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政体下的决策者

君主政体下的决策者

20世纪初的欧洲盛行君主制。6大列强之中，有5个拥有这样或那样的君主政体，只有法兰西共和国是个例外。巴尔干半岛新型的民族国家，如希腊、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全部都是君主政体。诞生了快速巡逻艇、无线电报机和电动雪茄打火机的欧洲却在本质上仍然沿袭着那种古老而辉煌的体制，它将庞大而复杂的国家与人类生物学出乎意料的想法和变化结合在了一起。欧洲的管理者们仍然将王权和王室视为焦点问题。德国、奥匈帝国以及俄国的大臣们都是由皇帝钦点的。三大帝国的皇帝都有无限制干涉国家媒体的权力。同样，对于他们各自的军队，他们都有正式的统治权。国家之间的沟通通过皇朝的体制来实现。使节要亲自向君主递交国书，君主国之间的直接沟通和会议在战争爆发前仍然存在。诚然，这种体制有很强的重要性，为交流创造了另一种渠道，尤其是在双方关系无法通过正式外交途径来确定的时候。

君主是国家和政治的象征，是获得和维系集体情感的纽带、桥梁。当巴黎民众看到爱德华七世慵懒地蜷在宾馆外面的椅子上抽雪茄时，他们脑海中的英国此刻也变成这样一个肥胖、时髦而自信的形象。1903年，爱德华七世在巴黎市民中建立了很好的口碑，这也为来年与法国签订条约铺平了道路。就连那位温良恭谨的“独裁者”尼古拉二世都颇受法国人的欢迎，当他1896年来到巴黎时，人们就像欢迎一位凯旋的英雄，尽管他不算十分有魅力，甚至信奉独裁统治的政治哲学，这些呼声纯粹是因为他被视为法俄同盟的代言人。这样看来，有谁能比狂热、粗鲁、容易焦虑且专横的德皇威廉二世，这个敢于向爱德华·格里格（Edvard Grieg，挪威著名作曲家）提出建议，指导对方如何指挥《培尔·金特》（Peer Gynt）的人，更能代表德国让人不安的外交政策（摇摆不定、毫无重点却踌躇满志）呢？不管德国的政策是不是德皇本人制定的，对于德国的死对头们来说，他已经成为它们的代言人。

战前欧洲的君主体系核心代表是三位表兄弟：沙皇尼古拉二世、德皇威廉二世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在20世纪初，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家族系谱复杂得几乎能够融为一体：德皇威廉二世和国王乔治五世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妻子，来自黑森州的亚历山德拉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乔治五世和尼古拉二世的母亲是来自丹麦同一个家族的姐妹。德皇和沙皇都是沙皇保罗一世的曾曾孙。德皇的姨奶，普鲁士的夏洛特是沙皇的祖母。从这样的情形来看，1914年爆发的战争更像是达到顶峰的家庭矛盾。

对各位君主在其管理范围内外的影响力进行评估是很困难的一件事。英国、德国和俄国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君主制。俄国的君主制本质上是独裁的，其议会和宪法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十分微弱。爱德华七世和乔治五世代表的是立宪和议会君主制，他们没有直接操控国家的权力。而德皇威廉二世则介于两者之间，在德国，立宪和议会体制被嫁接到旧有的普鲁士军事君主制中，后者由于历经了国家的统一过程而被保留下来。但是正式的统治架构并非君主施加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其他重要的因素包括君主本人的决策能力和洞察力，大臣们对异议的控制能力以及君主及其政府之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达成共识。

在君主们所造成的重要影响中，最为显著的有一点是其对外交政策的构想随时间而变动。负责1904~1907年外交改组的爱德华七世对外交政策十分有限，并且对于自己能充分了解信息感到十分自豪。他的态度是帝国主义“沙文主义”的代表，例如，他十分恼火自由党反对1878~1879年的阿富汗战争，于是对殖民地行政负责人亨利·巴特尔·弗里尔爵士（Sir Henry Bartle Frere）说：“在我们没有完全拥有阿富汗之前，我是不会满意的。”对于1895年突袭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他十分欣赏和支持塞西尔·罗兹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但是对德皇的“克鲁格电报”却十分恼怒。在他成年后的生活里，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反德人士。造成这种情绪的根源或许部分来源于他对自己的母亲维多利亚女王的反抗，他认为母亲对普鲁士过分友好，此外还部分来源于他对那位不苟言笑的德国教师斯托克马男爵（Baron Stockmar）的畏惧和憎恨，这位教师是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安排的，目的是让年轻的爱德华能够热爱学习并终身学习。1864年爆发的普鲁士和丹麦之间的战争使他在早年的政治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对于那场战争，爱德华完全同情自己刚迎娶的新娘的丹麦亲人们。在他继任后，爱德华成为以弗朗西斯·伯蒂为中心的反德决策团体的重要拥护者。

1903年，当他正式出访巴黎时，这位国王的影响力到达顶峰，成为“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皇家来访”，它为两大敌对帝国间建立协约关系创造了可能。由于法国并不支持布尔战争，两大西方帝国之间的关系在当时仍不乐观。这次来访则是爱德华本人的主意，并取得了公共关系上的胜利，缓和了双方之间紧张的气氛。在签署条约之后，爱德华继续开展了与俄国达成共识的工作。尽管如此，他还是十分厌恶沙皇奉行的政治制度，并且对俄国在波斯、阿富汗和印度北部的部署存有疑虑。1906年，当他听说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人在巴黎时，便从苏格兰一路向南，只为和他进行会晤，伊兹沃尔斯基对此也做出了友善的回应，动身来到伦敦；根据查尔斯·哈丁的描述，两人的谈话“在实质上为英国与俄国达成共识奠定了基础”。上面两个例子中，国王并没有动用过多的管理权，更像一位“编制外”的大使。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的优先权与白厅的那些自由帝国主义派系紧密相关、高度符合，而这些主导外交政策的派系成员也是他自己不遗余力支持的人。

而乔治五世则是与之相反的例子。在他1910年继任前，他对外交事务并不感兴趣，对于英国与其他列强之间的关系，他只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奥匈帝国的奥地利大使门思多夫伯爵（Count Mensdorff）对这位新国王十分满意；与他的父王相反，这位新国王对任何支持或是反对的其他国家都没有强烈的偏见。如果门思多夫希望王室的换血能够降低英国政策中的反德成分，那么恐怕不久之后他就要失望了。在外交政策方面，这位新君主看似中立的立场仅仅意味着决策权紧紧握在以格雷为中心的自由帝国主义者手中。乔治五世从未组建过与其父王相抗衡的政治派系，他受到来自背后势力的限制，尽量避免在没有明确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前独自对政策做出解释。他或多或少地与爱德华·格雷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在与外国代表进行政治会谈时，他小心地寻求格雷的意见，尤其当对方是德国人时。因此，乔治五世的继任使得王室对一般外交政策路线的影响力一落千丈，尽管宪法规定两位君主有相同的权力。

尽管俄国的独裁统治呈现出高度集权化，但沙皇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也受限于一些微小的限制，且随着时间而变化不一。正如乔治五世，新的沙皇在1894年继任时还是白纸一张，没有任何经验。在成为沙皇之前，他没有拉拢自己的政治党羽，对父王的顺从也使他在表达对政策的意见时受到重重阻碍。作为尚处在青春期的少年，他并没有展现出在国家事务学习上的天赋。保守派法学家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Konstantin Pobedonostsev）曾被选中作为指导小尼古拉如何处理俄国内部工作的教师，他之后回忆道：“我唯一能观察到的就是他在全神贯注地挖鼻孔。”即使在他加冕后，他的极端腼腆和对真正施加政治影响力的恐惧，使他在早年不能按照自己的政治偏好行事。此外，他缺乏相应的执行支持来持续地形成他的政策路线，例如他没有个人秘书处和个人秘书。虽然他甚至获得非常细节的部门决策信息，但在像俄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这仅仅意味着君主已被琐事包围，而真正重要的事情却被丢在一边。

即便如此，沙皇还是能够左右俄国外交政策的具体动向，尤其是在1900年前后的那段时间。19世纪90年代末，俄国奔忙于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但管理层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这项远东政策，有些人对巨额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投入表示不满。还有一些人，例如陆军大臣阿列克谢·A·库罗帕特金（Aleksei A. Kuropatkin），则认为远东分散了人们对西方主要地区的注意力，尤其分散了对巴尔干地区和土耳其海峡问题上的精力。但同时，尼古拉二世仍然坚定地认为，俄国的未来不仅在于塞尔维亚，还有远东地区，但支持东方政策的人还是超过了其反对者。尽管最初还有些担心，但他还是对1898年攫取中国辽东半岛旅顺港的政策予以支持。在朝鲜问题上，尼古拉二世支持俄国对该地区进行渗透，而这样的结果导致了圣彼得堡和东京的利益冲突。

尼古拉二世的干涉政策以非正式联盟的形式展开，而非执行决策。比如，他与贵族企业主保持了密切的关系，这些人拥有在朝鲜鸭绿江的林场特许权。鸭绿江林场的大资本家A·M·别佐布拉佐夫（A. M. Bezobrazov）之前是一名骑士，他利用与沙皇的私人关系，以鸭绿江为平台，用非正式手段扩展俄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1901年，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Sergei Witte）称，别佐布拉佐夫与沙皇“一周至少要见两次面，见一次就要在一起4个小时以上”，为后者提供远东政策上的建议。大臣们对这些出现在朝堂上的毫无影响力的局外人的参与感到十分愤怒，但是对于他们越发膨胀的势力却束手无措。在这种非正式关系的影响下，沙皇在决策时变得越发偏激。“我并不想要朝鲜，”1901年尼古拉二世对王子亨利说，“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日本长期待在那里。这会成为开战的理由。”

之后，通过任命在远东的总督，尼古拉二世加紧了控制。总督不仅要对远东地区的民事和军事事务负责，还要展开与日本的斡旋。该机构的总负责人是E·I·阿列克谢耶夫（E. I. Alekseev），他直接受沙皇的控制，因此避开了大臣们的意见。这项任命是以别佐布拉佐夫为首的小团体策划的，他将其视为绕开审慎的外交部的一种手段。最终，俄国的帝国政策是在正式与非正式的两条平行轨道上开展的，双方之间相互竞争，尼古拉二世便可从中选择。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丝毫没有外交经验，对此也并不了解，因此他不友善的、固执的做派必然会与日本疏远，甚至激怒对方。尼古拉二世是否明确地要对日本发动战争我们无从知晓，但他的确对1904年战争的爆发及其后续灾难负有重大责任。(https://www.daowen.com)

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前，可以说沙皇的影响力十分强大，而大臣们却一直遭到打压。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战争政策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让他无法再主揽一切。失败的消息接踵而至，国内社会动荡不安，以谢尔盖·维特为首的大臣们提出合并政府的举措，并推进了一系列改革的实施。权力转移到大臣会议的手中，第一次朝着诞生一位主席或是总统的方向前进。在维特和他的继任者P·A·斯托雷平（P. A. Stolypin，1906~1911年）的努力下，决策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与沙皇的初衷背道而驰，反对进行侵略性的干涉。斯托雷平是一个非常有决断力、有智慧和魅力且勤奋而不知疲倦的人，他用个人能力打动了大部分大臣，达到了一个政府所具有的高度，但在1905年之前，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斯托雷平主导的这些年中，尼古拉二世好像“很奇怪地从各种政治活动中消失了”。

面对这种情况，沙皇并没有选择沉默。就连斯托雷平当政时期，尼古拉二世都在寻找出路，通过在背后私下与大臣们勾结来削弱他的控制权。其中一位便是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伊兹沃尔斯基在与奥匈帝国的谈判上出现失误，引发了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吞并危机。为了回报奥地利在外交上对俄国在土耳其海峡通行权上的支持，伊兹沃尔斯基也对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表示了支持。但是不管是斯托雷平，还是他的同僚们都没被提前告知这一鲁莽行为，但沙皇本人却早已对此了如指掌。1911年秋，当斯托雷平被恐怖分子行刺后，尼古拉二世很自然地转而支持他的政敌，以消灭他的影响力。但大臣集团却威胁称要限制他的行动自由，因此尼古拉二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立场，与此同时开始结党营私，与自己提拔的人相互勾结。维特成为1906年独裁行动的受害者，如果斯托雷平没有被杀，他也会有同样的下场。他的继任者、性情温顺的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Vladimir Kokovtsov）于1914年2月被革职，因为他同样承认自己是联合政府理念的支持者。在此，我不想对试图左右俄国外交政策的密谋做过多解释，当下关键的是，1911~1914年，联合政府以及对独裁权力的重申都在经历下坡的阶段。

然而，独裁统治并没有通过政治手段实施，而是通过一种负面的手段来保护君主的权力：对任何具有主动权的政治组织一律打压。然而，独裁干涉的结果并没有强迫人们接受沙皇的意愿，而是在谁拥有权力的这个问题上增添了持续的不确定性。这种状态滋长了党派勾结，严重损害了俄国决策的连续性。

在三位重要的君主中，威廉二世一直是最具争议的一位，他在德国管理层中的权力也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德皇即位时确实有意让自己成为外交政策的一把手：“外交部？为什么，我就是外交部！”“我是德国政策的唯一决定者，”他在一封写给威尔士王子（也就是未来的爱德华七世）的信中如是说，“我走到哪里，我的王国就追随我到哪里”。威廉二世对大使的任命十分感兴趣，且常常无视首相和外交部的建议，一意孤行。与其他两位君主相比，他更将君主之间的会晤和通信视为帝国之间沟通的一部分，他认为这种独特的外交手段对国家利益有好处。就像尼古拉二世，威廉二世（尤其是在他早年执政时期）经常用自己的“偏好”绕开相关部门大臣的建议，助长派系之争以破坏统一政府的形成，且经常在没有告知相关部长的情况下提出一些主张，有时这些主张还与现行的政策相矛盾。

就是在这些方面——以并不权威的身份提出未被认可的观点，德皇招致了众人和历史学者的痛斥。不难想象，德皇对国内外政治话题的私人探讨（电报、信件、提议、对话、采访和演讲）当中不乏一些古怪的论调和内容。这些独特的想法十分引人注目，在他执政的30年中，可以说一直在演讲、写信、发电报、写文章和进行批评，当中大部分内容为后世子孙保留了下来。其中有些是乏善可陈的或是不合时宜的。这里举两个例子，它们都与美国有关。1906年4月4日，威廉二世作为客人应邀来到柏林的美国大使馆。在与他的美国东道主愉快地交谈的过程中，德皇提到了为德国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空间的必要性。他对对方说，在他就职时，德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大约4 000万，现在应该已经增长到大约6 000万。这本身是件好事，但他认为粮食问题是接下来20年里比较棘手的问题。此外，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人口不足的情况，需要进一步发展人口，或许应当询问一下法国政府是否介意将他们的领土向西边缩小一点，来接纳德国这边过剩的人口。这些愚蠢的言谈（我们只能将其视为笑话）都被其中一位参与谈话的人认真地记录下来，并被装入一封外交信件中，寄到了华盛顿。另一个例子是在1908年11月，当时外界传闻美国和日本可能要开战，德皇获悉后激动万分，他正想讨好一下大西洋那边的美国人，于是十万火急地致信罗斯福总统——这次是十分严肃的，称要为他提供一支普鲁士军队，驻扎在加利福尼亚海岸。

但这样的表达究竟与真正的政策结果有什么联系呢？对于现代民主国家的外交官或大使来说，如果用这样不合时宜的语言与其他人沟通，会被当场革职。但为何一国之君在这样重要的场合表现得如此失态？德皇的观点中出现的严重矛盾使得后人对其影响力的评估变得很困难。如果威廉二世的政治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那么我们能够轻易地将其意图与结果进行对比，但他的动机却常常模棱两可，他所关注的问题也变来变去。19世纪90年代末，德皇十分热衷一个在巴西建设“新日耳曼”的计划，“迫切地要求”并鼓励人们移民到该地区去。毫无悬念，这样的热情并没换来什么结果。1899年，他对塞西尔·罗兹说，他想将美索不达米亚作为德国的殖民地。1900年，中国义和团运动正如火如荼进行时，他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德国人应当派遣一个军团到中国，并对这个国家进行瓜分。1903年，他又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拉丁美洲”，且敦促海军着手准备入侵古巴、波多黎各和纽约的计划，但制定这样的入侵计划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因为总参谋部从未答应为其提供必要的作战部队。

德皇的想法层出不穷，他先是对这些想法有三分钟的热度，厌恶或是受挫之后，又弃之如敝屣。也许这个星期，他还对俄国的沙皇气愤不已，但一个星期后，这种态度可能又会发生180度大转弯。对他来说，联盟的计划是无穷无尽的：与俄国和法国结盟，共同对抗日本和英国；与俄国、英国和法国结盟，共同对抗美国；与中国和美国结盟，共同对抗日本以及德奥意三帝国；或是与日本和美国结盟对抗英法协约国……1896年秋，当英德关系在德兰士瓦问题出现后降至冰点时，德皇提议与法国和俄国达成同盟以实现共同防御。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他又突发奇想，试图简单地废除东非之外德国所有的殖民地，以消解与英国之间的潜在冲突。到了1897年春，威廉二世又放弃了这个想法，转而认为德国应当与法国寻求亲密关系。

威廉二世并不满足于将他的思想成果展示给大臣们，他还将它们直接传达给外国代表。有时候他的干涉与官方政策相悖，有时又成为他们的支持者。1890年，当外交部与法国的关系恶化时，威廉二世又活跃起来。他的举动与1905年摩洛哥危机时如出一辙，当外交部向巴黎不断施压时，威廉二世却向几位将军和记者（包括一位法国前部长）保证，德国会与法国和睦相处，在摩洛哥问题上，德国无意发动战争。3月，就在他启程去丹吉尔前，德皇在不来梅发表演讲，声称历史的教训已经让他知道，“永远不要在这个世界上追求无意义的权力”。此外他还说，德意志帝国应当“作为一个冷静、诚实和爱好和平的邻居，赢得别人的完全信赖”。一些高级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鹰派的军事指挥）则相信，这样的言论完全是在给摩洛哥的官方政策添乱。

1904年1月，威廉二世正好坐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Leopold）的旁边（这位国王专程赶到柏林庆祝威廉二世的生日），便利用这个机会对利奥波德说，如果德国与法国开战，他希望比利时能够站在德国这边。威廉二世承诺，如果比利时国王支持德国，那么比利时人将会获得法国北部疆土，他也会授予比利时国王“旧勃艮第之王”的称号。利奥波德在大吃一惊之后对他说，他的大臣和比利时议会很难接受如此的空想和大胆的提议。威廉二世则反唇相讥，声称比起耶和华，他更无法尊重一个对大臣和副手们负责的王室。如果不是比利时国王十分乐于助人，德皇将会“纯粹根据战略原则”采取行动，换言之，入侵并占领比利时。据说利奥波德对这一席话感到胆战心惊，用餐结束，他站起身来时，把头盔都戴错了。

正是因为这些轶事，威廉二世的大臣们试图让他与真正的决策过程保持距离。很不寻常的是，威廉二世没有参与其执政期间最为重要的外交决定（即1890年决定不变更与俄国的《再保险条约》），甚至都没被提前告知。1905年夏，伯恩哈德·冯·比洛首相授权威廉二世，于芬兰海岸的比约克向尼古拉二世提出一项联盟建议，但他回来时却发现威廉二世对条约草案私自做了更改。首相对此做出的回应是正式提出辞呈。由于害怕被他最得力的助手抛弃，威廉二世立刻打了退堂鼓。比洛最后答应继续留任，这份修改的条约也被撤回。

德皇不停地抱怨自己不知情，抱怨自己无法获悉重要的外交文件。当负责外交政策的官员坚持审查他与外国政要的私人通信时，他异常惶恐。1908年，德国驻华盛顿大使施佩克·冯·施坦伯格（Speck von Sternburg）拒绝将威廉二世的信传达给罗斯福（德皇在信中表达了他对这位美国总统的无限钦佩和尊重）。这引起了施坦伯格的紧张不安。让外交官们担忧的并不是信中传达的政治意图，而是过分抒情且很不成熟的语气。一位官员认为，德国君主写给美国总统的信，“就像一个头脑发热的中学生给一个面容姣好的女裁缝写信一样”，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诚然，这些表达方式让人十分不安，存在潜在的危险，尤其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各个政府不断揣度彼此的心思和意图。然而，有两个方面我们不应该忽略。首先，在这种情况下，德皇的身份是领导者和控制者，而他却不能真正改变些什么；其次，他言辞虚浮的恐吓时常伴随着德国是受攻击一方的假想。不能将威廉二世对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不合适的提议理解为具有进攻型的冒险行为，而应当看作德国面对法国攻势的一种回应。奇怪的是，在未来发生的冲突中，他对比利时中立立场的破坏并非出于单纯的破坏动机——法国和英国的参谋长同样也对德国入侵比利时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我们应当在一个更大的环境背景下根据双方的地位特征来看待这个问题。德皇的众多特征之一就是，他从来都无法让他的行为合乎别人对他的要求。很多情况下，德皇并没有像一个君王那样发表讲话，而更像是一个过分热衷于表达自己现有成见的未成年人。他是典型的爱德华统治时代宫廷的代表，即便是对旁边的陌生人也会滔滔不绝地讲一些生活琐事，或是一直在对自己的同桌讲述自己最得意的计划。难怪对许多欧洲的政要来说，如果在午餐或者晚餐时被德皇揪住不放又难以逃脱，会是很可怕的事情。

威廉二世的行为确实对德国外交部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没有对德国外交政策的方向起到决定性作用。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认识到自己无能为力且并与真正的决策脱节，威廉二世才不停地表达自己的空想和幻想。比如未来发生在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入侵波多黎各、全球针对大英帝国的战争风暴、将中国划为自己的保护国，这些都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人按照自己的地缘政治思维勾画的蓝图，并不是政策。如果一场真正的冲突迫在眉睫，威廉二世则会立刻偃旗息鼓，然后为德国寻求理解，解释不发动战争的原因。当1905年年底德国与法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顶峰时，威廉二世惊慌失措，告诉比洛国内的社会主义波澜比国外的战争行为更值得关注；次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不期而来，拜见卸任的法国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这又让威廉二世坐不住了，他告诫首相，德国的枪炮和海军还不足以应付一场战争。威廉二世只是嘴上逞强，但当麻烦真正来临时，他却试图逃避。在1914年“七月危机”时，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1912年5月，法国驻德国大使朱尔·康邦（Jules Cambon）在一封写给法国外交部高官的信中说：“很奇怪这个人是如何做到出言如此鲁莽冲动，而在行为上却突然表现出谨慎和耐心的。”

通过对20世纪早期的君主们的具体观察表明，他们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呈波动状态，且其最终的决定权也是相对有限的。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读了大量的文件，且定期与他的大臣们会面，然而作为帝国的“第一官僚”，弗兰茨·约瑟夫与尼古拉二世一样，在巨大的工作量面前无法完全掌握办公桌上的海量信息。他并没有根据事务的重要程度安排自己的时间。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并不是通过皇帝的果断决策形成的，而是在外交部内部、周边派系和游说集团的相互沟通中产生的。意大利的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没有弗兰茨·约瑟夫那么勤奋，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山里或是他在卡萨尔帕洛措的住宅中。尽管他也在努力读完外交报道，他一天总要花3个小时读报，且会把自己发现的错误仔细地记录下来。这位意大利皇帝与他的外交大臣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全力支持1911年占领利比亚的决定，却很少进行直接干预。尼古拉二世能够在不同的政治派系中按自己意愿做出选择，由此破坏政府的统一性，却无法制定议程，尤其是在日俄战争惨败之后。威廉二世比尼古拉二世更为积极，但比起俄国大臣们，威廉二世的大臣更能很好地保护决策过程不受上述干扰。威廉二世的想法总是过于奇特，无法作为任何形式的行动选择而被采纳。

无论欧洲的君主们是否对政治进行了积极干预，他们的存在一直都是造成国际关系不稳定的因素。只有部分实行民主的君主体制的存在呈现出多样性特征，这些君主是被他们各自的执行机构所认可的，他们能够直接干涉国家的媒体和人力，并且对每个决策都有最终责任。纯粹的外交政策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君主们会参与重要的国家问题——无果的比约克会晤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外交官和政客们（尤其是君主自己）一直将君主视为总舵手以及国家政策的拟人化，他们的存在使得决策过程的核心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在这种意义上，国王和皇帝是国际关系混乱的根源。这种明确性的缺失敦促各国之间应努力建立明确和透明的关系。

君主体制同样也使各国内部的关系界限变得模糊。比如在意大利，军队的统领权究竟在国王、军务大臣还是总参谋部长，还未被清晰界定。意大利参谋长在与德国和奥匈帝国政府同人进行商讨时，总是试图避免文官介入。同样，文官也将军官们排斥在自己的政治圈外。这样造成的后果是：意大利总参谋部长官甚至对意大利在哪种情况下，按三国协议规定，必须出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在所有地区的君主制度中发现相似的情况），国王或者皇帝成为分散的控制链条的唯一汇合点。如果他无法行使综合职能、无法弥补宪法缺失的机能，那么国家体系的问题则不会得到解决，国家也不会团结。而这些君主往往都无法达到这样的要求，或者说是他们一开始就拒绝这样做，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参与各种关键的执行职能，使自己的观点得以保留，并显现出其卓越性。这样的想法破坏了决策过程。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相关的大臣所做的决策很容易被其同僚或对手推翻或破坏，这些大臣们经常觉得很难决定“他们的行为如何与大环境相融”。在这种疑虑的笼罩下，大臣们、官员们、军事指挥以及政策专家都认为自己有权力将各自的案例纳入讨论范围，而不是在个体意义上对政策结果负责。与此同时，人们感到必须要与君主的步调一致，于是出现了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拍马屁的局面，这破坏了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而这种联系恰能够为决策提供更为平衡的解决办法。这样的结果造就了党派主义和夸张虚浮的十分危险的文化氛围，比如酿成了1914年7月所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