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格雷爵士：高处不胜寒

英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不像斯托雷平和科科夫佐夫或是其德国同人比洛和贝特曼·霍尔维格那样，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没有理由担心来自王室的不受欢迎的干预。在国际问题上，乔治五世非常由乐意他的外交大臣操持一切，格雷也同样非常享受来自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的慷慨支持。不像他的法国同人，他并不需要与外交部其他位高权重的同僚进行对抗。比起他的法国同人们，单凭格雷持续的在位时间，就足以让他对外交政策产生持续的影响。1905年12月到1916年12月，爱德华·格雷一直大权在握，而在法国的同一时间段里，法国外交部却换了15个部长。此外，格雷在外交部的就职也加强了这样一部分影响，即那些支持他对英国外交政策观点的高层官员。毫无疑问，格雷是战前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外交大臣。

爱德华·格雷爵士

正如他19世纪的先驱们，爱德华·格雷爵士出身于英国上层社会。他有着辉格党贵族后人的尊贵血统——他的曾伯祖父参与了1832年英国议会法案改革。在1914年之前登上欧洲政治舞台的政治家中，格雷是极其让人费解的人物之一。他的疏离感和傲慢使他区别于自由党党内的其他人。他很久以前就加入了自由党，但是他却认为外交政策十分重要，以至于备受议会争议。他身为外交大臣，却对英国以外的世界茫然不知，从来没有对旅游表现出兴趣，不会说外语，并且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得十分局促。他是自由党政治家，可他的政策观点却遭到大部分党内人士的反对，与此同时，却得到了大部分保守党员的支持。他成为“自由帝国主义者”派系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然而他却对大英帝国漠不关心——他对外交政策和国土安全的观点主要聚焦于欧洲大陆。

格雷的内在想法以及办事方法有着令人奇怪的不协调——无论是私下还是在公开场合。作为一个年轻人，他身上并没有表现出聪颖、好奇、对政治的野心和驱动力。他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虚度了光阴，在以不理想的成绩取得法理学学位之前（他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听人说该专业很容易），他成为学校室内网球代表队的冠军得主。他的第一个政治职位是通过辉格党家族的关系获得的。成年以后的格雷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对他来讲，参与政治与其说是在度假，不如说是在承担一种让人感到厌倦的责任。1895年，自由党在一次关键选举中败下阵来，导致议会解体，格雷当时作为自由党议员和外交部的议会副大臣，却声称自己并不感到遗憾，他说：“我再也不会上班了，我离开下议院的时间也指日可待。我们（这里指他和他的妻子多萝西）终于感到些许安慰。”格雷是一个热衷于自然的人，喜欢观察鸟类和钓鱼。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他的一篇关于用假蝇钓鱼的文章名噪一时。就连在任外交大臣时，他也经常抓住时机离开办公室到郊外去游玩，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会十分厌恶把自己召回伦敦的指令。那些和格雷共事的人，包括外交官塞西尔·斯普林–赖斯（Cecil Spring-Rice），都认为格雷对郊游活动的热衷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希望有人向这位外交大臣提议：“少花一些时间在他的鸭子上，多抽时间学学法语。”他的同僚们很难在他身上看到任何政治动机，他们深切地感到他是一个“丝毫没有个人抱负，冷漠而不易接近的人”。

实际上，格雷对于权力的胃口是很大的，他也准备为了获得并维持手中的权力而使用一些阴谋诡计。他之所以能够当上外交大臣，还要得益于他所信任的朋友们、自由党帝国主义者的精心策划——赫伯特·阿斯奎斯以及R·B·霍尔丹（R. B. Haldane）。在格雷钓鱼的小草房（位于苏格兰一个叫“维吕加”的小村庄）里诞生的“维吕加合谋”，旨在排挤自由党领导人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并建立他们自己在内阁的关键地位。作为外交大臣，隐秘地办事、小心谨慎的态度以及在幕后交易是他的行事风格。在他看似温文尔雅的羞怯背后，隐藏了对反对性政策的手段和策略的直觉。(https://www.daowen.com)

格雷很快就控制了决策过程，他的权力无人匹敌，这也让英国的外交政策直接聚焦在“德国威胁论”上。当然，如果将英国政策的重新定位仅仅看作爱德华·格雷一人的功劳，那就太有失偏颇了。幕后的人并非格雷，新政策的支持者包括伯蒂、哈丁、尼科尔森、马利特（Mallet）、蒂雷尔（Tyrell）等人（这些拥有相同观点的人组成了松散的小同盟），与其说他们受到格雷的控制和操纵，不如说是与他同心同德。诚然，格雷是十分依赖这些协同者的，比如他的许多决策和备忘录都是模仿哈丁的风格。格雷集团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来自针对外交部的新机构改革的冲击，这些改革的目的并不是加强外交大臣的权威，而是对一批更大范围内的高官的影响范围做出界定。然而，为了巩固自己的优势，格雷所做出的努力和他的警觉性让人刮目相看。当然，他之前的共谋者、1908~1916年任职首相的赫伯特·阿斯奎斯为他提供的坚定支持也帮了不少忙。来自于下议院保守党大部分成员的支持也对他有所帮助，这证明格雷具有跨党派的影响力。

然而格雷的大权在握以及观点的一致性并没有完全让英国免受欧洲其他国家那样的政策波动。格雷集团的反德立场并没有在外交部之外产生共鸣，甚至连大部分内阁成员都不支持这种观点。在自由党帝国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之间的矛盾的催化作用下，自由党政府（更广泛地说是自由党的行为）变得极端化。许多激进党领导人（其中不乏党内备受尊重的人士）强烈反对外交大臣的政策，认为这是在与俄国结盟。他们指摘格雷和他的同僚对德国采取一种完全不必要的挑衅姿态。他们质疑，安抚俄国所得到的好处是否大于与德意志帝国保持友谊的潜在利益。他们担心，三国协约的诞生并不会迫使德国采取一种更为激进的立场。他们敦促缓和与柏林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问题是英国的舆论，它们来自文化和政治精英。尽管英国和德国之间隔三岔五就会有“媒体之间的交锋”，但英国的舆论在战争爆发前几年已经逐渐偏向于亲德的态度。英国精英阶层中除了反德的声音，同时还存在友好的声音。后者认为两国之间有着多层次的文化关联，这些人对德国的文化、经济和科学成就有着深深的敬佩之情。

面对这些挑战，格雷通过躲开敌对的监视来保护自己的决策过程。从他的办公桌上发出的文件经常标着“仅在有限范围内传阅”的字样。他的私人秘书也经常会做出这样的解释：“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只让这些人过目就足够了。”对重要决策的咨询，尤其是关于与法国的深层缔约问题，仅限于管理层中那些可信赖的人了解。比如，1905年12月和1906年5月，内阁并没有告知法国和英国之间举行的商讨事宜，而在探讨中，两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在原则上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只要爆发战争，英国就可以给予法国军事上的支持。这样的行动符合格雷对政策的精英主义理解，以及他对于缔结协约的公开表态：事情应当符合“一种忠实和慷慨的精神”，以此确保任何不测的发生只会“加强”而不是削弱“双方的协议”，此外，循序渐进而达到深入承诺的过程应当始终避免“党派论辩”的干扰。换言之，格雷在实行一种二元政策。在公开场合，他多次否认英国有义务为法国提供援助。在反对者的敦促下，他常解释说，相互关联的军事行动方案也仅仅是应急计划。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格雷成功地维持了英国外交政策的内部连贯性。

然而随着权力的平衡在英国政府和政治精英的派系之间不停地游走，我们还是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这种状态是如何变得复杂的。对那些直接与外交大臣和他的同僚们打交道的法国人来说，格雷爵士（这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对他的很古典的称谓）将在爆发战争时站在法国这边，尽管官方坚持协约的无约束性。而对于没有参加过秘密谈判的德国人来说，英国会抽身于欧陆的盟国之外，尤其是当法俄同盟采取措施针对德国而不是相反情况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