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俄同盟的巴尔干化
1912年夏，法国是否在一场纯粹的巴尔干冲突中支持俄国还是个未知数。法俄于1893~1894年签订的军事条约也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模糊的特征。其中的第二条条款规定，如果三国同盟中有任何一方进行了全面动员，法国和俄国将同时、即刻调动起所有兵力，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派兵到前线而不需要事先商议。这似乎在暗示一场巴尔干危机已经足以诱发奥匈帝国在某些情况下采取行动，而与此同时也自动带来了法国和俄国的反动员，二者的动态又会引发德国的反动员。因为1879年的德奥双边同盟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签署双方将在任一方遭受来自俄国或其他俄国支持下的势力攻击时相互帮助。因此，这种机制表面上看起来会使巴尔干危机升级为一场欧陆大战，更重要的是，无论奥匈帝国的动员是局部的还是全面的，结果都会如此。
让人感到疑惑的是，法俄军事条约中的第一条规定只有在以下情形，才有干预的义务：a）德国进攻法国时；b）德国或德国支持下的奥匈帝国进攻俄国时。该条款设置了比第二条更高的军事干涉门槛儿。文本中出现的矛盾反映了双方一开始就不同的需求。对法国来说，该同盟以及附属的军事条款只是反抗和遏制德国的手段；对俄国来说，其核心考虑则是奥匈帝国，尽管做出了努力，但法国谈判代表还是不能说服他们的俄国伙伴放弃其在第二条中规定的随奥匈帝国的动员而开展的法国全面动员的内容。相应地，这有效地使得俄国手中握着随时挑唆起一场为了其在巴尔干野心的欧陆大战的遥控器（至少在字面上是如此）。
然而联盟（就像宪法一样），对政治现实充其量只起到大概的引导作用。巴黎的决策者们很快意识到第二条中暗含的风险，并迅速对法国的义务做出限制性阐述。比如1897年爆发在希腊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30天战争”期间，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托就告知圣彼得堡，法国不会将奥匈帝国的干涉视为条款上所规定的情况。同时我们也看出，法国十分不情愿被卷入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兼并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法国人拒绝承认它会给法国或俄国“至关重要的利益”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威胁。1911年，在法国的敦促下，双方修改了军事干预的条款。双方立刻为对方提供帮助的义务不变，但条件变为德国的全体动员。然而，如果奥匈帝国进行全面或部分动员，法国和俄国之间则也会同意采取合适的行动对策。
1912年，这种趋势却突然发生扭转，这种变化成为战前最重要的战略调整的原因之一。多年以来，法国政府都试图让法国游离于巴尔干动荡的影响范围之外，但现在，他们扩大了法国的承诺，宣布了法国对纯粹的巴尔干危机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这种思路的更改的幕后人是普恩加莱，1912年1月14日到1913年1月21日他任外交部长，之后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就在他上任的第二天，普恩加莱公开宣称他将“保持与俄国之间最正直的关系”，并且“在充分与对方协商的基础上确立法国的外交政策”。在巴黎与伊兹沃尔斯基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之后，普恩加莱向俄国人重申，如果与奥匈帝国的分歧升级为战争，法国将向俄国伸出援手。1912年11月，他又告知伊兹沃尔斯基，法国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担心“自己会孤立无援”。
追寻这种思想的演变历程并不简单。普恩加莱本能地对德国方面造成的威胁十分重视，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德国在1870年攻占他的家乡洛林时，他只有10岁，被迫举家逃亡。他所住的地方被德国占领了三年之久，直到法国对此进行了赔偿。这并不是说普恩加莱是一位布朗热式的收复失地主义者，但他仍然深深地质疑德国人，他们与俄国和法国达成协议共识的努力在他眼里则是陷阱和妄想。普恩加莱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法国和俄国之间达成联盟关系，这也是确保法国安全的关键之举。当不同的政治思路让人充满疑惑时，他同样也想防止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混乱再度上演。在这里，性格起到了一定作用：他倾向于清晰的立场，并一贯坚定地追寻他的目标。有批评者认为，这种对于清晰定义的目标的坚定追求立场缺乏一定的灵活性。保罗·康邦认为，普恩加莱的“死板”反映了他“在外交事务上的不老道，这是法律界人士的显著特征”。保罗的兄弟朱尔也认为“在普恩加莱的头脑中，一切都是量化的、分门别类且被有序记录的，就像文件夹一样”。
然而普恩加莱并不是旨在将法国的安全政策赋予更激进目的的唯一一人。他的晋升有着这样的背景：当时，法国的政治基调正在从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所遵循的历史学家称之为“民族主义复兴”的思路中发生转变。共和派政治家在德雷福斯案发生之后，倾向于对法国的安全政策采取一种防御性措施，其标志就是对领土边界安全以及全国性武装的强调。与此相反，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的几年，法国又回归到另外一种政策，它考虑到军队的职业利益，同意延长训练时间，讲求指挥机构的集权化和效率化，并且设想，在下一场战争中明确地采取进攻作战。与此同时，1905年的和平主义和反军事主义的普遍情绪被一种更积极的态度所压制。并不是所有的法国人都能抵御民族主义的浪潮——拥有这种激进好战性格的正是普遍年轻的、头脑聪明的巴黎人，但对军事力量的重建却成为共和国政策的信条之一。
或许是意大利对利比亚的进攻以及奥斯曼势力在欧洲开始走下坡路，才使得普恩加莱将巴尔干半岛纳入他的战略考虑范围。早在1912年3月，他就告诉伊兹沃尔斯基，巴尔干本土危机和具有更宏观的地缘政治意义的事件之间的长期存在的差别，“已经不再具有实际重要性了”。在欧洲现阶段的联盟体系面前，设想“巴尔干地区发生的事情不会影响到整个大陆”是不切实际的。“俄国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事务上发生的任何冲突都会触发奥德联盟的行动；与此同时，法俄同盟也会联手予以抗衡。”
普恩加莱究竟有没有意识到支持俄国在巴尔干的政策所带来的危险呢？在法国总理于8月到访圣彼得堡期间，他与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进行了一次对话，阐明了这一点。普恩加莱知道，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已经签订协议，因为伊兹沃尔斯基在4月已经告知他此事，但他并不知道该条约的内容是什么。当法国外交部长询问圣彼得堡其确切内容时，却没有得到任何答案（萨佐诺夫之后称，他推迟了向普恩加莱发送信息的时间，因为他担心其中的内容可能被泄露给法国媒体）。8月，在圣彼得堡与俄外交大臣会谈期间，普恩加莱又提出了这一问题。萨佐诺夫将文本翻译成法语，呈现给对方。这些细节震惊了法国人，尤其是涉及针对奥斯曼帝国（如果有必要，还有奥匈帝国）的自发动员，更不用说现在仍然划分在奥斯曼控制下的马其顿领土，并且俄国将作为未来发生的任何争议的仲裁者。普恩加莱认为，该权限的规定“隐晦地出现在字里行间”。在会谈后他写了如下文字，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挫败感：
该条约似乎埋下了不仅针对奥斯曼帝国，还针对奥匈帝国的战争的种子，而且它建立了俄国对诸斯拉夫王国的霸权，因为俄国成为所有问题的裁判。我对萨佐诺夫先生称，该条约完全没有符合之前我所被告知的内容，就让我开诚布公一些，这纯粹是战争条款，它不仅揭露了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动机，同时让人有理由担心他们的企图是被俄国所激发的……
对于俄国在巴尔干政治上的影响，普恩加莱并不是唯一感到担心的人。法国驻圣彼得堡的使馆参赞让·杜尔塞（Jean Doulcet）几乎同时认为，巴尔干共识实际上是“瓜分计划的条款”。俄国对此的支持也说明：“俄国人准备绕开关于奥匈帝国的杂事，在不考虑奥匈帝国利益的前提下直接与土耳其人进行清算。”
在这个问题上，有的人可能会期待普恩加莱开始质疑在巴尔干问题上支持圣彼得堡是不是明智的，但他的发现（俄国已经如此深入地将自己卷入半岛事务）却似乎带来了相反的结果。或许这只是单纯让他认识到，根据俄国政策的整体情况，巴尔干冲突不是可能，而是几乎注定要发生。因此，该问题要被纳入联盟的讨论范围内。另外一个更长远的因素是，普恩加莱认为（一部分法国军方人士也持这种观点），巴尔干战争是最可能将俄国彻底拉入伙，共同对抗德国人的方式。普恩加莱的军事顾问对他说，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如果开战的话，将会削弱奥匈帝国军队中1/2~2/3的力量，俄国也会派遣大量部队针对德国，因此会迫使德国分配更多的兵力到东线，这样会大大缓解法国在西线的作战压力。
无论他改变思路的原因是什么，1912年秋，普恩加莱坚定地支持俄国对巴尔干的武装干涉。9月的第二周（当第一次巴尔干危机迫在眉睫但还没有正式爆发时），他与伊兹沃尔斯基举行会谈，这位法国总理对俄国大使说，奥斯曼帝国对保加利亚的破坏，或是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进攻，都可能“迫使俄国放弃其被动的角色”。无论俄国是否有必要对奥匈帝国进行军事干预，以及这种干预是否会将德国卷入其中（根据德奥双边联盟，这是不可避免的），“法国政府都将提前将此断定为合乎条约规范的，且不会耽误一分钟，去履行自己对俄国承诺的义务”。6周之后，战争还在进行，伊兹沃尔斯基向萨佐诺夫汇报称，普恩加莱对“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加入战争”“丝毫不担心”，并且他认为三方协约国将会取得胜利。伊兹沃尔斯基补充道，这种自信是建立在最近才被呈上总理办公桌的法国总参谋部的细节性分析上的。(https://www.daowen.com)
的确，普恩加莱如此尽责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以至于有时候他冒着赶在俄国前面的危险。1912年11月4日，他致信萨佐诺夫，提议俄国与法国和英国一道，先发制人，抵抗奥匈帝国的干预。该提议着实让伊兹沃尔斯基大吃一惊，他写信告知了萨佐诺夫。直到最近，这位大使才指出，法国政府的目的并不在于参与一场看似纯粹的巴尔干事端。但最近，该观点发生了转变。巴黎现在承认，“奥匈帝国的任何领土入侵都会打破欧洲的平衡状态，并且会触犯法国的根本利益”（与之前法国关于波斯尼亚兼并危机并没有涉及自己利益的辩解相反，这次他们转变了口径）。伊兹沃尔斯基总结道，普恩加莱对巴尔干事务的前瞻性措施，标志着法国外交部的“新思路”。他建议圣彼得堡的外交部立即把握这种优势，以确保在未来取得法国和英国的支持。
直到11月中旬，萨佐诺夫仍然还在预测奥匈帝国进攻塞尔维亚的可能性（或至少进攻塞尔维亚在阿尔巴尼亚的部队），并且希望知晓伦敦和巴黎对俄国的武装干涉有何反应。格雷的回答明显是一种敷衍，他认为，这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对于并没有发生的假设情况，我们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决定”。与此相反，普恩加莱的反应是要求萨佐诺夫进行更清晰的表述，他询问俄国政府具体的意图是什么？这必须明确地说明，否则“法国政府的主动行为将会承担这样的风险：或者没有达到其盟友的目标，或者又做得过火了”。俄国人完全没有理由怀疑法国在一场巴尔干危机中不会提供帮助：“如果俄国参加战争，法国也会效仿，因为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必定会站在奥匈帝国的背后。”在几天后与意大利驻巴黎大使的谈话中，普恩加莱坚定地表示：“如果奥塞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俄国完全可以依赖法国的武装援助”。
在其回忆录中，普恩加莱强烈否认自己做过这些保证，而伊兹沃尔斯基也很明显不是一个完全公正的证人。正是他在波斯尼亚兼并危机时所犯的错误，毁掉了他在圣彼得堡的政治生涯。在质疑声中，他从高位上下马，却仍然对埃伦塔尔和奥匈帝国的背信弃义耿耿于怀。他是否为了坚定其同僚萨佐诺夫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决心而撒谎？还是正如普恩加莱自己之后承认的，他并没有夸大法国总理的言论，以此扩大他在巩固联盟中发挥的作用？
这只是可能的臆断，但事实证明它们都是假的。比如，伊兹沃尔斯基在9月12日的报道中称，普恩加莱宣称法国军队对在一场肇始于巴尔干危机的欧陆军事冲突有着必胜的决心，9月2日的总参谋部备忘录证实了这一点，而伊兹沃尔斯基并没有独立的权限阅览该文件，这说明备受质疑的谈话确实发生过。11月17日，伊兹沃尔斯基记录了普恩加莱关于忽略俄国而感到不安，这也是真实的。在普恩加莱1914年“七月危机”期间的日记中，他同样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这种疑虑。此外，还有许多证人可以作证，诸如前总理和外交部长亚历山大·里博（Alexandre Ribot），他是一位聪明的法理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他在1912年秋与普恩加莱多次会面。在里博1912年10月31日的私人笔记中，他写道：“普恩加莱认为，塞尔维亚不会撤退出于斯屈布；如果奥匈帝国进行干涉的话，俄国将不会坐视不管。德国和法国也将根据条约履行他们的义务，加入进来。内阁特意做此决定，并认为法国应当坚守承诺。”
普恩加莱的转变在大多数高层决策者中引发了复杂的反响。他对德国的不信任和对契约的死守得到了颇具影响力的巴黎政治学院的积极回应，对于他们来说，对斯拉夫民族的同情和对德国的敌对是不证自明的。军方高层对此也表示普遍支持。法国总参谋部第二办公室的维尼亚尔上校（Colonel Vignal）在其1912年9月2日的回忆录（普恩加莱在与俄国大使的交谈中还引用了他的话）中认为总理应当意识到，巴尔干地区开始的战争将会为协约国的胜利提供千载难逢的机会。由于奥地利人将会在与南斯拉夫的战斗中元气大伤，德国人必定会倾其全力，从西线的进攻中抽调部队，到东边抗衡俄国。在这种情况下，“三方协约国将面临最好的获胜机会，这种胜利使得他们能够重新规划欧洲的版图，尽管奥匈帝国可能会在巴尔干取得地区性的小胜利”。
而其他人对此则并没有表现出支持。驻伦敦大使保罗·康邦就对普恩加莱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前几个星期里针对奥匈帝国采取的对抗性立场感到惊慌。1912年11月5日，在回到巴黎期间，他写信给其兄弟朱尔，抱怨媒体的一篇文章（明显其背后的怂恿者是普恩加莱）直接对奥匈帝国进行挑衅，以一种“毫不巧妙、毫无耐心、毫不谨慎”的姿态责备维也纳。保罗进一步采取措施，在11月2日一个周六的晚上与普恩加莱进行对话。康邦冒着风险向对方建议，法国应当考虑允许奥匈帝国拥有新帕札尔区（该区只是“一堆石头”，毫无价值可言），这样他们就对巴尔干地区的其他地方没有兴趣了。而总理的回答着实让他一惊：“根本不可能让奥匈帝国这样一个没有交战、没有权利的国家得到任何好处，这将让法国产生非议，并破坏协约国之间的关系！”普恩加莱继续指出，“法国在战争开始就没有太大作为”（此时，康邦在后面加了一个带括号的惊叹词），“而我们同样有义务分一杯羹，比如爱琴海的一座岛屿……”次日早晨（11月3日星期天），康邦经过一夜对此谈话的担忧，再一次前去会见普恩加莱，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为了区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区，不值得发起战争。”他对总理说。比起带来的好处，一座爱琴海小岛将会引发更多的麻烦。康邦同时对普恩加莱所言的按照“舆论”压力行事表示质疑。与普恩加莱的主张不同，法国公共舆论表现出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的姿态，康邦警告称，政府不去煽动起“让问题不可能解决的舆论”是非常重要的。普恩加莱无法接受对方的意见，谈话终止了：
“我已经在内阁议会上跟政府摆明了我的立场，”普恩加莱冷冷地回答，“他们已经认可了我的观点，现在这是内阁的决定了，我们没法违背。”
“我们没法违背？您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除了只有两三个部长知道，其他的内阁成员根本就一无所知，且此类会谈一直对此问题有所保留。”
“这是政府的决定，”他继续敷衍道，“对此施加压力是无效的。”
这种交锋中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上述内容，因为这并不是要求一个行省的问题，奥匈帝国已经从该地区撤出了军队，将其交给邻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来管理。这件事早就成为历史，被人们淡忘了。更关键的是普恩加莱对法国深入、直接地卷入巴尔干问题的意见所传达出的内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总理让人匪夷所思的笔记中所记录的：如果将一个行省让给奥匈帝国，那么巴黎将寻求以“爱琴海岛屿”的形式的赔偿。更悲观的信息不仅从康邦的信中，还能从里博的言论中感受到：法国的巴尔干政策不再是根据新情况随机应变的了，而是陷入坚决而果断的承诺中，陷入“根本没有回头路”的“决定”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