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过其实
尤为显著的是英国的例子。让人惊讶的是，对德国挑战法国在摩洛哥势力的问题上，许多英国的关键决策者的反应十分激烈。1905年4月22日，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告知在巴黎的英国大使，他相信德国人会试图获得非洲西部海岸的港口，作为法国得到摩洛哥的补偿，且英国会站在法国一方，“强烈谴责这项提议”。而在巴黎的英国大使正是这位：“公牛”脾气的弗朗西斯·伯蒂爵士，泰姆子爵，曾就德兰士瓦问题以发动战争来威胁德国代理埃卡德施泰因的前议会副大臣。在将兰斯多恩的支持态度转达给德尔卡塞（他还没有听说德国觊觎西非港口的事）的过程中，伯蒂的语气十分坚定，坚决表示为法国提供无条件的支持。这位法国外交部长是这样被告知的：“考虑到德尔卡塞先生的立场，英国政府认为，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举措是极其不理智的，英国政府愿意倾其所有的能力为您提供帮助。”在与德尔卡塞的私人谈话中，伯蒂用掷地有声的言谈肯定了对对方的支持。一天之后，这位外交大臣对一位亲密的同僚称（他的言辞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伯蒂早些时候威胁埃卡德施泰因的话语），法国的地位现在已经坚不可摧：
德国很清楚，英国可能会将矛头指向自己。我在此重申，英国将会为我们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没有我们，任何和平协议都无法达成。你会认为德皇能够平静地设想他的舰队被击垮，他的海上贸易被摧毁，他的港口被英国的舰队夷为平地吗？
英国决策部门的其他人也同样发出了这种激奋的声音。格里尔森将军（General Grierson）是军事行动部门的首领，他和他的副手一道，以私人名义于1905年3月到法国和比利时边境地带考察，目的是评估英国远征部队降落地点的具体情况。4月，第一海军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甚至建议，将英国海军部署到基尔运河，并派遣远征军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海港。这些颇为偏激的反应并没有什么作用——它们没有对德国面对法国渗透摩洛哥所采取的立场进行是非评价，它们来源于这样一种想法：德国正在试探新协约关系的稳固性，毕竟，协约的基础是建立在主权交换之上的（以英国在埃及的权力换取法国在摩洛哥的权力）。
1905年12月继任外交大臣的爱德华·格雷爵士进一步巩固了英国外交部出现的反德情绪。格雷的同僚和下属源源不断地为他提供各种备忘录，提醒他柏林方面的威胁。外交部那些反对德国的声音反而被边缘化了。被派到德国的外交使节并不赞同这种主流观点，如拉塞尔斯（Lascelles）、索尔兹伯里和戈申（Goschen）。当他们回到英国时，被贴上了不入流人物的怀疑标签。相反，在慕尼黑（之后是维也纳）的费尔法克斯·卡特赖特爵士（Sir Fairfax Cartwright）却从来都没有忘记最大限度地贬低德国和奥匈帝国，他发回的报道格外受到赞扬：“从所有方面来看，这是一篇优秀的、颇具价值的报道”、“最有趣且最值得一读”、“有趣且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卡特赖特先生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最有能力的人做的报道”、“对时局做出的深度评论”等。
在英国外交决策的“官方意见”中，英德关系的历史写满了德国作为挑衅方的不良记录。外交部初级文员G·S·斯派塞（G. S. Spicer）逐渐相信，从俾斯麦上台的那一刻起，德国一直在不断地寻求一条非常不友好地侵蚀英国利益的道路。回顾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格雷认为，从1884年到他就任的这段时间（大概20年），英国一直被它的宿敌误导而做出让步。“日耳曼人含混不清的扩张规划”被归咎于德国的领导人。德国人被指责为妄图在欧洲大陆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刻意地将目标设定为统治世界”，正如伯蒂用他的伊顿口吻所说的那样：“将我们拉下水，然后偷走我们的衣服。”1909年11月，查尔斯·哈丁爵士将德国形容为“欧洲唯一一个有豺狼野心的势力”。这样的措辞不停被重复，人们抓住一切机会进行这样的表达（书信或是备忘录），这种情况逐渐成为一种“虚拟的现实”，在言辞中获得了它的意义。
为何这些人如此敌视德国？难道德国的行为真的比其他列强更“糟糕”，难道真的因为德国的愚蠢和傲慢，才使形势发展到这种地步，而其他列强则承担着调解者的角色吗？当然，在这种大环境中，确认某些具体的行为和动机在多大程度上是“挑衅”，并非易事，因为人们的主观印象独占鳌头，对得当的行为的判断标准总是不断变化。难道“克鲁格电报”就比措辞拙劣的格罗佛·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的消息（即大概在同时间从华盛顿发出的阻碍英国入侵委内瑞拉的抗议）更“有挑衅性”？难道获得胶州湾就比美国攫取巴拿马运河或是俄国将蒙古划为自己的保护地区更“有挑衅性”？难道德国在阿加迪尔用笨拙的方式寻求外交上的胜利就比法国在1911年单方面破坏法德摩洛哥协议（见第四章）更“有挑衅性”？或许这个问题的假设出了问题。那些反对德国的人并没有就一个具体的问题发起攻击，他们只是泛泛地指摘德国自负的野心和“具有威胁性的”行为、德皇的变幻莫测以及德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欧洲列强之间平衡的破坏，却对德国破坏良好的世界秩序的具体定义一直讳莫如深。
对英国满腹牢骚的原因的最佳解释莫过于艾尔·克劳（Eyre Crowe）完成于1907年1月的一份著名的备忘录了，这份备忘录记录了当下英国与法德的关系。艾尔·克劳是英国外交部西方部门的高级文员，也是驰骋英国外交圈的杰出人物之一。他的父亲曾就职于英国领事馆，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德国人。就连克劳本人都是在莱比锡出生的，直到17岁来英国参加外交部的资格考试时，他还不能流利地说英语。正如他的同僚们所形容的那样，他这一辈子都带着“喉音很重”的口音，有位下属回忆道，他在批评自己的时候说“你写……写的报……报道简直一……一塌糊涂”（德国人的“r”发为小舌音，所以克劳将英语里“write”或是“report”当中的“r”音发得很重）。尽管他在处理部门事务时表现出让人钦佩的效率和勤奋，但人们对克劳的印象仍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德国式”风格的烙印，这也说明他永远不可能爬上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位置。尽管有着这样的个人背景，克劳仍然是白厅最为坚定地反对与德国结好的人之一。
1907年1月1日的备忘录以对最近发生的摩洛哥危机的简要回顾展开。克劳采用了一种故事叙述的手法。德国对法国的威胁是建立在将英法“年轻的友谊”“扼杀在摇篮里”的基础之上的，但这样的恐吓低估了法国对英国盟友的忠诚和果断。此类恐吓是无力和懦弱的，武装起来的英法同盟的大好前景足以让他们吓得屁滚尿流。但在他们退出之前，这些恫吓者却恬不知耻地讨好英国，“规划出一幅与德国合作所带来的具有吸引力的美好前景”，再次暴露出他们无耻的嘴脸。而英国应当怎样回应这种不讨喜的作态呢？克劳认为，作为世界老牌强国，英国受困于一种“自然律”，因此无法抗拒任何试图通过结盟来最终推翻英国霸权的国家。而这正是德国的政策想要达到的目的。德国的最终目标就是“先称霸欧洲，再占领世界”。英国的统治地位因其政治民主和商业自由而颇受欢迎，在这种情况下，德皇和泛日耳曼主义媒体的大声聒噪意味着德国的霸权代表着“政治独裁”，很可能“摧毁欧洲的自由传统”。
当然，克劳原则上不能反对德国崛起。但问题在于，德国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令人厌恶，具有挑衅意味。然而德国的挑衅行为究竟是什么？这些罪恶包括在桑给巴尔“模棱两可的行为”，包括获得喀麦隆（当时英国已经宣布将该国的居民纳入英国的保护范围）。或许对克劳来说，但凡英国的举目之处都在与德国纠缠不清。继续列举这些行为，我们还会发现更多：德国对德兰士瓦共和国提供了财政支持，德国对英国在南非战争中的行为感到不满，厌恶其插手中国长江流域的事务（“那里实际上是英国的地盘”）。更糟糕的是，德国对国际媒体施加了自己的影响力，纽约、圣彼得堡、维也纳、马德里、里斯本、罗马、开罗甚至伦敦，在这些地方，“德国使馆与一大批拥有广大读者的媒体有着秘密的、大部分没有被察觉的关系”，这“或多或少的是一种让人厌恶的行为”。(https://www.daowen.com)
格雷称，这份有巨大吸引力的报告值得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和其他高层官员一读，里面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首先，克劳近乎滑稽地将大英帝国发起的战争以及对其保护国、占领地和兼并地区的行为视为自然而然的、颇受欢迎的，而德国在这方面徒劳的努力则被当作对和平粗暴离谱、必然失败的破坏。当英国打算在德兰士瓦问题上“诉诸战争来解决”时，德国怎么可能在萨摩亚问题上再与之纠缠！然而，德国的政策进一步被视为暗中破坏和扩大了诸帝国之间的分歧，因此，英国“与俄国在中亚地区的问题”是由德国挑起的，德国还“小心地煽动”欧洲的反动势力，向英国占领埃及发起诘难。无论英国及其帝国对手在哪里发生摩擦，德国总要在背后推波助澜。对于德国操控了从开罗到伦敦的媒体一事，克劳的处理方式和思维方式反映了其极强的偏执狂倾向：与那些规模更大、有更雄厚的资金支持（来自圣彼得堡和巴黎）的行动相比，德国的媒介工作简直微不足道。
或许这些无礼冒犯的重要性只能排在第二位，最核心的问题是克劳对于德国这个单一民族国家充满恐惧的心理分析：德国被视为一个复杂的人，密谋着用“具有攻击性的恐吓和挑拨”、“专业的勒索”、“威胁和冒犯”从中获益，“丝毫不顾及其他民族”。所有这些行为背后是否有更深的打算，或者这“只不过是模棱两可的、让人疑惑的、不切实际的政治家的表达”，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结果都是相同的：只有通过严格的规范才能让德国人老实。克劳称，法国也是如此，这个国家也曾一度让人烦心，处处与英国作对，无理取闹。但英国强硬地坚守埃及和苏丹的每一寸土地（最后还以发动法绍达战争为威胁），给这一切挑衅画上了句号。英国和法国变成了最亲密的盟友。从中可以看出，只有用最“不屈不挠的精神”来维护“英国在这世界上每个地方的权利和利益”，才能赢得“德国政府和人民的尊重”。这样的想法并没有给欧洲新兴势力留下余地。
尽管在克劳的文字中没有明确地表达，但在其陈述和理解背后，证明了德国经济大幅增长这一奇迹。1862年，当俾斯麦成为普鲁士首相时，德国各个州的制造业占到了世界工业产值的4.9%，名列第5，而英国则占到了19.9%，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1880~1900年，德国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位列第3；而到了1913年，它又前进了一步，超越了英国。换言之，1860~1913年，德国所占世界工业产值的比重增长了4倍，而英国下降了1/3。更让人惊讶的是德国在世界贸易中越来越突出的成就。1880年，英国控制着22.4%的世界贸易；虽然处在第二位，但德国所占的份额只有10.3%。然而在1913年，德国以12.3%的比率几乎可以与英国的14.2%相媲美。人们随处可以感受到这样的经济奇迹：1895~1913年，德国的工业产值增长了150%，金属制造增长了300%，煤炭产量则增长了200%。1913年，德国的经济所产生和消耗的电量比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加起来还高出20%。在英国，“德国制造”的字眼传递出了强烈的威胁感，这并不是因为德国的商业或是工业实践比其他国家更野心勃勃或更具扩张性，而是因为它们使英国认识到自己处于霸主位置上的局限性。
德国的经济实力解释了其他列强在政治上的焦虑和担心，正如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引发的恐慌一样。然而这对于英国外交政策呈现出的反德态度却并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这种意见并不是人人都认可的，就算是外交部内部高层人员亦如此，甚至在其他政治家中也不受欢迎。只有在幕后开展艰难的工作，才能将伯蒂、尼科尔森和哈丁推到更高的职位，以便能以他们的声音指引英国政策的方向。从低级别的职位到国王爱德华七世私人秘书，花费了伯蒂数年的时间，不遗余力地参与竞选，之后他便一路飞黄腾达。哈丁也同样是一位老练的政客，他将伯蒂推选为1905年驻法国大使职位的候选人。哈丁动用了他在高层的关系，“肃清”了“来自外交部高层的一些反对的声音”。伯蒂和哈丁之后又合伙将阿瑟·尼科尔森推举到高级使节的职位，尽管有人说他的妻子不擅社交且穿着打扮就像一个女佣。英国的政策原本可以遵循另外一条道路：如果格雷和他的同僚没有在如此多的重要职位上有所安排，诸如来自戈申和拉塞尔斯以及议会副大臣埃德蒙·菲茨莫里斯（Edmond Fitzmaurice）——他感叹道，“反德的病毒”已经感染他的同僚们——等人的温和言论会被更广泛传播。正相反，格雷的集团逐渐握紧了英国的政策，与德国关系的大方向也因此确定下来。
正如基思·威尔逊（Keith Wilson）所说，将德国所谓的“干涉”视作英国最大的威胁，反映并强化了更广泛的体制变化。多极化的世界在对非洲、中国、波斯和阿富汗等问题上“角逐”，使得其中的决策者时常觉得他们不断地在一个又一个危机中颠簸，庸人自扰般地设想那些遥不可及的挑战和威胁，而不是坐下来达成共识，这很容易形成一种单一的世界观：假想敌的目的是要统治世界。这并不是英国与俄国和法国结盟的原因，反而更像是它的结果。因为这种联盟关系的重构加剧了（实际上使其成为必要）英国的焦虑和偏执（这些表现在布尔战争期间达到顶峰）。英国的外交政策如美国在20世纪的外交政策一样，时常将威胁和入侵的手段作为假想的依据。在19世纪中叶，法国的入侵对政客们形成了周期性的刺激。到19世纪90年代，俄国接替法国，成为英国政治和公共问题的焦点——哥萨克骑兵们不久后就会入侵印度和埃塞克斯了。现在又轮到了德国。正是：“铁打的思维，流水的目标”。
回顾往事，在1904~1907年的风起云涌中诞生的三国同盟似乎是1914年爆发战争的诱因。这正是法国外交官莫里斯·帕莱奥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的观点，他在30年后将其在这些年的日记整理出版，取名为“惊天逆转”（A Great Turning Point）。经过事后的杜撰，帕莱奥洛格的“日记”赋予法国决策者（尤其是他本人）几乎能够预测战争的超自然能力。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战后出现的关于战前政治家们的“回忆录”的观点的扭曲，这些“日记”就是其中的代表。1914年的结局对我们来说似乎能够推断十几年前甚至更早之前发生的事情，然而现实却是，这只是我们眼中所看到的而已，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1907年新同盟的缔结仍然无法显示欧洲大陆要爆发战争的端倪。在1905年遭受重创后，圣彼得堡的政客们被迫寻求与德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在此非常时刻，俄国国内的脆弱性不允许它采取任何国际冒险主义的政策。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景：法国会为了俄国自愿涉足巴尔干问题。更难想象的是，俄国会为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而出兵柏林。1909年，法国与俄国就摩洛哥问题签署协议，成为在联盟体中“僭越原则的惊天案例”。1910年11月，俄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在波茨坦和柏林见面，商讨德国和俄国在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地区的利益问题。毫无疑问，这些举措无疑使得法国和俄国的关系变得疏远，但它们是朝着缓和局势的方向做出的重要姿态。至于英国和俄国在1907年的协约，它或许能够缓解俄国和英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但没有改变关系的本质，直到1914年，英国外交部甚至还在警惕俄国对英国辽阔帝国所造成的威胁。
简而言之，此后的前景并不清晰。1914年，三国同盟仍然超出大多数政客的理解范围。1904~1907年发生的大逆转能够帮助我们解释这些格局如何出现（正是它们，一场欧洲战争才有可能发生），却不能解释战争爆发的具体原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政策结果是如何通过决策过程诞生的，以及欧陆联盟松散的关系是如何在巴尔干半岛问题的催化下成为连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