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逆转？
1904年2月8~9日的晚上，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Togo Heiachiro）的舰队袭击并击沉了俄国在中国旅顺港停泊的战舰，日俄战争就此爆发。虽然冲突是由日本制造的，挑唆者却是俄国人。在过去10年中，沙皇和他最为得势的同僚们被这样一个愿景所诱惑——攫取东亚帝国广袤的领土。俄国人在中国北方、辽东半岛和朝鲜北部稳步推进，逐渐蚕食了日本在这些地方的权益。他们以1898~1901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实际上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一部分原因肇始于俄国对中国的入侵）作为借口，向满洲里派兵17.7万，声称要保护那里的铁路。起义被镇压后，俄国将其他列强敦促撤兵的要求当作耳旁风。直到1903年年初，人人皆知俄国意欲永久占领满洲里。日本多次要求俄国对其与日本在满洲里以及朝鲜的势力范围进行正式的边界划分，但并没有引起圣彼得堡的注意。
1902年，日本与英国建立同盟关系，日本因此信心大增，认为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处理事务了。于是，接下来的战争对俄国造成的打击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俄国的三支舰队中有两支全军覆没（更为讽刺的是，第三支幸存的黑海舰队之所以免遭厄运，是因为一条禁止俄国舰队通过土耳其海峡的限令）。俄国的军队在1904年满洲里战场上也一败涂地，日本人同时又包围了旅顺港，前去支援的俄方部队不得不从满洲里撤出。1905年1月，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日本占领了旅顺港。两个月后，一支27万人的日本军队在满洲里的奉天城附近击垮了人数略占优势的俄国军队。外部打击接踵而至的同时，俄国国内也爆发了一波接一波的民族暴动、大规模罢工、政治反抗以及人民起义，横扫整个帝国，它们暴露了沙皇专制的脆弱性。这导致一支将近30万人的队伍（比在满洲里战场迎战日本军队的人数还多）曾一度被迫驻扎在波兰整顿秩序。
日俄之间的冲突产生的影响既意义深远又充满矛盾。短期来看，这场战争似乎为德国提供了始料不及的机会，去打破法俄同盟和英法协约国施加的限制。但从长远来看，却有完全相反的效果：它反而加强了这些盟国之间的关系，所有人的目光从周边地区重新聚焦欧洲大陆，极大降低了德国行动的自由度。由于这两方面都对1914年的事件造成影响，因此我们应当对两者进行简要的分析。
直到1904年夏，德国的外交地位实际上比1890年俾斯麦卸任时还要糟糕。德国的政治领导者目空一切，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英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列强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永远为良好的英德关系敞开大门。在这样的思维背景下，英法结盟的消息对德国来说简直是一道晴天霹雳。在1904年4月写给比洛的信中，德皇威廉二世告知这位大臣，这一消息引发了他的“无限深思”，因为英国和法国不再相互畏惧和排斥的事实意味着他们“越发没有必要重视我们的实力”。
而德国要如何让自己摆脱低落的情绪呢？对他们来说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转而寻求与俄国交好，以削弱或抑制法俄同盟；第二种是通过某些途径破坏英法关系。日俄战争为检验两种方法的可行性提供了机会。德皇曾一度试图通过外交途径与俄国人打交道，但结果并不理想，于是他很快发现从俄国的窘境中获得甜头的机会。1904年2月，他致信沙皇，称法国正为日本提供原材料，这种行为可不是一个可靠盟友应当有的。6月，他对尼古拉二世说，他相信法国与英国（日本的伙伴）的缔结，是在“阻挠法国向您提供帮助”。其他的信则都是表达了对俄国军队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他对俄国未来胜利的信心。此外，德国人还提供了更实际的帮助，诸如在德国境内的补给站（这是东行的必经之地）为俄国战舰填装燃煤。在这些主动示好行为的推动下，双方形成了两个正式结盟的提议。第一个诞生于1904年10月30日，其中规定，缔约方无论哪一方谁在欧洲或其他地方遭受攻击，另一方就要为其提供帮助。但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征求他另外一个盟友法国的意见之前，并不情愿达成正式共识。而法国显然是不会同意的，这相当于俄方拒绝了这项提议。
然而直到1905年夏，俄国的国内形势和军事地位急转直下。当德皇再次与沙皇商讨这些提议时，他发现沙皇开始动摇了。1905年夏，德国皇家游轮“霍亨索伦”号驶向芬兰海湾的一个小渔村，与沙皇的“极地之星”号汇合。7月23日，两艘船并排停泊，沙皇亲自登船用餐。之后，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期间德皇极尽所能地撩拨沙皇的忧虑，收效颇丰，使他担心英国的威胁以及法国的不可信赖，而此时的法国显然已经投入英国的怀抱了。在重重压力之下，尼古拉二世泪如泉涌，拥抱了他的德国表兄，并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但条约草案却夭折在圣彼得堡的官员手中，他们指出，在与法国结盟的同时（这种同盟关系仍然是俄国的安全保障）是不可能与德国结好的。法国也传来消息，确认自己永远不会容忍任何更改条约的行为，指的正是俄国与德国的合作。沙皇仍然支持与德国之间达成类似于共识的成果，但迫于来自政治和经济同僚的压力，他逐渐放弃了这种想法。德国向东寻求突破孤立局面的道路就此封上，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如此。
与此同时，面对英法协约的压力，德国也曾从中寻找突破。在突出的殖民地问题上，英法协约在磋商后形成了诸多解决方案，其中包括英国承认将摩洛哥划分到法国的势力范围，而作为回报，法国也承认英国在埃及的控制权。在英国刚刚做出承诺之后，法国决定继续采取行动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因此法国政府于1905年1月派出一位外交使节到摩洛哥城市非斯，商议巩固法国在摩洛哥的控制权。
鉴于协约上白纸黑字的内容，法国在摩洛哥宣誓主权的努力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但在1905年，法国外交部长选择给这项政策赋予明显的反德意味。通过交换领土，法国与西班牙的潜在分歧被消除，与意大利在1902年达成的北非共识既给了意大利一个交代，也体现了英国的立场。但德国人却在此方面毫无斩获，柏林甚至未被提前告知法国的意图。这与德尔卡塞个人的早期政策相悖，他预测，要获得德国的支持，必须做出领土上的补偿，即“他们可能觊觎的非洲的其他地方”。为了排挤德国，德尔卡塞在他的北非决策中加入了完全不必要的挑衅成分，这招致了他的法国同僚们的批判，就连保罗·雷瓦尔（Paul Revoil）——德尔卡塞在摩洛哥问题上最亲近的合作者都在为部长的不妥协感到遗憾，他反驳道，“最大的不幸”就是德尔卡塞认为“与德国进行磋商是让人厌恶的事情”。“德国人是骗子。”他表示，“但是天哪，我又不是在与他交换浪漫爱语或是象征爱情的戒指，而是要和他进行商业谈判！”就连法国殖民支持派领袖欧仁·艾蒂安（Eugène Étienne）都将德尔卡塞拒绝与德国协商摩洛哥问题视为“高度的轻率”。(https://www.daowen.com)
德国方面，其外交部早就开始以怀疑的姿态观察法国在摩洛哥的动向，且其并不打算允许法国政府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破坏德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德国的观点被制定成了法律条款，即“1881年国际协议”。这项协议正式提出，摩洛哥地区任何的改变都应当在法德双方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进行。然而，德国政策的最终目标不是按国际法办事，而是试图考验英法同盟关系的牢靠度。从伦敦发出的报道给了德国这样的信号：英国政府并不觉得自己有责任干涉法国和第三方国家在摩洛哥问题上的争议。德国希望这样的表态能够提醒法国——用德皇精巧的表达就是“海军是没有轮子的”，以此减少对方对于与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的敌意。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摩洛哥事件可以说是对俄国在1904~1905年所采取的措施的西方版本。
1905年1月初，一支法国代表团来到摩洛哥境内的非斯，宣示对摩洛哥军队及警察的控制权，但被苏丹拒绝。1905年3月31日，德皇威廉二世出其不意地造访丹吉尔。在人民极其兴奋的欢呼声中（他们认为德国的主权是能够与法国抗衡的力量，因此颇为欢迎），威廉二世骑马来到德国使领馆，让法国使领馆的三等秘书碰了一鼻子灰（这位秘书还“以德尔卡塞先生的名义”向德皇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在德国使领馆，德皇发表演讲，声称德国的商业和经济利益与摩洛哥的独立和统一息息相关，因此应当被接受。在这里短暂停留了不到两个小时，他便回船返航了。
就短期而言，这次声势浩大的姿态性政治行为取得了很大成功。德皇的造访在法国激起了愤怒，但英国并没有表现出干涉的兴趣。在一系列相互威胁和外交冒险政策之后，法国政府选择寻求一种和平的解决方式。泰奥菲勒·德尔卡塞下台了，他的挑衅政策也暂时宣告破产。他的职责落到了接任的并没有多少经验的法国总理莫里斯·鲁维埃（Maurice Rouvier）身上，这位新人支持就摩洛哥问题进行双边协商。德国人却一味试图巩固自己的优势，愚蠢地拒绝了鲁维埃的提议，并坚持根据1881年的条款，通过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问题。最后，德国的提议被通过，但德国的胜利也就此终结。会议于1906年1月在西班牙的港口城市阿尔赫西拉斯举办，摩洛哥的拟独立通过一般条款被确定下来，但是就其他提议，包括摩洛哥警力和经济机构的国际化，德国的谈判者并没有从其他列强那里获得任何支持（除了奥匈帝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已经被法国的领土补偿所收买，而俄国则因为法国向其提供贷款而支持自己的东家——他们都坚定地站在法国一方。俄国代表在抵达阿尔赫西拉斯时就明确表态自己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法国的所有提议。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所谓的三皇同盟的脆弱性在现实中暴露无遗。事实证明，通过多方磋商来解决问题的决定是错误的，其实当初法国的态度已经表明事情完全可以在双方之间解决。德国的决策者完全失误了。1906年4月5日，德国对摩洛哥政策的总策划师伯恩哈德·冯·比洛首相在帝国议会上发表演讲，宣布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结果。就在演讲结束后不久，他便脸色苍白，栽倒在地。直到10月，他的身体才恢复过来。
德国政府在东西方问题上的努力因此彻底破产，而这些努力背后的目的是要打破德国的孤立局面。英法协约不仅没有因为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挑战而被削弱，反而得以巩固。在东方，日俄战争为德国创造的条件就此看来也是虚无缥缈的。当英国和俄国在1907年夏签署协议，结束了双方在波斯地区、阿富汗和中国西藏问题上的所有纷争时，德国在东方的选择机会也一起丧失了。
1907年的条约并非针对德国或是出于对德国的畏惧，事实正相反：由于俄国在英国的一系列弱势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威胁，那么他们必须舍弃德国而保住与俄国的关系。这是世纪之交以前英国的主导思路，在协约签订之后这种思路仍然奏效。1909年3月，查尔斯·哈丁爵士对此做了扼要总结。“我们与德国之间并没有悬而未决的争议，除了海军建设问题。”他对他的继任者阿瑟·尼科尔森说，“但是我们在亚洲的发展前景则取决于我们和俄国之间的关系，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牺牲与俄国之间的协约，即使是为了一个简化了的海军计划。”俄国的决策者同样支持协议，并抱有和英国一样的想法：对他们来说，这项政策并不是针对德国的，而是一个颇为划算的举动，旨在为国内的动荡赢得喘息的机会，为自身的对外行为赢得更大的自由。这些利益具体表现为波斯问题的和解以及英国支持俄国拥有进入土耳其海峡的权力。对伊兹沃尔斯基和他在伦敦的大使贝肯多夫伯爵（Count Beckendorff）而言，土耳其海峡问题是“协议所涉及的核心问题”，甚至能确保在将来某一“合适的时间”，俄国能够对通行权做出修改。
换言之，面对1907年形成的国际新格局对德国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不应当简单做如下假设：该结果真实地反映了当事人的目的性。只有在法国的例子中，我们才可以说其决策一贯优先考虑的是对德国的制裁。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系列的协议是世界历史出现转折后影响欧洲的结果——日本作为地区强国的崛起和中日战争，非洲问题以及中亚地区的角逐所造成的财政负担，奥斯曼帝国残余势力在非洲和西南欧制造的威胁，以及关于中国问题的纠纷（在这一问题上，不仅包含列强在中国的相互争夺，还有列强入侵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德国的“焦虑”及傲慢和强硬也是其中的一种表现，但它们应当以一种更开阔的视野来理解。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德国的孤立状态是咎由自取（他们举止奇怪，在国际上的口碑很差），但该结论并不是根据时代带来的地区重组过程得出的。
实际上，对德国的敌视与新的联盟体系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关系上的逆转：并非是他者对德国的敌对才导致了德国的孤立，而是这一新体系本身为他者对德意志帝国的不满创造了可能性并不断被强化。例如俄国，日本在东方的胜利以及与英国在中亚问题上分歧的暂时平息，都不可避免地使其外交政策重新聚焦剩余的阻碍其实现帝国大业的威胁——巴尔干地区的问题，即与奥匈帝国之间的分歧，更进一步来说，德国也脱不了干系。俄国外交政策团体分为“亚洲派”和“欧洲派”两大派系，双方的分歧也因此以后者的胜利告终。以伊兹沃尔斯基和萨佐诺夫为首的欧洲派（他们试图对德国采取不信任的姿态，借此与英国和法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关键问题上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英法协约的诞生消除了1904年协约缔结以前的反英情绪，断断续续地淡化了法国政治家对德国的畏惧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