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统治圣彼得堡

如果君主无法决定外交政策的方向，那么由谁来决定呢？答案显然是外交首脑。这些人对国内外的外交官员进行监督，阅读并回复大部分的重要外交信件，并对议会和公众做出政策的解读和论证。然而实际上，与君主一样，欧洲国家的外交部长对政策形成的影响同样处在波动状态，且国与国之间也有不同。其影响力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其他部门领导者（尤其是政府首脑）的意见和干预，君主的态度和行为，外交部高级工作人员对遵从部门领导者的意愿，以及体系内派系不稳定性的程度。

在俄国，外交大臣和他的家庭住在外交部内的公寓里——大广场上的一座巨大的、深红色的建筑，面对着冬宫。这样，他和他妻子、儿女的社会生活就会与外交部的工作交织在一起。被日俄战争以及1905年改革重塑了的政治体系动态走向决定了他出台政策的能力。一些有影响力的大臣继而着手建立一个更加集中的决策体系，这使得执行者能够平衡国内外的当务之急，并规范最高级别官员的行为。但这些努力究竟能获得什么样的效果还是有争议的。改革者中最为积极、最有才能的是谢尔盖·维特，他是财政和经济政策方面的专家，1903年，他因反对对朝鲜的政策，向政府递交了辞呈。维特试图成立一个由“总统”领导的“内阁”，这个内阁不仅有规范大臣、同僚行为的权力，还能够控制他们与沙皇的关系。更为保守的财政大臣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则将这些提议视为对沙皇专制原则的破坏，他认为只有政府形式才最符合俄国的国情。最后双方达成妥协：以大臣会议的形式成立一个类似内阁的组织，其主席或是总统被赋予解除不合作的官员职务的权力。尽管如此，“个人进谏的权利”还是被保留了。换言之，大臣们可以独立于首相（官方名称为“大臣会议主席”），直接向沙皇提出自己的意见。

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一切都取决于继任的首相、大臣们以及沙皇的意见能否实现一种平衡。如果主席十分强硬，那么他会希望将他的意愿强加于大臣。但如果一个非常自负的大臣设法支持沙皇的意见，那么他会与其同僚分道扬镳，另辟蹊径。1906年夏，彼得·斯托雷平被任命为首相，这一新体系获得了一位魅力十足且地位举足轻重的领袖。当时新上任的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看起来是那种能够配合的人。认为自己是“新政策”的支持者，且很快成立了外交部联络组织，搞好与杜马之间的关系。伊兹沃尔斯基以十分尊敬的语气与沙皇打交道，但不如他的前任那般讨好和恭顺。他致力于改革和政治部门现代化，同时，他是联合政府的积极的代言人。最重要的是，伊兹沃尔斯基与大臣会议的大多数同僚一致，同意与英国达成和解。

彼得·斯托雷平

然而，伊兹沃尔斯基对俄国外交政策的观点很快与他的同僚产生了分歧。斯托雷平和科科夫佐夫将《英俄条约》视为日俄战争以前告别多年来冒险主义的一次机会，它会让人们将的精力聚焦到国内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上来。然而对伊兹沃尔斯基而言，与英国的协议却为追求一种更为独断的政策提供了保证，尤其是在土耳其海峡通行权的问题上——英国在这一问题上一直对俄国的意愿进行阻挠。伊兹沃尔斯基认为，协约带来的良好的双边关系能够让伦敦接受俄国战舰通过土耳其海峡的许可权。这不仅仅是美好的愿景，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的举动让伊兹沃尔斯基更受鼓舞。1907年3月，格雷与俄国大使在伦敦签署条约，称“如果双方要建立永久的良好关系，那么英国将不再在其政策中坚持反对海峡通行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伊兹沃尔斯基与埃伦塔尔进行了注定会失败的协商。在协商中，他许诺俄国会支持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而奥匈帝国则要同意修改海峡协议。与埃伦塔尔的共识是迈向全方位协议修改的第一步。这次行动得到了沙皇的支持，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尼古拉二世在背后敦促伊兹沃尔斯基与奥地利人谈判的。1904年以前，作为对远东扩张政策的狂热追随者，沙皇现在则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海峡问题上。一位俄国政客回忆道：“攫取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的想法一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为了避免来自斯托雷平、科科夫佐夫及其他大臣的阻挠，伊兹沃尔斯基利用了所谓的“个人进谏的权利”。这是政治家独立性的最高体现——这种独立性是通过游离在体制内不同权力中心的边缘获得的。但是他的胜利十分短暂，由于与英国之间没有达成最终协议，海峡政策破产了。俄国的舆论为伊兹沃尔斯基增添了不光彩的一笔，他也同时受到了来自斯托雷平和科科夫佐夫的指责。(https://www.daowen.com)

短期来看，波斯尼亚兼并危机的瓦解（正如日俄战争的失败一样）重申了大臣会议的集体权威。沙皇失去了主动性，至少在当时是如此。伊兹沃尔斯基不得不做出让步，服从了联合政府的规则。而斯托雷平到达了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专制政体的保守派支持者开始将其视为篡夺了帝国主人应有权力的“大人”或是“大宰相”。1910年9月，谢尔盖·萨佐诺夫取代了伊兹沃尔斯基的职位，这样的选择似乎强化了斯托雷平的统治地位。萨佐诺夫是个级别相对低一些的外交官，在外交部的高级职位上并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贵族和皇室的人脉。他更没有多少参与圣彼得堡决策的经验，对政府圈几乎没有个人影响力。外界评论人士认为，他唯一的参政资格是因其“平庸和顺从”方面有很好的名声，以及其斯托雷平妹夫的身份。

就在伊兹沃尔斯基的政策破产以及他本人离开外交部之后，俄国的外交政策逐渐开始脱离外交部，落到了首相彼得·斯托雷平手中。斯托雷平认为，俄国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换取和平，因此要寻求一种调和主义的政策。这种观念的结果就是进入一段与柏林结好的时期，尽管波斯尼亚的局势紧张。1910年11月，尼古拉二世和萨佐诺夫来到波茨坦并开展了一系列会谈，这标志着俄德的和睦关系达到了顶峰。

一开始，斯托雷平的遇刺并没有改变萨佐诺夫的政策路线。在突然失去庇护者之后，萨佐诺夫立刻转而依靠自己制造影响力。但他自己本身处于弱势，加上斯托雷平的死亡，导致了体制内潜在不稳定性因素增多。那些身在国外的甚为老练和自信的俄国代理商则变得更加独立而不受牵绊。尤其是君士坦丁堡的N·V·恰雷科夫（N. V. Charykov）与在贝尔格莱德的尼古拉·哈特维希这两位大臣，他们感到圣彼得堡的控制力正在逐渐削弱，便开始着手进行冒进而独立的行动，以充分利用巴尔干地区恶化的政治形势。与此同时，俄国驻法国大使正是前任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他控制决策的意图（尤其是在巴尔干问题上）在其重新回到外交系统后仍然没有减弱。伊兹沃尔斯基在巴黎秘密策划，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对萨佐诺夫进行恐吓”。

萨佐诺夫黯然失色的日子并不久。日复一日，他开始充分利用科科夫佐夫（接替斯托雷平成为首相的继任者）的政治弱点，在巴尔干政策上发出自己的声音。重要的是，俄国各方在决策的影响力方面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在君主、外交大臣、总统和大使的不同势力间游走。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况称为“权力水力学”：当一方满溢时，另一方呈现出亏损，且体系内动态性的对抗在不同政治选择所造成的紧张状态下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俄国自由民族主义者和泛斯拉夫主义者更加倾向于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采取进取式政策，以寻求与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同胞”们的团结。与此相反，保守主义者则强烈感受到俄国国内的政治和财政弱势，以及如科科夫佐夫所指出的，“以牺牲农民的口粮换来的激进的外交政策”所带来的危险，因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和平的外交政策。

比如，1909年春，当议员们在杜马当中讨论波斯尼亚兼并危机的重要性时，代表联合贵族委员会的保守派们认为，波斯尼亚的兼并无论如何都不会损害俄国的利益和安全，俄国应当采取完全不干预的政策，与柏林建立和睦关系。他们认为，真正的敌人应该是英国，英国正在将俄国拖入与德作战之中，只为了强化他们在世界市场的控制地位。针对这种情况，立宪民主党内的亲法和亲英的自由主义者呼吁将三方协议发展成为三方同盟，以便俄国在巴尔干地区施加影响，挽救自己越发不景元的大国地位。这是所有外交政策执行者以及在今天试图解读政策的人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国家权益”并非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加诸在俄国政府之上的客观命令，而只是政治精英自己内部具体利益的投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