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主动权的法国
1912年12月19日，俄国驻巴黎的军事随员伊格纳季耶夫上校（Colonel Ignatiev）在一封信中记述了与法国陆军部长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的一段冗长的对话。米勒兰提出了一个关于奥匈帝国在塞尔维亚和加利西亚防线增加兵力的问题：
米勒兰：您认为奥匈帝国进行动员的动机是什么？
伊格纳季耶夫：对于这个问题进行猜测是很困难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奥匈帝国针对俄国的准备动作，其意义远非防卫性的。
米勒兰：好的，但您不认为占领塞尔维亚是让您采取行动的直接信号吗？
伊格纳季耶夫：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知道我们并不期待欧洲爆发战争，或是采取某些手段激化欧洲的冲突。
米勒兰：所以，您要让塞尔维亚自由行动了？这当然是您自己的决定。但我们也要理解，这不能归咎于我们。我们准备好了。
伊格纳季耶夫写道，米勒兰似乎对他含混不清的回答“感到烦躁不安甚至有些恼怒”。这位法国部长坚持认为，这不仅仅是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或是都拉斯的问题，而事关“奥匈帝国在整个巴尔干半岛的霸权”。对此，俄国政府不可能完全置之不理。
法国部长的言谈之中有些地方十分值得注意。这位部长是位受人尊重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处理外交事务不是很娴熟，他的政治生涯主要关注养老保险、教育以及劳动环境，而不是地缘政治的问题。然而到1912年，从在校期间就是普恩加莱挚友的米勒兰，却成为法国民族复兴的领导人之一。因为坚韧、勤勉和强烈的爱国情感等优秀品质，他为人们所敬畏。他的目标不仅在于重振士气，加强军事领导权威，还在于为法国人民灌输一种尚武的精神。他与伊格纳季耶夫的交谈反映了1912~1913年巴尔干冬日危机时期，法国领导人普遍的一种态度。伊格纳季耶夫写道：“卡斯泰尔诺将军（General Castelnau）曾两次对我说，他本人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他甚至十分喜欢作战。”的确，整个法国政府“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支持我们，共同打击奥匈帝国和德国。如果需要的话，不仅在外交方面，还有军事方面”。伊格纳季耶夫认为，这种主动性的原因在于，巴尔干战争为法国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时机，扩大冲突的范围，因此德国也就会把其注意力集中在对付俄国上，“将法国抛诸脑后”。诚然，1912年11月和12月，来自巴黎的信息言辞过于激动，以至于萨佐诺夫本人不得不敦促法国冷静下来。
该政策背后的协调者正是普恩加莱。在他之前，已经有许多外交部长和总理在这两个岗位上来来去去，并没有给法国的外交政策留下什么谈资。但普恩加莱却是个例外，他将总理的职权和外交部长的职位结合起来，排斥不受欢迎的意见。他经常早早地就来工作，这种行为明确地体现了以往非常闲适的法国外交部在这些天内出现的严肃氛围。他坚持阅读并标注档案文件，定期查阅邮箱；还有人称他时不时地自己撰写文章。他并没有耐心应付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大使，1914年1月他怒气冲冲地称，这些部长过于轻易地就接受他们赞同的政府观点。为了确保外交部不会失去控制，普恩加莱成立了由信得过的、忠心耿耿的顾问组成的内阁，正如德尔卡塞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的所作所为一样。
1913年1月，普恩加莱当选共和国总统，他是直接通过总理职位成为法国总统的第一人。奇怪的是，这在理论上削弱了他的外交决策能力，因为根据传统和经验，尽管拥有让人敬畏的特权，但总统的职位在权力中并不处于重要位置。在议会两院的选举中，人们期待他能够作为“向前滚动的弹球”，在内阁陷落时能够力挽狂澜。但是这位前总理并不甘心从此大权旁落，在选举开始之前，普恩加莱就明确表示，他想要充分利用总统一职所赋予的宪政手段——他的头脑和对宪法的深刻理解确保他能够放开手脚施展抱负。1912年，他甚至出版了政治科学教科书，书中他认为，总统的权力（比如解决议会问题）是关键的稳定因素，总统能够恰当地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出色的角色。
在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之后，普恩加莱立刻对候选人选举施加间接影响，以确保他在外交部的继承者是一个实力孱弱、毫无经验或是对自己的战略和外交观点唯命是从，抑或是结合所有以上特征的人。查尔斯·若纳尔（Charles Jonnart）于1913年3月接替普恩加莱的职位，他正是其前辈理想的人选：他曾任阿尔及利亚的总督，对对外关系一概不知，且在处理日常事务中需要完全依靠普恩加莱的手下、政治部首领莫里斯。普恩加莱于1913年1月26日在其日记中坦言：“我仍然控制着若纳尔，我每天都要去外交部。”
当法国的领导人在扩大与俄国的联盟职责时，与法俄军事条约紧密相关的条款中出现了重要变故。法国军事指挥官为苏霍姆利诺夫1910年的调度计划感到担忧（该计划将俄国地区的焦点从波兰转到了往东几百英里的地方），因此不得不拖延西线的动员时间，这破坏了条约文本所规定的同时动员的设想。1911年法俄总参谋部年度会谈中，法国代表团以此问题向其俄国同人施压。俄军总参谋长雅科夫·日林斯基的回答并不是特别能给予对方信心。他承诺，俄国的武装力量将倾其全力在动员的15天之后尽快实施行动。但他还承认，必须到1913年和1914年，才能够完成给部队配备野炮和机关枪的工作。
在条款的约束下，俄国究竟能多快地调兵、调动多少人以及调遣到哪个方向，这些问题成为1912年和1913年法俄内部磋商的首要问题。在1912年7月的会谈上，法国总参谋长约瑟夫·霞飞请求俄国将其所有通往东普鲁士和加利西亚防线的铁路都改成双轨铁路。有些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铁路线甚至可以将运送兵力的速度提升4倍。1912年7月的法俄海军条约为双方海军达成密切合作和协调提供了契机，这是双方合作的另一大收获。此外，俄国的保证逐渐提高。1912年，日林斯基承诺在动员第15日以80万大军进攻德国；次年，承诺得到了升级，他认为自己能够再提前两天达成上述目标。动员的方向是双方关切的另一个问题。内部磋商的记录记载，法国军官不遗余力地将俄国的视线集中到德国身上，而不是将奥匈帝国作为实质对手。尽管法国人愿意承认以巴尔干事端为战争借口的合法性，但如果俄国纠集大量军队对付哈布斯堡王朝，法国不得不在西线孤军奋战，抵御大量来犯的德国人，那么从法国的角度来说，联盟的军事目的就不复存在了。1912年的一次会晤中，这个问题被提出，日林斯基并不认为俄国还需要考虑其他威胁：奥地利人同样也在改善他们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由于对民族士气来说，这个地带是敏感的，因此俄国选择冒着在巴尔干失败的危险则是不可能的。瑞典人是另外的潜在威胁，此外还有奥斯曼帝国。但霞飞坚信，“摧毁德国的军队”实际上将能够解决联盟面临的所有问题；因此，“不惜任何代价”达成这一目的是至关重要的。总参谋部之后的记录中总结道，会谈的结果是恰如其分的——“俄国的指挥官承认德国是最根本的敌人”。
普恩加莱也尽其所能说服俄国方面。在1912年8月起身前往圣彼得堡之前，当他询问霞飞他应当和友方谈什么问题时，这位法国总参谋部长“指出了改善铁路的问题，其他的就没有多说了”。抵达俄国首都之后，法国总统认真地不停向对方询问铁路问题：“我想让他（沙皇尼古拉二世）意识到我们的总参谋部提出的完善铁路的问题，我们对此很感兴趣”；“我向他（萨佐诺夫）解释了将道路扩充2倍、4倍的必要性”，等等。普恩加莱的记录甚至还让我们了解了俄国管理层内的权力之争：它发生在科科夫佐夫和军事指挥之间。俄国首相对在巴尔干的激进政策表示怀疑，作为金融界人士，他并不热衷于将大把大把的贷款都用到修建铁路这一目的可疑的商业行为上。面对普恩加莱的观点，他回复道，俄国近期正在“研究”改善铁路的问题。普恩加莱则坚持称：“考虑到时间很紧张，因为很有可能德国在俄国防线地带取得的战果将决定一切。”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平淡无奇的设想给科科夫佐夫留下的印象可想而知。普恩加莱认为，只有对方由此“感到不快”，俄国的军事指挥才能够在不直接咨询财政大臣（即科科夫佐夫）的前提下赢得法国政府的支持，以保证军事拨款。普恩加莱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给俄国施加压力，使其加强自己的武装。(https://www.daowen.com)
法国人自己也在按照说服俄国的那一套行事。1911年7月，约瑟夫·霞飞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当时，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正处于白热化阶段，这一任命使法国的战略握在一个信奉“进攻理论”的人手中。法国的军事家倾向于在将来与德国的对抗中采取防御性手段：1903年的第15号作战计划以及1909年的第16号作战计划都设想了在战斗的第一阶段采取防御性的调度，之后则在了解敌军意图的情况下进行决定性的反攻，这种思路与1910年苏霍姆利诺夫的调度计划截然相反。但是霞飞却修改了第16号作战计划，允许部队先发制人，从阿尔萨斯打入德国的领土，因为他认为“仅凭进攻就足以瓦解敌人的意志”。同时，他比他的前辈更积极地与法国的盟友和协约国伙伴搞好关系。作为法国方面，他推动了1911年、1912年和1913年召开的联盟内部会议，他与其俄国同僚日林斯基的友谊是他成功的关键。同时，他也与英国军事指挥人员有着密切的来往，尤其是与亨利·威尔逊。霞飞是第一位将英国远征军纳入自己的部署的法国军事战略家，他对第16号作战计划的修改就包括对集中在比利时边境的英国军队做出的细节性规定。
普恩加莱在霞飞那里发现了一个十分适合他自己的战略观的军事伙伴。诚然，两人之间在某些问题上也有分歧。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关于比利时的中立的问题。根据德国方面泄露的文件以及其他军事情报，如果爆发战争，德国人将通过中立的比利时对法国发动进攻。1912年2月21日普恩加莱新任总理时，当他在外交部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来商讨法国的防御部署时，霞飞提出了一项先发制人的策略——当然也是通过比利时来达成，霞飞认为，这是抵消法国在人数上不敌德国的唯一方法。英国当然会理解这项措施的需要，并且比利时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当时十分冷淡，这意味着甚至有可能提前与比利时达成共识。然而普恩加莱却断然拒绝考虑霞飞的意见，因为进攻比利时将会顶着冒犯英国舆论的危险，并且格雷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恪守他对巴黎的诺言。在法兰西共和国，民政权力是大大高于军事权威的，这是一个显著的特征。而普恩加莱的远见和智慧则在于，他将与东方国家的协议中高度带有攻击性的因素，与法国前线需要采取的策略性的防御姿态巧妙地结合起来了。这就是法国如何解决1914年几个交战国所面临的一大棘手难题的方式。
在普恩加莱胜任共和国总统之后，他继续对承诺进行强化。1913年春，泰奥菲勒·德尔卡塞被任命为驻圣彼得堡的大使，这是个明确的信号。德尔卡塞的任职期却很短，从一开始他就只打算在圣彼得堡待到1914年的法国选举。然而，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时离职的杰出（在位时间很长的）前辈的决定对法国的政策动向一点儿都不担心。在圣彼得堡的德尔卡塞和在巴黎的伊兹沃尔斯基，即联盟的双方大使都对德国有着强烈的主观上的憎恶。德尔卡塞的这种情感在近几年甚至变得更加强烈，当他东行的路上途径柏林时遇见朱尔·康邦时，据说他拒绝下火车，防止自己鞋子的灵魂被德国的土壤玷污。这位新任大使以其对铁路战略的专业性知识著称（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外交部长，德尔卡塞甚至向俄国政府施压，让他们修建铁路以对抗大英帝国）。不难想象，俄国媒体热烈欢迎他的上任，称“他好战的性格”将成为协约国的一笔资本。普恩加莱在给沙皇的介绍信中称，这位新任大使的目标是“进一步强化法俄联盟之间的关系”，之后还不厌其烦地向对方灌输向帝国西部防线修建军事铁路的重要性。伊格纳季耶夫称，德尔卡塞已经被法国政府授权，“让我们提出用于此事的任何数额的贷款”。
在他短暂的职业生涯（从1913年3月23日到1914年1月）中，德尔卡塞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他过于忙碌，以至于人们很少在圣彼得堡的社交场合见到他。在他第一次会见沙皇时（就在他到达的第二天），他强调了“完成铁路工作、实现总参谋部的意志”的重要性，并出奇招：直接请求科科夫佐夫提供必要的支持。他在圣彼得堡工作生活期间，除了萨佐诺夫和科科夫佐夫，德尔卡塞几乎不与任何人会面，就连英国大使都觉得和他约见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他向其俄国同人夸口说：“我了解俄国所有的外交政策，我身边的人对此却知之甚少。”德尔卡塞监督着诞生了法国巨额贷款成果的谈判：法国资本市场为俄国的私人铁路公司提供25亿法郎，有效期为5年，每年分期付款额度为5亿法郎；作为条件，西部的军用铁路要按照1913年共同商讨所设想的进行优化。1914年1月开始，莫里斯走上了德尔卡塞的位置，他和他的前辈并无二致，同样计划将战略性强化和处理外交政策问题的强硬作风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