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统治柏林

德国亦是如此——外交政策的形成来自于政治体系内不同权力核心的交锋。但在体制上，德国与其他国家有明显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在1871年建立的囊括了德意志帝国这个复杂的联邦体制下，外交大臣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由帝国首相来承担的。因此，这一关键的职位实际上复合了诸多职能，与许多不同的部门有着联系。德意志帝国的首相通常还兼任着占据统治地位的联邦州普鲁士的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鲁士的领土居住着3/5的德国人口，此外还包括新征服帝国的领土。帝国没有外交大臣，只有一位外务秘书，他是首相的直接下属。首相与外交政策的密切联系通过这样一个事实便可表明：他的私人公寓就坐落在威廉大街76号那座小小的、拥挤的宫殿里——那里便是德国的外交部。

依赖于这样的政治体系，奥托·冯·俾斯麦才能在这一特殊的机构中获得统治地位，并一手包揽外交事务，而这样的政治体制正是他在德意志统一战争成果上建立起来的。1890年早春，俾斯麦离职，留下了一个谁也无法弥补的权力真空。继俾斯麦后第一位首相及普鲁士外交大臣列奥·冯·卡普里维在处理外交事务上并没有经验。卡普里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策（坚持不修改《再保险条约》）实际上是在德国外交部一个小派系的帮助下做出的决定。该派系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暗地里反对俾斯麦的观点，其领导人是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斯泰因，他同时也是外交部政治部门的首脑；他是个极其聪明、表达能力强，私下却居心不良、不善社交的人。人们佩服他，却不喜欢他。他领导的派系很轻易地赢得了首相的支持。换言之，如同法国一样，外交部长（在德国是首相）一旦居于弱势方，便意味着主动权逐渐偏向威廉大街的那些高官手中——也就是柏林的“中央机关”。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卡普里维的继任者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Hohenlohe-Schillingsfüerst）的任期内（1894~1899年）。19世纪90年代早期和中期，德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不是通过首相或是帝国外务秘书，而是霍尔斯泰因。

霍尔斯泰因之所以能够成功，部分原因在于，他不仅与相关政客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还很好地处理了与德皇威廉二世身边智囊团的关系。那些年中，威廉二世积极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还决定成为“他自己的俾斯麦”，并试图建立他对德国臃肿的政治体系的“个人统治”。他最终没能达成这个目标，但他那让人发笑的举动却歪打正着地产生了一种对权力的聚焦效果，即大多数高层政客和官员共同协作，以避免皇帝对决策过程的统一性造成威胁。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斯泰因和菲利普·楚·奥伊伦堡伯爵——德皇最亲密的朋友和最有影响力的智囊团成员，甚至包括毫无作为的霍恩洛厄，都深谙“对德皇进行管理”之道，通过忽略德皇的重要性来做到这一点。在1897年2月写给奥伊伦堡的信中，霍尔斯泰因认为，他已经在三个月内看到他们的君主完成了“第三项政策方案”。奥伊伦堡回复他，让他不要担心，他敢肯定德皇的计划并非“方案。”而是异想天开的“无关紧要的笔记”，对政策的执行几乎没什么贡献。首相也没有被他说服：“看起来陛下又在推荐他的另一个新方案了”。霍恩洛厄如实写道，“但是我并不觉得它是具有策略性的，他的方案多得让人应接不暇。”

将外交官伯恩哈德·冯·比洛推上首相位置的正是奥伊伦堡和霍尔斯泰因。作为首相霍恩洛厄之下的帝国外务秘书（1897~1900年），比洛在他的朋友们的帮助下，完全有能力控制德国的政策。1900年后，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德皇采纳了奥伊伦堡的建议，任命比洛为首相。与其他任何一任首相相比，比洛在极尽能事给威廉二世拍马屁的本领上更胜一筹，这也使得威廉二世信心倍增。尽管有许多政敌和存疑者，比洛–霍尔斯泰因–奥伊伦堡组成的三驾马车在一段时间内还是相当稳固地掌握决策权的。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它就可以良好地运转：一是，三个人对他们最终的目的达成一致；二是，他们的政策是成功的；三是，德皇没有从中掺和。(https://www.daowen.com)

而1905~1906年摩洛哥危机期间，这三个条件都未满足。首先，在摩洛哥问题上，就德国的目标而言，霍尔斯泰因和比洛之间产生了分歧（比洛想要的是赔款，而霍尔斯泰因却不切实际地希望摧毁《英法协约》）。其次，1906年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当德国代表团发现自己孤立无援、法国人技高一筹时，便宣告摩洛哥政策出现了灾难性的失误。这次惨败导致的结果是德皇与其首相分道扬镳（他一直对摩洛哥问题的行动方针抱有疑虑），进而继续成为决策过程的一个障碍。

在同一时间，俄国却上演着完全不同的场景：沙皇的东亚政策削弱了自身的地位，内阁的责任则得到加强。而在德国，高层军官的失败暂时让德皇的行动更自由。1906年1月，外务秘书的职位突然空缺（之前的在职者因为过度操劳而去世了），威廉二世对比洛的意见置之不理，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继任者。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德皇的一位亲密友人海因里希·冯·契尔什基（他俩经常结伴旅游）会是对抗比洛–霍尔斯泰因集团的人。1907年初，有传言称“比洛阵营”和“契尔什基的圈子”之间产生了不和。

在他最后担任首相的几年中（一直到1909年），比洛为东山再起进行了不屈的抗争。正如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的所作所为，他试图建立新的效忠于自己的议会联盟，希望借此在政治上避开德皇的影响。他帮助策划了震惊世人的“《每日电讯报》丑闻”（1908年11月）：一家英国报纸刊登了对德皇的采访，其中德皇浅薄的言论激起了德国公众的抗议。比洛甚至间接地参与了1907~1908年的宣传运动，揭发了德皇亲密朋友圈内的同性恋行为，包括这位首相之前的盟友奥伊伦堡（他本人有可能确实是同性恋），而在德皇的支持下，他成了潜在的对手。尽管采取了大量的行动，比洛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却一直没有达到他早先的状态。1909年7月14日，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被任命为首相，事态才趋于稳定。霍尔维格缺少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但他非常沉稳、谦和且出类拔萃，很快，他在大臣和帝国秘书之间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这也说明了德皇为何在经过了《每日电讯报》以及奥伊伦堡的丑闻之后，仍然没有像之前那么坚定地公开挑战他的大臣们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