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恩加莱的压力

在普恩加莱前18个月的总统任期里（直到“一战”爆发之前），他都在逐步提高法国军事计划的进攻性。他支持由法国内阁和参议院于1913年夏通过的《三年法案》，根据这一法案，法国军队的兵力提升至约70万人，使得与德国仅差5万兵力，并向俄国展示出法国真的要为了对抗“主要的敌人”而贡献自己切实的力量了。通过选任副总理、掌握国防部高层权力等措施，普恩加莱成为法兰西第三帝国成立以来最强势的总统。

而这一切行动都有着一层公众的意义。普恩加莱—米勒兰—德尔卡塞三人之间所形成的联盟关系引发了比利时驻法国大使纪尧姆男爵的注意。纪尧姆对普恩加莱一派所坚持拥护的《三年法案》表示震惊，虽然这帮助普恩加莱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但他也同时“忽视了其中不断滋生的不稳定因素”。纪尧姆在1914年1月写道，“正是普恩加莱、德尔卡塞和米勒兰三位先生”在现在的法国社会中“发起并推行民族主义、强硬外交政策和沙文主义政治”。他将此视为“当今欧洲最大的一次咎由自取”。普恩加莱不只是一个巴黎的贵族，纪尧姆在1914年5月写道，他同时也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通过自己的极端手段在全国赚取了人们对自己的支持。他是一个叱咤法国各地的优秀的演说家，所到之处得到的都是赞誉与支持。

尽管得到了全国这么多地区的支持，法国政治体制的内在波动性仍使普恩加莱当时的位置变得并不是那么稳定。在这个过程中，法国的高层也频繁出现变动，就连普恩加莱的亲信查尔斯·若纳尔也在短短两个月里离开了外交部长之位。接替他位置的外交部长皮琼则表现出一副与中央意见背道而驰的姿态，甚至开始在与德国的交往中表现出更加温和（或者说不再那么强硬）的姿态。当普恩加莱1913年归来时，他找了另一个傀儡替代皮琼。新任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加斯东·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在就职之前就已经承诺将继续遵循《三年法案》和普恩加莱的既有外交政策。总统希望缺少经验的杜梅格能彻底听命于自己。但他并没能如愿，因为杜梅格作为亲俄派的同时，暗地里也跟普恩加莱对着干，甚至任命了普恩加莱的死敌约瑟夫·卡约为财政部长，并逐步开始剥夺总统在外交政策讨论中的话语权。

普恩加莱始终在面对着一群强大且不择手段的政敌。1913年5月，当总统与天主教会高层的一次秘密谈话所达成的内部交涉遭到曝光并在内阁引起轩然大波时，他的政治图谋遭到重创。1913年春，普恩加莱和皮琼已经进行了一系列这种谈话，目的是选举一名能够支持法国的教皇继任者。这看起来似乎并无大碍，因为这能巩固法国在天主教国家中的地位。但在1914年之前的法国，一名政界的高层领导和天主教廷之间的此类协议很难让人接受，因为当时的法国政治文化本身就在抵制宗教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次讨论本来是绝对保密的，就是为了防止激进派及其支持者从中作梗。但在1913年4~5月，意大利驻法国使馆收到的三封电报披露了普恩加莱、皮琼和梵蒂冈之间的交涉。5月6日，内政部长让-路易–吕西安–克洛在内阁会议上公布了这些电文的内容。在随后爆发的舆论风暴中，皮琼威胁称如果此类电报继续被泄露，他将辞职。电报的泄露停止了，但覆水难收，因为这些敏感的材料日后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作为证明普恩加莱失职的证据。

这里还有一个进一步的、个人方面的问题：普恩加莱担任总统期间，通过一个私下的过场就迎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亨丽埃特。但1913年5月，在人们知道了亨丽埃特的前两任丈夫都去世了的消息后，他才迫于其妻子的压力，并遵循其不久前刚去世的老母亲的遗愿，正式通过宗教仪式迎娶了她。后来的这次仪式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普恩加莱一直担心泄露出去的话会影响自己的声誉。出于对此的担忧，他也费尽心思收买那些激进派的领袖人物，以防被抓住把柄。他甚至邀请亲英的激进派领袖和反普恩加莱一派的乔治·克里孟梭（后来拒绝了他的提议）共坐一叙。对于各种阴谋的担忧，直到“一战”爆发，一直伴随在这位总统左右。

换句话说，普恩加莱已经很脆弱了，甚至某些时候他可能将面临必须放弃自己现有政策的局面。民族主义的锐气于1914年年初便开始消退，形成了另一股复杂的力量。普恩加莱在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人士的眼中“逐渐成为遭人厌恶的对象”，他的政敌克里孟梭和卡约也抓住一切机会向他发起口诛笔伐。最令人担忧的是，如此之下产生的新的对立局势可能迫使《三年法案》被废除，并由此让法俄同盟变得不那么稳固。1914年4月26日和1914年5月10日的大选带来的颠覆性影响已经很难准确定位了，但这意味着《三年法案》的根基开始动摇。随着1914年6月2日杜梅格政府的垮台，普恩加莱不得不去寻求另一个可以拯救这项法案的政治伙伴。经过几次碰壁之后，普恩加莱和前社会主义者勒内·维维亚尼（René Viviani）搭上了线，后者在6月12日组成了一个新的内阁，在17个内阁成员中，有10个人都支持《三年法案》。当新的政府于6月16日再次赢得大多数支持时，内部的危机似乎平息了。《三年法案》安全了，至少暂时是如此，但这种状态又能持续多久呢？

国际问题的发展引发了更多的关注。1913~1914年，巴黎的政策决策者们对俄国势力的增强变得尤为关注。法国军方观察员报告称，俄国的军队自对日战争的挫败后已经取得巨大的发展；俄军士兵是“一流的，坚韧的，训练有素的，有着强烈的纪律性和对国家的巨大忠诚”，俄军也在为了战胜其“最终的敌人”而时刻准备着。法国金融专家证实了俄国的这些情况。巴黎证券交易所的资深经纪人M·德韦纳伊（M·de Verneuil）长期研究俄国的经济。德维纳伊曾长期参与俄法之间的商贸活动，在此期间，他也曾前往圣彼得堡，探讨科科夫佐夫政策下法国新贷款的事宜。在1913年7月7日的一封信里，他向外交部长皮琼报告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德维纳伊对俄国的经济发展持一种极为乐观的态度，但从他最近到访俄国的经历来看，真实的情况甚至超出了他的预期：(https://www.daowen.com)

我很清楚地感觉到，在接下来的30年里，我们将目睹俄国在经济方面一个空前的成长，这将相当于（如果保守地说，不会超过）美国19世纪末所发生的那些巨大的变革。

不仅德维纳伊有这种感觉：在1914年，法国驻圣彼得堡外交官的报告中也提到了俄国“巨人”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有着“一流的”士兵和“无尽的权力”。在参加了那年春季的演习后，该外交官更是激动地表示：“我看的越多，就越觉得惊叹，俄国人真是我见过的最强的人种。我在任何其他的军队中都感觉不到这种源源不竭的力量与能量。”媒体的一些报道则加剧了这种感觉。1913年11月，法国《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位驻俄国通讯员在文中宣称：

我们不能过于夸赞俄国军队的强劲，这容易让人联想到法国自身的问题，在法国，军费开支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而俄国人完全不用担心这些。在这场军备竞赛中，俄国比任何人都更有优势取胜。俄国的人口随着其财富的发展而增长，也让军队的扩大成为可能。他们也完全没必要抑制这种增长。

而将此看得最严重的正是普恩加莱自己。

所有这一切，从表面来看都对法俄同盟是好事。但在巴黎，也给人们带来了挥之不去的疑惑。如果俄国变得足够富有、强大，以至于不再需要依靠法国的援助，那局势又将如何发展？最起码，俄国的这种快速发展肯定会让局势变得不利于法国政府，因为正如一名外交官在1914年2月表示的：“俄国每多获得一分自立的力量，就将多挣脱一分来自我们的控制。”而法国这种忐忑的心情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可笑：这完全是建立在对于俄国经济和军事实力过度的评估之上的。但这些错误的判断已经足够让法国人乱了阵脚，在结合了其他情况之后，法国政府认为目前针对德国的手段也难以为继了。

在1914年6月底，令普恩加莱自己也感到吃惊的是，他还在保持镇定。他的政策是安全的，至少在目前政府垮台之前是这样的。勒内·维维亚尼在与议会的周旋方面是一个得力的助手，但在外交事务上则完全是个新手。万一国内政治危机升级，作为总统应该是可以轻松控制住局面的。积极的军事政策和对巴尔干地区的战略保持不变。但从中长期来看，普恩加莱一派的未来显得就不那么明朗了。这种奇怪的政治组合也将在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爆发之后影响法国的政策。就像其他很多因这件事而陷入困境的决策者们一样，普恩加莱也将面临分秒必争的压力。