所以在为时已晚之前，他暧昧的举动丧失了阻止刺杀行动的机会。在面对如何处理萨拉热窝阴谋的时候，这些想法肯定时刻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使得他放缓了行动的步伐。

历史的遗留以及1903年以来塞尔维亚王国的发展，都在1914年夏使贝尔格莱德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个国家的民主是如此原始和脆弱，它的政治决策者们一直处于被动的守势：在军队和各个密谋组织之间夹缝求生，控制议会的人民激进党的领导人毫无决断力。两次巴尔干战争使得这个国家呈现出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国家和非官方的民族主义机构（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界线以外的）相互渗透，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政府的监督管理寸步难行。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对其领导人提出了巨大挑战，在与奥匈帝国的关系上，这些特点也不断造成压力。常驻柏林的塞尔维亚公使米洛什·波奇舍维奇（Miloš Bogičević）说：“对于那些非塞尔维亚人而言，在众多以实现大塞尔维亚理想的国家组织之间找到一条出路是非常困难的。”各种行动背后各国家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瓜葛，使得人们要想分清楚究竟它的性质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无异于无稽之谈，就连那些老道的外国观察家都云里雾里。

如果站在尼古拉·帕希奇的角度来看，1914年夏所积攒的各种压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在两次艰苦的战争后，财政和军事都呈现出疲态，新兼并的地区军事暴动此起彼伏。此外，针对那位强大却很不宽容的邻居发动的刺杀行动也以失败告终。但帕希奇，这位势必要力挽狂澜应对1914年6月28日的行动所引发的危机的人，自身也是这种政治文化的产物：行事遮遮掩掩，小心翼翼地几近怠惰。这些都是将近30年的政治生涯对他的塑造。这些特质帮助他在狭隘而混乱的塞尔维亚政界生存下来。但如果要应付恐怖分子在萨拉热窝制造的危机，这些特质恐怕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