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统治巴黎

法国的情况虽然不同，但也有许多相同点。与俄国相比，法国的外交部（即根据其地址而命名的“奥赛码头”）享有更大程度上的自主权。法国的外交部是一个高度社会化且相对稳定的组织，有着自己的使命。其团队精神通过密切的家族血缘关系得到加强：朱尔和保罗·康邦分别是驻柏林和伦敦的大使，1914年驻圣彼得堡的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格是朱尔和保罗的妹夫，其他主要的家族还有埃尔贝特家族、德马尔热里家族以及德库塞尔家族等。外交部的保密传统保护了其独立性，敏感的消息只能透露给内阁部长。对高层官员来说，拒绝将消息告知位高权重的政治家（甚至共和国总统本人）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比如1895年1月（尚在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托的任期内），总统卡西米尔·佩里埃（Casimir Périer）在任职6个月后递交了辞呈，以抗议外交部没有告知他外交事务的最新进展，甚至是最重要的信息。政策文件皆秘而不宣。只有在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于1912年成为总理兼外交部长之后，他才获悉关于法俄同盟的重要细节。

约瑟夫·卡约

但外交部的相对独立性并没有必然地授予其部长权力和自主性。法国外交部长的权力非常小，甚至小于部里的人员。其中一个原因是部长人选的频繁更迭，这是战前法国政治的高度混乱造成的结果。比如在1913年1月1日到战争爆发期间，外交部就换了6任部长。在法国，政客在外交部的任期短暂，相较英国、德国和奥匈帝国，外交部的工作对其政治生命来说显得没那么重要。由于内阁的团结缺少制度约束，部长们的能力和抱负在严酷的党派斗争中消耗殆尽，而这正是法兰西第三帝国政府每天所经历的。

当然，也会有例外出现。如果部长能够在位足够长的时间且拥有巨大的决心和辛勤的努力，那么他必定会在工作中注入他个人的影响力。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位长达7年（1898年6月~1905年6月），这巩固了自己在外交部的统领地位。这不仅得益于他的勤奋，还在于他不在乎巴黎的那些重量级官员，他在整个组织内建立起由志同道合的大使及官员组成的关系网。正如欧洲其他地方，法国的政治体系内部的派系也有此消彼长的趋势，因此对权力的分配不得不进行调整。在德尔卡塞的强硬做派下，高级行政官员（即“中央”）的权力份额逐渐缩小，而摆脱了中央限制的大使们则逐渐活跃起来——正如伊兹沃尔斯基和哈特维希在萨佐诺夫早期执政时的所作所为。德尔卡塞冗长的在位时间催生了一个小内阁，以在伦敦和柏林的康邦兄弟以及在罗马的卡米耶·巴雷尔（Camille Barrère）为核心人物。这些大使们定期在巴黎会晤，商讨政策，并在关键的官员之间游说。他们完全绕开了中央的那些官员，通过私人信件与部长交流。

高级大使们对自己的重要性有格外深刻的感触，尤其当我们将其与现在的大使们的气质和想法作对比，更能发现这一点。保罗·康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01年，他在一封信中评论道，整个法国的外交历史不过是一个长长的名单，记载着身在国外的大使们在来自巴黎的反对之下想要有所突破的各种尝试。当他对来自首都的官方指示感到不满时，常常将它们付之一炬。在与朱斯坦·德赛尔福斯（Justin de Selves，1911年6月~1912年1月任外交部长）的谈话中，康邦毫无城府地告诉对方，他认为自己的作用与部长一样重要。如果我们还记得从1898年他成为法国驻伦敦大使到1914年夏之间，康邦见证了9位外交部长在这个岗位上来了又走（其中两位还经历过复职），也许对此会更容易理解一些。康邦并不认为自己是政府的下属或雇员，而是因为其专业知识而被授权参与决策过程并担任重要角色的法兰西公仆。

保罗·康邦

康邦崇高的自尊感背后是这样一种信念（这也是众多高级大使的信念）：他们不仅是法兰西的代表，还是一个国家人格化的象征。虽然他在1898~1920年任驻伦敦大使，但康邦一句英文都不会说。当他与爱德华·格雷（他也不会说法语）见面时，他坚持将对方的每句话都翻译成法语，就算是很容易理解的词，比如“yes（是）”。和许多法国政治精英一样，他坚信法语是唯一一种能够表达理性思维的语言。他拒绝在英国建立法语学校，理由很奇怪：他认为在英国长大的法国人的智力发育都很迟缓。康邦和德尔卡塞通力合作，才有了1904年《英法协约》的诞生。康邦本人从1901年开始便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劝服他的英国同人在摩洛哥问题上达成和解，同时敦促德尔卡塞撤回法国在埃及问题上不切实际的声明。

在德尔卡塞辞职后（当时第一次摩洛哥危机达到顶峰），事情发生了转机。他的继任者们没有那么强势和有权威。莫里斯·鲁维埃和莱昂·布尔茹瓦（Léon Bourgeois）在位的时间分别只有10个月和7个月；斯蒂芬·皮琼（Stephen Pichon）稍微长一些，从1906年10月到1911年3月，但他厌恶工作，经常不来上班。这样就导致中央的影响力稳步上升。到1911年，两大派系合并，共同掌管法国外交事务。一方是老使节们及其行政同僚，他们支持与德国缔约，寻求务实的、开放的法国对外关系；另一方是朱尔·康邦称为“激进分子”的中央官员。

大使们在资历和经验上具有权威，但“中央”的人却拥有强大的制度和机构优势，他们能够干预媒体报道，控制官方文件的传输，此外，还能够干涉部长级职务的“黑色内阁”——一个规模很小但很重要的部门，他们对公开信负责，拦截并破解外交信件。就像俄国一样，这些机构性的、带有对抗性的部门与对外关系上的分歧是一致的。内部对于获得影响力的斗争因此也直接影响了外交政策的定位。

法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政策就是一个案例。1905年，当法国和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发生分歧，德国次年又在阿尔赫西拉斯败下阵来之后，巴黎和柏林都在寻找一种解决方式，化解摩洛哥冲突。对法国来说，如何对待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声明出现了分歧。巴黎应当调解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还是视而不见？支持第一种意见的一个代表就是法国驻柏林大使朱尔·康邦——保罗的兄弟。对于与德国消除积怨，康邦的理由如下：德国人有权为其海外的实业家和投资者说话；德国的最高层政治决策者，从德皇和他的亲密友人菲利普·楚·奥伊伦堡伯爵（Count Philipp zu Eulenburg）到伯恩哈德·冯·比洛、德国外交大臣海因里希·冯·契尔什基（Heinrich von Tschirschky）及其继任者威廉·冯·舍恩（Wilhelm von Schoen），都由衷地希望与法国结好。他指出，法国的派系政治和兴致勃勃的民族主义媒体要对两个邻国之间产生的误解负主要责任。康邦的努力带来的成果便是1909年2月9日法国与德国的和解协议，德国在摩洛哥的政治主动性被排除，法国与俄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价值也得到了肯定。

我们要讨论的另外一方面是拒绝任何让步的“中央”集团。在幕后，疯狂的反德主义者莫里斯·埃尔贝特（1907~1911年在“奥赛码头”任通信部总管）等重要官员，利用他与媒体的密切关系，暗中向法国媒体泄露有争议的缓和提案（德国人并不知晓这些提案），甚至针对康邦本人煽动侵略主义的媒体斗争，进行蓄意破坏。埃尔贝特是那些成功向法国决策施加个人影响力的杰出案例。类似于几年前艾尔·克劳著名的英国外交部备忘录（除了一点不同：克劳的文件是被打印出来的，共25页，而埃尔贝特却以潦草的手稿形式洋洋洒洒地写了300页），在其1908年的备忘录中，埃尔贝特故意抹黑法德近期的关系，还采取了恶意中伤、含沙射影以及恐吓的诡计。他写道：德国人是不真诚的、多疑的、不忠的、奸诈的两面派，他们试图和解的努力只是狡猾的阴谋，目的在于戏弄和孤立法国；他们更看重自己在国外的利益；他们的外交政策徘徊在“恐吓和承诺”之间。他还总结道，对于两国之间糟糕的关系，法国几乎不负任何责任，毫无疑问，法国在与德国打交道时一直是以“和颜悦色且高贵的姿态”。“如果公正地查阅一下文献便会发现，法国及其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应对这种现状负责。”正如几年前克劳的备忘录，埃尔贝特的备忘录的重点只是抨击对方备受指责的动机和“病态”行为，却没有明确指出对方的罪名。没有迹象表明，埃尔贝特曾经改变过他对德国的态度。他和中央其他固执的官员都是与柏林缔约的最大障碍。

1911年3月初，政府的垮台以及皮琼的离任为中央机构的影响力达到巅峰提供了机会。外交部长皮琼的继任者是谨慎自觉但完全没有经验的让·克鲁皮（Jean Cruppi），他之前是一名地方官员，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外交部的职位，是因为许多比他更适合这个岗位的人都拒绝任职——这也能够看出部长职位并不受人重视。在克鲁皮短暂任职期间（1911年3月2日上任，任期到6月27日），中央机关有效地控制了政策。由于承受外交部政治和商业部门主管的压力，克鲁皮同意中止所有与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经济联系，这是在变相否认1909年的和解协议。之后，一系列的举措逐步开展，不知不觉中，法国和德国之间关于从非斯到丹吉尔的铁路管理问题磋商被终止，在法国起草的关于摩洛哥的新财政协议根本就没有提到德国的参与。康邦大惊失色，他警示道，法国将自己与德国的关系引上了一条“困难重重之路”。

最终，在没有咨询其他利益相关国的前提下，法国作为宗主国，以镇压当地暴乱、保护法国殖民地人民为借口，决定于1911年春向摩洛哥城市非斯派遣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巴黎的行为同时触犯了《阿尔赫西拉斯决议》和1909年的《法德和解协议》。声称保护非斯的欧洲人团体而派遣军队的口实是虚伪的，摩洛哥内政所引发的叛乱以及其对欧洲人的危害也非常遥远。苏丹呼吁得到巴黎的援助——这其实是法国领事一手捏造的。当它被呈送到苏丹那里签字的时候，巴黎早就已经决定好要进行干预了。在这些事件之后，我们重新回到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上，当时的关键问题在于，并不是法国政府制定了对摩洛哥的激进政策，而是外交部的那些鹰派分子（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在1911年春和初夏达到无可匹敌的高度）。同俄国一样，权力从一个管理部门向另一个的倾斜，使得政策的论调和方向发生巨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