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

阴谋

若要对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的遇刺案的细节进行重构，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刺客自己使出浑身解数使贝尔格莱德摆脱干系：幸存的参与者拒绝透露内幕，其他人或夸大其词、轻描淡写或是用模棱两可的语言来掩盖事情的真相，这导致了证据的混乱和相互矛盾。对于这场阴谋，并没有现存的参考资料，事实上，所有参与者都习惯于保守秘密。塞尔维亚究竟有没有蓄意和刺杀行动的组织相勾结？这一鬼祟的勾当并没有真实的文件记载。因此，关于这次阴谋的编史工作只能靠一些战前的回忆录、证词和口供等拼凑在一起来开展，而这些证据都是在威逼利诱的情况下取得的，有些还建立在已销毁的或是零星残存的文件来源所声称的内容的基础上，它们大多数甚至与阴谋的计划和执行并无直接联系。尽管如此，关于这次刺杀行动背景的资料仍然是纷繁复杂的，历史学家们对几乎每一个细节都做了详尽而充满分歧的研究。因此，需要在冗杂、失真和充满偏见的材料和二手文献中披沙拣金，总结出一个具有“最大合理性”的结果，拨云见日。

在这场行动背后，“阿匹斯”是其总设计师，但这个行动创意本身或许真正来自他的助手拉德·马洛巴比奇（Rade Malobabić）——一位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塞尔维亚人。马洛巴比奇是一位间谍，为民族自卫组织效力多年，搜集关于奥匈帝国防御工事和军队动向的情报，并把它们交给塞尔维亚的边防军官（这些军官同样是黑手社的成员），通过他们再递交给塞尔维亚的军事情报机构。马洛巴比奇身为特工，具有超凡的奉献精神和聪明才智，他对边界地带了如指掌，数次从奥匈帝国当局的逮捕中成功脱身。据说，为了将情报报告给塞尔维亚的接头军官，有一次他横渡了近乎冰点温度的德里纳河，他出现时身上挂满了冰碴。马洛巴比奇很可能是将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这位明显的奥匈帝国继任者）1914年6月到访萨拉热窝的消息告知“阿匹斯”的第一人。

我们很难了解“阿匹斯”为何迫切敦促刺杀大公行动的开展，因为并没有关于他的动机的直截了当的解释。1914年年初，波斯尼亚当地的激进分子主要将其敌意聚焦在管辖波斯尼亚的奥匈帝国地方官奥斯卡·波蒂奥雷克（Oskar Potiorek）身上，他同时也是瓦雷沙宁（1910年6月，热拉伊奇对其行刺未遂）的继任者。随着仇恨的目标被转移到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身上，“阿匹斯”挥舞起手中的政治指挥棒。对于一位地方官员的行刺当然会闹得满城风雨，但这件事很容易被定性为由地区统治导致的区域性事件。与此不同，在哈布斯堡皇朝现任皇帝已经83岁高龄时，对该王朝继任者的刺杀则注定被视为动摇其生存根基的毁灭之举。

需要强调的是，斐迪南大公之所以成为目标，并不像宣称的那样，其对奥匈帝国内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采取敌对措施。恰恰相反，如果借用杀手普林西普的话说，“作为未来政坛的首领，他将通过一定的改革手段阻止我们实现统一。”普林西普暗示着斐迪南大公对君主政治改革方案表示支持，而这将赋予斯拉夫民族更强的自治性。许多塞尔维亚的民族统一者认为此举对于统一大业来说将是潜在的威胁。如果哈布斯堡皇朝按照联邦制原则实现成功转型，将整体一分为三，使维也纳、布达佩斯和萨格勒布（一个与布达佩斯处于同一地位的首都城市）共同统治，那么这对塞尔维亚来说是危险的——它将会丧失其作为南斯拉夫领导者的地位。因此，将斐迪南大公作为打击对象成为恐怖行动的典型逻辑，即温和的改良者比激进的敌人和强硬派更值得担忧。

那些被挑选执行行刺斐迪南大公任务的人都来自民族统一主义组织。三名将要作为刺杀核心力量被送往萨拉热窝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青年皆由沃亚·坦科西奇招募而来。当特里夫科·格拉贝日（Trifko GrabeŽ）、内德利科·查布里诺维奇（Nedeljko Čabrinović）和加夫里洛·普林西普被坦科西奇这位伯乐选中时，他们都只有19岁。他们彼此是好友，经常相互来往，尤其是在各自的公司里。格拉贝日是帕莱地区一位正统神父的儿子，他的家乡位于距离萨拉热窝东部12英里^[5]的地方，他来到贝尔格莱德以继续完成高中学业。查布里诺维奇在他14岁时就辍学了，之后就在贝尔格莱德的一家专门出版无政府主义文学作品的公司当印刷员。像格拉贝日一样，普林西普也是为了求学才来到贝尔格莱德的。他们三人都出身贫寒，且家庭并不幸福。格拉贝日和查布里诺维奇在他们早年的生活中，都饱受父亲独裁一样的压制。在审讯过程中，查布里诺维奇告诉法官，当他还在家的时候，他的父亲曾经虐待他，原因是他在萨拉热窝的学校读书时的表现平平，这个男孩最后因为打了他的一位老师的耳光而被学校开除。来自家庭的压力逐渐恶化，查布里诺维奇之后甚至成为一名为奥地利人服务的警察卧底——这也是这位男孩希望抹杀的污点，因此他积极投身于民族事业。格拉贝日同样被图兹拉的文法学校开除，因为他给了他的教授一拳。当时维持生计是非常困难的，只有普林西普有定期收入，这来源于他的父母微薄的收入，但这些钱通常用于与朋友们一起挥霍，或是借给贫穷的熟人。查布里诺维奇之后回忆道，初来贝尔格莱德时，他曾有几天都拖着行李箱（这是他所有的家当）流落街头，大概是因为无处栖身。因此，这些男孩的健康状况并不理想，这并不奇怪。他那时或许是得了痨病，疾病迫使他早早地离开了萨拉热窝的学校。根据审讯的备忘录，他被描述为“一个个头很小、很脆弱的年轻人”。

这些男孩并没有沾染上恶习。他们在阴郁的环境中长大，却又年轻气盛；他们颇有些理想主义，却又缺乏经验。这些品质正是现代恐怖活动滋生所需要的养分。他们对饮酒没有嗜好。尽管他们也向往浪漫的恋情，但他们并没有沉迷于异性交往。他们阅读民族主义的诗歌、报纸和小册子。这些男孩充分地了解塞尔维亚国家的苦难遭遇，他们谴责所有人，除了塞尔维亚人，他们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同胞所遭到的蔑视和侮辱。一个不断被提到的话题是，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斯尼亚经济萧条（这种抱怨掩盖了一个事实，实际上，与大多数塞尔维亚中心城市相比，波斯尼亚在工业化和人均收入水平方面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他们一再强调的，甚至成为一种偏执的思维。普林西普甚至还抽时间全文背诵《高山花环》——彼得罗维奇–涅戈什的一部情绪昂扬的史诗，它赞美了一位自私的谋反者米洛什·奥比里克。普林西普在审判中向法官陈述，在行刺前的几日，他照例去了自杀式袭击者波格丹·热拉伊奇之墓——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我通常日夜守候在那里，思考我们民族的境遇、我们糟糕的处境，和他本人（热拉伊奇），之后我决心执行这项刺杀任务。”同样，查布里诺维奇也声称自己在抵达萨拉热窝之后不久就去凭吊了热拉伊奇的墓。当发现这座墓已经被遗忘之后，他还献上了花（奥地利人关于该审讯内容做出了一个颇具嘲讽意味的注脚：这些鲜花被附近墓地的扫墓人偷走了）。查布里诺维奇称，就是在拜谒热拉伊奇安息之地的过程中，他形成了这样的念头：像热拉伊奇那样死去，并且付诸行动。“无论如何我都清楚，我不会苟活。自杀的念头时刻萦绕在我的心头，我对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在乎了。”

竟然有人徘徊在一位自杀者的墓前，这是十分有意思且意味深远的。这位自杀的刺客非常符合科索沃英雄的特征和举止，并且象征着狂热的泛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意识觉醒——他们的期刊、日记和通信中无不充斥着自我牺牲的字眼。就连袭击事件本身似乎都是热拉伊奇行为的翻版，因为普林西普原本计划将地点准确地定在热拉伊奇当时的行动地点——国王大桥，他说：“我想与已故的热拉伊奇一样，从同一个方位射出子弹。”(https://www.daowen.com)

对于所有刺客来说，贝尔格莱德就像一个温床，将他们的政治观点激进化，并把这些观点同塞尔维亚的统一大业紧密相连。审判纪录中，查布里诺维奇口述他是如何在1912年病得无法继续在塞尔维亚工作，并且决定返回家乡时，来到贝尔格莱德民族自卫组织的办公室，被告知，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经常能够得到回萨拉热窝的旅费。瓦西奇（Vasić）上校在办公室接待了他，他是当地民族自卫组织的秘书。瓦西奇给了查布里诺维奇钱和爱国文献，还没收了他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并告诉他这些被没收的东西并不值得牵扯一位年轻的塞尔维亚爱国者的精力，瓦西奇鼓励他，要时刻做“一个优秀的塞尔维亚人”。对于这些饱受男性权力煎熬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来说，以类似的会见对他们进行重塑是十分关键的。在民族主义的组织中，前辈们不仅准备在金钱上帮助这些迄今为止明显缺乏经验的年轻人，给他们提供建议，同时还表现出真情实感和尊重，好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他们属于这历史性的一刻，他们是这项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的参与者。

对于民族运动来说，前辈对年轻人的关怀，并介绍他们加入组织，是民族运动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当从贝尔格莱德返回萨拉热窝时，查布里诺维奇发现自己与以前接触的社会主义观念环境格格不入了；当意识到他的世界观已经转变后，社会主义政党的同志们谴责他为塞尔维亚的煽动者和间谍，并将他驱逐出该政党。1913年重返贝尔格莱德时，查布里诺维奇已经不再是一名“左翼”的革命派，而是“混入民族主义成分的无政府主义者”。普林西普也经历了类似的事情：在1912年5月离开萨拉热窝之后，为了完成中学教育，他来到贝尔格莱德，同样遇到了孜孜不倦的贝尔格莱德民族自卫组织的瓦西奇上校。当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时，瓦西奇协助普林西普前往奥斯曼帝国边境，签署成为志愿兵的协议，但当地的司令员（无独有偶，这位司令员正是沃亚·坦科西奇）拒绝了他，理由是他“个头太矮，体型瘦弱”。

与瓦西奇这样的激进分子和民族自卫组织的宣传的接触同样重要的是咖啡屋里的社交环境，它为漂在贝尔格莱德年轻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青年提供了一种归属感。查布里诺维奇经常去的咖啡屋有“榛子花环”、“绿色花环”和“小金鱼”，根据他之后的回忆，他在这些地方听到了“各种方式的谈吐”，那里还混杂着“学生和排版工人”，但最多的还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青年。这些年轻人在这里用餐，他们吸着烟，谈论着政治，争论着报纸上报道的内容。正是在“榛子花环”和“绿色花环”咖啡馆，查布里诺维奇和普林西普第一次思考了刺杀奥匈帝国继承者的可能性。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勃朗宁手枪和子弹的黑手社高层人员成为“贝尔格莱德咖啡馆圈子中的风云人物”。在这样的地方，人们普遍的政治立场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反奥匈帝国情绪。审判纪录中的公开纪录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法官询问普林西普，格拉贝日究竟是如何树立了极端的民族主义观念的。普林西普直截了当地回答道：“他（格拉贝日）重返贝尔格莱德后，也接受了相同的原则。”在获悉了他的言外之意后，法官继续发问：“也就是说，只要来到贝尔格莱德，你们就能够成功向别人灌输这样的观点了？”当发现自己被看透之后，普林西普拒绝做任何评论。

在这场刺杀计划尚处于萌芽阶段时，策划者们就力图确保自身与贝尔格莱德当局没有任何表面上的关系。管理这伙刺客的是一名叫米兰·齐加诺维奇（Milan Ciganović）的人，他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黑手社成员，曾在坦科西奇麾下的游击队与保加利亚人作战；当时，他是塞尔维亚国家铁路的员工。他向坦科西奇汇报情况，后者则直接与“阿匹斯”接头。所有的命令都是口头传达的。

刺客的训练活动在塞尔维亚的首都开展。在游击队学校时，普林西普便已经掌握了射击技巧，他是三个人中枪法最准的。1914年5月27日，他们拿到了武器——来自位于塞尔维亚克拉古耶瓦茨的军工厂的4支手枪和6枚手榴弹（每枚都不足2.5磅^[6]）。此外，他们每人随身携带一只用棉布包裹的小瓶，里面是氰化物毒药。在行刺成功实施或者失败之后，他们必须吞食氰化物自杀。这是在采取预防措施，防止疏忽的举动或是严刑逼供使得塞尔维亚和这件事扯上关系。更何况对这些年轻气盛、迫切地想为国捐躯并将这种行为视为殉道的年轻人来说，这样做再符合不过他们的意愿了。

在黑手社和与他们沆瀣一气的塞尔维亚海关的帮助下，这三名刺客成功潜入波斯尼亚。5月30日，查布里诺维奇在黑手社地下铁路特工（这些特工中有几名中学教师、一名边防警察、一位市长秘书等）的协助下，成功通过了玛利沃尼科的边境检查站，并由此踏上了去往图兹拉的路。在那里，他将与他的朋友们汇合。普林西普和格拉贝日则在塞尔维亚边境官员的指引下来到莱捷斯尼卡，并于5月31日出现在德里纳河上位于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领土交界的一座植被葱郁的小岛上。这个藏身之处经常出现走私者，它很好地保护了他们，躲过了奥匈帝国边防警察的巡查。当次日夜幕降临时，在一位为地下铁路组织工作的业余走私者的指引下，他们进入奥匈帝国的领土。

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试图躲过奥匈帝国边防警察或者军官，但这三位刺客以及帮手们却在与他们的塞尔维亚同胞们打交道时表现出极度的轻率。比如，在将普林西普和格拉贝日带到一位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农民米塔尔·凯罗维奇（Mitar Kerović）家后，那位身为地下铁路特工的教师喝白兰地喝得酩酊大醉，他对那位农民大吹特吹：“你知道这些年轻人是谁吗！他们将要去萨拉热窝，向马上到来的斐迪南大公投掷手榴弹把他炸死。”出于一种鲁莽的逞强劲头，普林西普也加入进来，炫耀起他的手枪，并讲解藏在裤子里的手榴弹是如何操作的。因为他们的愚蠢，凯罗维奇家族（这些大字不识一个、丝毫不关心政治，并且对这些男孩的行为仅一知半解的人）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内乔·凯罗维奇（Nedjo Kerović）因为驾驶他的马车将这些男孩运送到图兹拉，之后被判通敌罪，因为成为杀人犯的同伙而被判处死刑（之后改为20年监禁）；他的父亲米塔尔被判处终身监禁。在1914年10月对刺客的庭审现场，他们的供词为整个严肃的审讯过程带来一丝罕见的幽默。当主审法官问到其年龄时，已经是5个孩子的父亲的内乔·凯罗维奇回答，他自己也不能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年龄，这得问他的老父亲。而当米塔尔被问到男孩们抵达他家的那晚，他究竟喝了多少酒时，他回答：“在我喝酒的时候，我并不会统计自己喝了多少，我能喝多少就喝多少。”

到达波斯尼亚后，这些男孩身边又多了一个四人集团，这一集团是由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黑手社成员达尼洛·伊利奇（Danilo Ilić）招募而来的。伊利奇23岁，是他们中年纪最大的。他曾获得奥匈帝国政府奖学金，被培养成一名中学教师，但在大病一场后，他抽身而退。他是波斯尼亚青年党成员，私下与加契诺维奇是朋友——也就是那位对热拉伊奇高歌赞扬的人。与其他人一样，伊利奇在1913年来到贝尔格莱德，在那里，他经常光顾咖啡馆，被招募进入黑手社，并在1914年3月重返萨拉热窝之前（之前他在萨拉热窝一家当地的报社当审校员和编辑）赢得了“阿匹斯”的信任。

第一个被伊利奇招募进刺杀队伍的是“左派”革命者——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巴希奇（Muhamed Mehmedbašić）的黑塞哥维那穆斯林木匠。1914年1月，他们在法国与沃亚·坦科维奇会面，计划行刺波蒂奥雷克，但他们的行动失败了。在火车上，穆罕默德巴希奇看到一群身着制服的警察，惊恐万分，将那装着毒药的小瓶子扔进了厕所（连行刺的匕首也被他扔出了窗外）。另外两名被招募进来的萨拉热窝人是波波维奇（Cvijetko Popović），他是一名优秀的18岁的在校生，以及瓦利可·丘布里洛维奇（Veljko Čubrilović），那位带领他们来到凯罗维奇家的中学教师是他的哥哥。丘布里洛维奇只有17岁，是这里面最小的男孩。在所有人被整合成一支队伍之前，他从未见过伊利奇；这两位当地的男孩同样只有在行刺行动中，才第一次见到普林西普、穆罕默德巴希奇、查布里诺维奇和格拉贝日。

乍一看来，伊利奇选拔的行刺者队伍十分奇怪，其中一人在执行高度危险的任务时已经暴露出他的笨拙和胆小，而另外两人完全还是毫无经验的中学生，但这种看似疯狂的举动背后却有它的策略。萨拉热窝当地的第二组人马的任务实际上是对行刺活动进行掩护和毁灭证据。在这种情况下，穆罕默德巴希奇是个不错的选择，虽说能力欠佳，但他干劲儿十足，而且不是塞尔维亚人，因此可以为贝尔格莱德小组提供有效的支持。作为黑手社成员，伊利奇和普林西普可以轻易选择自杀，或至少在事件之后保持沉默。萨拉热窝男孩无法对此作证，原因很简单：他们对其背后更大的阴谋一无所知。因此，该行为可以名正言顺地被定性为一个地区性事件，而与贝尔格莱德毫无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